誰在捍衛這個世界的和平?認識近六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2026年諾貝爾和平獎公布,得主是一位85歲的南非法學家納維・皮萊(Navanethem“Navi”Pillay)。她一生致力於國際司法,從南非種族隔離、盧安達種族滅絕,到加薩戰爭中的人權問題,都曾參與其中。
回顧至今六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他們有的是記者,揭露政府不願讓人民知道的真相;有的是女性人權運動者,為自由付出多年牢獄代價;有的是原子彈倖存者,花了大半生告訴世界核武器帶來的災難。也有人試圖透過民主制度、歷史記憶與國際法庭,減少國家暴力與戰爭。
從2021年至2026年,六屆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六位個人與三個組織。他們的故事,也讓我們重新思考:究竟什麼樣的行動,能讓這個世界更加接近和平?
2026|當世界失去秩序,誰來捍衛國際正義?
納維・皮萊(Navanethem Navi Pillay)|南非|國際法與人權
2026年10月9日,85歲的南非法學家納維・皮萊正在德國紐倫堡參加一場國際司法論壇。當她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正在這個當年審判納粹戰犯的歷史法庭裡。
這個場景恰好濃縮了她一生的工作:如何讓掌握權力的人,仍然必須為自己犯下的罪行負責?
1941年,皮萊出生於南非德班的印度裔家庭,在種族隔離制度下成長。1967年,她開設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成替受到種族歧視與政治迫害的人辯護。南非民主化後,她進入司法體系,1995年獲任南非高等法院代理法官,同年被選為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法官,在處理1994年盧安達種族滅絕案件時,她參與確立了一項歷史性的法律原則:性侵與強暴在特定條件下,也可能構成種族滅絕罪。
後來,她擔任國際刑事法院法官、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持續參與國際人權與戰爭罪行的調查。2025年,她主持的聯合國調查委員會認定以色列在加薩犯下種族滅絕行為,以色列政府則強烈否認這項結論。這是調查委員會的認定,並非國際法院已作出的最終裁決。
今年的諾貝爾委員會強調,國際法體系承受巨大壓力,相關機構正遭受攻擊。皮萊獲獎數小時後,川普在Truth Social發文指委員會「貶低」了這個獎。皮萊一生的工作,體現了和平獎長久以來的一項信念:國際爭端應該受到法律約束,國家領導人也不能因為擁有權力,就免於法律責任。

2025|爭取民主,也是在爭取和平
瑪麗亞・柯琳娜・馬查多(María Corina Machado)|委內瑞拉|民主運動
委內瑞拉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石油資源之一,卻在長期政治危機與經濟崩潰中,出現嚴重通貨膨脹、大規模人口外流,以及民主制度持續受到侵蝕的問題。
1967年出生的馬查多在2002年和他人共同成立公民組織「加入」(Súmate),推動選舉監督與公民參與,逐漸成為反對派的重要人物。2010年,她當選國民議會議員,2014年遭解除議員職務。2023年,她投入隔年的總統選舉,並在反對派初選中獲得壓倒性支持。但當局禁止她參選,她於是轉而支持另一位反對派候選人艾德蒙多・岡薩雷斯(Edmundo González Urrutia)。
2024年總統選舉後,官方宣布馬杜洛勝選,反對派則公布大量投票紀錄,主張真正勝選的是岡薩雷斯。這場選舉爭議成為委內瑞拉政治危機的重要轉折,也讓馬查多長期面臨安全威脅。
諾貝爾委員會在2025年將和平獎頒給馬查多,表彰她推動民主權利,並爭取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政治的和平轉型。委員會強調,以選票與制度解決政治衝突,是建立持久和平的重要條件。
但她的政治路線同時引發爭論。馬查多支持美國推翻馬杜洛政府,2026年1月更將自己的和平獎獎章贈送給美國總統川普,以表達政治支持。支持者強調她長年爭取自由選舉的貢獻;批評者則質疑依賴外國軍事力量與施壓手段,是否符合和平轉型的理想。

2024|當親歷原爆的人逐漸凋零,誰來記住核戰爭的恐怖?
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團體協議會(Nihon Hidankyo)|日本|廢除核武
1945年8月,美國在廣島與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數以萬計的人瞬間死亡,更多倖存者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承受輻射傷害、疾病、失去親人的痛苦,以及社會歧視。
在日本,這些經歷過原爆的人被稱為「被爆者」。
1956年,各地的被爆者團體共同成立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團體協議會,簡稱「日本被團協」。他們的工作有兩個主要方向:爭取倖存者應有的醫療與生活保障,同時推動全面廢除核武器。數十年來,他們前往學校、國際會議與聯合國,向從未經歷戰爭的世代說明原爆造成的傷害。他們保留證言、出版資料,也要求各國政府正視核武器對平民造成的毀滅性後果。
對於國際核武政治而言,這些證言的意義遠遠超過歷史記憶。
二戰結束後,核武器始終是大國戰略的一部分,但國際社會也逐漸形成一項重要規範:即使擁有核武器,也不應再次使用。這被稱為「核武禁忌」,而原爆倖存者長達數十年的公開見證,是支持這項規範的重要力量之一。
2024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被團協,表彰他們持續爭取無核武世界,以及透過親身證言提醒世人核武器絕不能再次使用。

2023|一位缺席的得獎者,如何成為自由的象徵?
納爾吉斯・穆罕默迪(Narges Mohammadi)|伊朗|女性權利與人權
2023年12月,挪威奧斯陸舉行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但得獎者納爾吉斯・穆罕默迪無法出席。當時她正被關押在伊朗德黑蘭的埃文監獄,由居住海外的兩名子女代替她領獎。
1972年出生的穆罕默迪,年輕時便投入伊朗的民主與女性權利運動。2003年,她加入由另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希琳・伊巴迪(Shirin Ebadi)創辦的人權捍衛者中心,長期反對死刑、酷刑及對女性的制度性歧視。
她為此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截至2023年獲獎時,伊朗當局已經逮捕她13次,五度將她定罪,累計判處31年徒刑與154下鞭刑。
2022年9月,22歲的庫德族女性瑪莎・阿米尼(Mahsa Jina Amini)遭伊朗道德警察拘留後死亡,引發全國大規模抗議。即使身陷監獄,穆罕默迪仍持續透過聲明與書信支持這場運動。
獲獎並未讓她免於政治迫害。2025年12月,她再次遭到拘捕,並於2026年被判處新的刑期,今年5月她因健康問題獲得保釋。
諾貝爾委員會將獎項頒給她,是為了肯定伊朗女性爭取基本權利的努力。她的經歷讓我們看見,和平也涉及國家如何對待自己的人民:從女性是否有權決定自己的穿著,到人民能否自由表達意見,都是當代人權運動的重要議題。

2022|一位政治犯與兩個人權組織:戰爭發生時,誰來留下證據?
阿列斯・比亞利亞茨基(Ales Bialiatski)、紀念協會(Memorial)、公民自由中心(Center for Civil Liberties)|白俄羅斯、俄羅斯、烏克蘭|人權與戰爭罪行調查
2022年2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歐洲爆發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戰爭之一。同年10月,諾貝爾委員會作出一個特別的決定:將和平獎共同頒給來自白俄羅斯、俄羅斯與烏克蘭的一位人權運動者和兩個公民組織。
白俄羅斯得主比亞利亞茨基是1996年成立的人權團體「春天」(Viasna)創辦人。他長期記錄政治犯遭受的迫害,協助被捕抗議者及家屬,也因此多次入獄。2022年獲獎時,他仍被關押,直到2025年12月才在美國斡旋的囚犯釋放協議中獲得自由,流亡挪威。
俄羅斯的「紀念協會」成立於1980年代末,最初致力於保存史達林時期政治迫害的歷史,之後也調查車臣戰爭等衝突中的人權侵害。俄羅斯當局在2021年下令解散其主要組織,但成員仍持續投入人權與歷史記憶工作。
烏克蘭的「公民自由中心」則成立於2007年,推動民主與法治。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該組織開始記錄遭占領地區的人權侵害;2022年戰爭全面爆發後,更積極蒐集俄軍涉嫌犯下戰爭罪行的證據。
三個得主的處境與工作各不相同,卻共同說明公民社會在衝突中的作用。當國家試圖隱瞞政治迫害,或戰爭使司法難以運作,需要有人保存受害者的證詞、文件與歷史紀錄。諾貝爾委員會透過這次共同授獎,肯定這些組織與個人在維護人權、民主及和平共存方面的貢獻。在戰爭結束之前,記錄罪行本身,就是未來追究責任與尋求正義的重要準備。

2021|當說出真相變成危險的工作
瑪麗亞・瑞莎(Maria Ressa)、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菲律賓、俄羅斯|新聞自由
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出現了兩位特別的得主:他們既不是國家領導人,也不是外交談判者,而是兩位每天與新聞、採訪及編輯工作為伍的記者。
菲律賓記者瑪麗亞・瑞莎曾長期任職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012年共同創辦數位新聞媒體《Rappler》。這家媒體以調查報導聞名,尤其持續追蹤菲律賓前總統杜特蒂政府的掃毒行動、法外處決爭議,以及社群媒體如何成為散播不實資訊、攻擊政治反對者的工具。
瑞莎因此面臨多起訴訟與政治壓力。她也不斷提醒國際社會,在社群媒體平台主導資訊流通的時代,虛假訊息、政治宣傳與演算法可能侵蝕民主社會共同認識事實的能力。
另一位得主穆拉托夫則是俄羅斯獨立報紙《新報》(Novaya Gazeta)的共同創辦人與總編輯。1993年創刊的《新報》,長期報導俄羅斯政府腐敗、車臣戰爭與人權侵害,包括2006年遭槍殺的著名調查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Anna Politkovskaya),便曾任職於此。
2022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新報》在俄羅斯境內暫停出版。穆拉托夫則將自己的諾貝爾和平獎獎章拍賣,最終以1.035億美元成交,款項用於援助因戰爭流離失所的烏克蘭兒童。
2021年諾貝爾委員會選擇這兩位記者,理由是新聞與言論自由是民主及持久和平的先決條件。人民必須能夠了解掌權者做了什麼,才能監督政府、質疑戰爭,並追究濫權行為。對兩位得主而言,報導真相不只是一種新聞專業,也是公民社會維持自由與民主的重要工作。

和平,究竟需要什麼?
這六屆諾貝爾和平獎反映了當代世界幾項最嚴重的問題:民主制度受到侵蝕、女性權利遭到壓迫、核武威脅持續存在、新聞自由受到攻擊,以及國際法能否約束國家暴力。
有些得主獲獎後的政治選擇受到批評,有些人權運動者即使獲獎,仍然無法免於監禁與迫害。獎項所表達的理想,與現實世界中的政治衝突,始終存在落差。
每一位得主都只是一個人或一個組織,但他們的故事提醒我們,這個世界多麼迫切需要自由、真相、人權與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