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見證27次革命的波蘭傳奇記者卡普欽斯基

卡普欽斯基是個十分迷人的導遊，他具有無窮的毅力，洗練的文筆，童心未泯的好奇，以及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所擁有的文化修養。——《紐約時報》「書評週報」

童年泰戈爾唱誦《奧義書》

印度之旅，讓我初次接觸到「異質性」，發現到一個新世界。同時，這也是學習謙卑的重要一課。是的，印度的世界教會了我謙卑。我的無知，見聞之貧乏，都使我羞慚地從這趟旅程歸來。我這才領悟到一件其實顯而易見的事：一個文化，不會只因我向它揮揮手，便自動對我揭露其奧秘；要接觸這樣的異質文化，自己必須先徹底而詳細地做足功課。

對於印度這堂課，對於去了印度後才發現自己原來必須先做好數量龐大的功課，我最初的反應是，跑回家，回到我熟識的地方，回到我的語言環境，回到我已熟悉的符號和象徵所構成的世界。我想要忘掉印度，在我心中，印度象徵了我的失敗：其龐大和多樣性；其貧窮和豐饒；其神祕和不可理解，在在令我受挫，令我震驚，最終擊敗了我。我於是重新拾起僅限於波蘭國內旅行的樂趣，我很樂於只報導波蘭人民，跟他們交談，聆聽他們想說的事。我們因有共通的經驗而相一致，我們可在片刻之間就瞭解彼此。

可是，我當然忘不了印度。波蘭的冬天愈是苦寒，我就愈容易想起燠熱的喀拉拉省（Kerala）。波蘭的黑夜降臨得愈早，喀什米爾（Kashmir）眩目的日出景象就愈是歷歷在目地浮上我腦海。我眼前酷寒和降雪的世界，不再那麼單調一致，而已漸呈多彩變化：我的經驗世界裡寒、暑並存，白雪皚皚，同時也綠意盎然、花兒盛開。

印度喀什米爾省

我一有點空閒（因為報社的工作繁多，其實只有一些零碎時間），口袋一有點閒錢（不幸的是，錢又比時間更稀少），就到處尋找有關印度的書籍。我探訪尋常書店、古籍交易商，大多時候是徒勞無功的。但我曾在一家中古書店，覓得一本一九○七年出版，多森（Paul Deussen）所撰《印度哲學提綱》（Outlines of Indian Philosophy）。多森教授是德國優秀的印度學專家，也是哲學家尼采的朋友。他如此解釋印度教思想的精義：「此世為『摩耶』，亦即『幻』。……一切皆是空幻，唯有一例外，唯有我的個體靈魂[即我的『阿特曼』（Atman）]是例外，……。當一個人的個體靈魂與宇宙靈魂（梵）合為一體（即梵我一如），便無欲無求，因他已擁有了一切；達到梵我一如，一個人對宇宙便無傷無害，因為一個人不會傷害自己的個體。」

《印度哲學提綱》（Outlines of Indian Philosophy），保羅多森（Paul Deussen）著，1907年出版。

多森對歐洲人多所責難。他曾數落道：「歐洲人因為懶散的緣故，想逃避研究印度哲學。」而「失去信心」，可能是更精確的原因。由於四千年來綿延不絕的發展，印度哲學已逐步形成一個極為廣大而不可測度的體系，以致於大家都被嚇壞了，只剩下敢於冒險、滿腔熱情的人仍不退縮。再者，印度教的體系中，深不可解之處實在數不清；其中所蘊含的豐富變化，又有諸多明顯的相互矛盾、強烈反差，在在令人困惑至極。印度教的每一件事物，都可極其自然地轉化成自身的對立面。有形物質與神秘現象之間，無時不在流轉與變動。此物可轉變為彼物；或者，此物本就是彼物，從來未曾變，也永遠不變。存在轉化成空無，崩解、變形為宇宙，成為無所不在的梵天，成為一種神聖狀態，可消失於深不可測之空無的最深邃處。

印度教有數不清的神祇、神話、崇拜，數百種變化多端的思想流派、傾向，數十種解脫的道路、臻至美德的道路、淨化的修行方式以及禁欲的規範。印度教的世界至廣至大，足以容下每個人、每種事物，可以相互接納、寬容、和諧、融洽。印度教聖典的數量之大也很難計算，光是《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一部，譯成十六音節的詩行就多達二十二萬行，長度是《伊里亞德》（Iliad）與《奧德賽》（Odyssey）加起來的八倍。

有一天，我在一家古籍坊覓得一本由瑜伽行者拉馬喀拉卡（Yogi Ramacharaka）於一九○五年出版的著作，書名是《印度瑜伽行者的呼吸科學：東方吐納哲學完全手冊》（The Hindu-Yogi Science of Breath: A Complete Manual of the Oriental Breathing Philosophy）。拉馬喀拉卡闡釋：呼吸是人類最重要的活動，因為我們通過呼吸來與世界交流。如果我們停止呼吸，我們便停止存活。是故，我們呼吸的品質，決定了我們生活的品質，也決定了我們是否健康、強壯、聰慧。作者繼續說，不幸的是，絕大多數人（尤其是西方人）的呼吸很拙劣，世上的病痛、殘疾、憂鬱症狀那麼多，原因在此。

《印度瑜伽行者的呼吸科學：東方吐納哲學完全手冊》為瑜伽行者拉馬喀拉卡（Yogi Ramacharaka）於一九○五年出版的著作。

我經常苦於元氣不足，所以對於這種能夠發展出創造性能量的運動，格外有興趣。作者建議：「在地板或床上平躺，完全放鬆，雙手輕放於太陽神經叢上（腹腔之上，左右邊肋骨分開處），有節奏地一呼一吸。待節奏完全建立後，每一吸，將可吸入更多的宇宙所供給的普拉那（prana，即生命能量），人的神經系統會接納普拉那，儲存於太陽神經叢。吐氣時，普拉那將散佈至全身……」

我快讀完《印度瑜伽行者的呼吸科學》的時候，買到了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所寫的《孟加拉掠影》（Glimpses of Bengal，出版於一九二三年）。泰戈爾是作家、詩人、作曲家，也是畫家。世人將他與歌德（Goethe）、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相提並論。一九一三年他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泰戈爾小時候[家裡的人暱稱他「小拉比」（Rabi）]，身為孟加拉王室的婆羅門種姓後裔的他就極為出眾。他曾經寫道，他對父母的順從，在學校的優秀成績，以及信仰上的虔誠，都被視為楷模。他曾回憶道，清晨天還未亮時，父親就叫他起床，背梵文的語尾變化。片刻過後，黎明已至，父親誦念完祈禱文後，會斟一碗晨乳給他喝下。最後，他在父親的陪伴下，再一次面向神，並且唱誦《奧義書》（Upanishads）的詩文。

我試著想像這幕場景：曙光初露，父親就與睡眼惺忪的小泰戈爾，站著面向日出，唱誦著《奧義書》。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哲學詩歌《奧義書》雖是三千年前的作品，仍鮮活地在當今印度的精神生活中躍動。當我知道了這一點，又想到還是個小男孩時泰戈爾便以唱誦《奧義書》詩歌的頌節來迎接晨星，我不禁懷疑，我是不是永遠沒法理解這樣的一個國度了。居然有個國家的兒童是以唱誦哲學詩歌做為一天的開始，太不可思議了。

泰戈爾是加爾各答人。我在他出生的這個龐然巨怪般的大城市，遇見了下面這樣的事。當我在飯店房間裡讀著希羅多德時，有警笛的鳴叫聲自窗外傳來。我跑出去看，幾輛救護車正呼嘯而過，人們紛紛跑進屋舍閃避，一群警察忽從角落衝上來，用長棍追打奔逃的行人。我好像聞到瓦斯味，還有東西燒焦的味道。我想弄清怎麼回事。有個手拿一顆石頭的男子衝過我身旁時，叫嚷著：「這是語言戰爭！」然後急忙跑走。語言戰爭！我不清楚其內容細節，但之前就隱約察覺到，在印度，語言的衝突，是有可能以暴力和流血的型式來展現的，諸如示威抗議、街頭衝突、兇殺，甚至於自焚的行為。

日後行走世界各地，唯有在印度我曾感覺到，我對英語的陌生其實沒什麼要緊—在這裡只有上層菁英才說英語。不到人口的百分之二呢！其他人民則各使用數十種其他語言中的某一種。就此意義而言，我之不諳英語，於我倒別有一種幫助，因為我到訪的城市裡的普通百姓、村莊的農民，反而覺得我更平易近人。我們（我與五億印度人民）都在同一條船上！

雖然這樣子想，能夠安慰我，卻也困擾著我—我心裡納悶，為何不諳英語會令我困窘，而不諳印地語（Hindi）、孟加拉語（Bengali）、古加拉特語（Gujarati）、泰盧固語（Telugu）、烏爾都語（Urdu）、泰米爾語（Tamil）、旁遮普語（Punjabi）、或者其他多種印度語言（只要在印度有人使用的），卻不令我困窘？這跟接觸的深淺，應該沒有關係才對—因為我那時對英語的了解，其實跟我對印地語或孟加拉語的了解一樣淺薄。那麼，是我內心的歐洲中心觀點在作祟嗎？難道我認為一種歐洲語言，比起這個我作客其中的國度的各種本土語言都來得重要？抱持英語優越說，將觸犯印度人的尊嚴；印度人與自己的本土語言，有著微妙而重要的關係。他們隨時可為了捍衛母語而慷慨就義，在柴堆上自焚。此種對母語的熱情與剛毅，源於這樣的事實：在印度，認同，乃由一個人所操的語言決定。舉例來說，孟加拉人的定義，就是母語為孟加拉語的人。語言，就是一個人的身分證，就是其人的臉，甚至其人的靈魂。是故，明明跟語言風馬牛不相及的衝突事件（例如社會衝突、宗教衝突等），也可以牽扯為語言戰爭。

我尋覓關於印度的書籍的同時，也會順道問問店裡有沒有關於希羅多德的書。希羅多德同樣令我感興趣，事實上，我簡直迷上了他。旅印期間，每當我心裡焦慮和困惑的時刻，他總陪在身旁，以他的作品幫助我，令我不勝感激。從他行文的語氣來看，他似乎對人脾氣很好，對世界很有好奇心。他總有問不完的問題，隨時準備要上路漫遊個幾千公里，逐一尋找那些問題的答案。

本文摘錄自《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二版）》／瑞薩德．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著．允晨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瑞薩德．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

瑞薩德．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ściński)，波蘭名氣最大的駐外記者，足跡遍佈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尤其鍾情於採訪第三世界國家。1932年生於平斯科市（Pińsk，現位於白俄羅斯境內），他在亞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地採訪逾四十載。

一生曾見證二十七次革命或政變，曾經四度被判死刑，多次死裡逃生。他從新聞寫作發展出一種獨特的「報導散文」風格，傳達出他考察事件的深度與洞察人性的智慧。他的著作甚受波蘭以及各國讀者喜愛，作品已譯為將近三十種文字，曾六度獲得諾見爾文學獎提名。他的代表作有：以衣索比亞末代皇帝的晚年為主題的《皇帝》(The Empperor；以革命前後的伊朗為中心《伊朗王中的伊朗王》(Shah of Shahs)；走遍前蘇聯各地，足跡踏過六萬英哩，訪談超過一千五人所集結而成的《帝國》（Imperium）；以及見證許多崛起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系列散文集結而成的《足球戰爭》（Soccer War）等書。其著作已有二十八種語文的翻譯。卡普欽斯基於2007年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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