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陳耀昌：以醫學、文學與歷史重構島嶼的 DNA
陳耀昌醫師在2025年11月17日清晨在台大病房辭世。他是被稱為「骨髓移植教父」的血液腫瘤權威，但也是用小說為島嶼診斷病史的作家——把一段段被遺忘與模糊的台灣史，重新寫回公共記憶的人。
陳耀昌1949年生於台南，自稱身上流著西拉雅族與荷蘭人的血統。
在醫界，他是標準的「第一」：在台大擔任血液腫瘤科醫師三十多年，1983年完成台灣第一例骨髓移植，後來又創立國衛院幹細胞研究中心，推動骨髓庫與幹細胞治療。
但這些「現代醫學」的成就，讓他反向去探索「歷史」：對血液、基因和疾病地理分布的敏感，讓他意識到，台灣人的身體裡藏著一部未被好好書寫的島嶼史。在2015年出版的《島嶼DNA》裡，他用鄭成功與周杰倫的基因特徵、鼻咽癌的流行病學、幹細胞與安樂死的爭議，去拆解我們以為單一、純粹的民族想像，指出台灣其實是一個百越、平埔、漢人、白人甚至阿拉伯血脈交織的島。
對他而言，這不只是生物學的問題，而是島嶼的身份認同：這座島上的人從哪裡來？誰被寫進史書，誰被留在「邊緣的血統」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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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故事是多族群的故事
他的文學出道是《福爾摩沙三族記》——一部橫跨荷蘭時期至鄭氏來台的百年史詩小說。故事的舞台不是漢人中心，而是荷蘭人、平埔族、漢人三族三方在福爾摩沙的相遇與衝突。
真正讓更多讀者認識他的，是台灣史花系列三部曲：《傀儡花》、《獅頭花》、《苦楝花》。
《傀儡花》 以羅妹號事件及恆春半島為舞台，描寫十九世紀西方勢力與原住民族、清帝國在南台灣交會的緊張地帶。這部小說獲得2016年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後來被公共電視改編為《斯卡羅》，讓原本只在歷史課本幾行字裡出現的事件，成為全台收看的影像記憶。
這三朵花開在不同時間、不同地理位置，卻把原本零散、片斷、只存在於族群記憶或地方文史紀錄中的歷史，轉化為動人的故事與完整的歷史敘事。
更重要的是，他刻意選取「衝突邊界」——海角、邊城、山線、後山——作為故事現場。那是各種權力激烈碰撞的地方，也是被中央史觀忽略的邊緣，讓這些邊界成為故事中心，宣稱：台灣的歷史不在權力中心，而在那些被迫移動、被迫流亡的人身上——尤其是要讓沈默的原住民在歷史上進行多重發聲。
從歷史考證到想像力的文學方法論
在一次講座裡，陳耀昌談到，歷史和醫學一樣，都必須重視邏輯與實證，要實地踏查、訪問，像做病史一樣去找出真相；另一方面，他也說，真正的歷史小說家，「是能感應到祖靈或神鬼的人」。
大節不踰矩，小節出入可也。──這是他的信念
一方面，他是冷靜的醫師，習慣看數據、看檢驗報告、看史料。他為作品做的考據，從荷蘭檔案到日治時期行政文書，從族譜到口述訪談，都是按醫學標準在查證。
另一方面，他又承認，歷史不只是「證據」，還有大量無法被檔案收錄的幽靈——被屠殺沒有留下紀錄的原住民、在殖民體制中被抹去名字的人、在戰亂中失蹤的小人物。小說給了他一個空間，可以在尊重史料邏輯的前提下，用想像去為這些幽靈編織可能的生命。
他特別喜歡強調，常加入愛情的元素，像是《傀儡花》裡虛構了客原混血的潘蝶妹一角，畢竟故事太單調就會沒人想看。
「為台灣留下歷史、為歷史留下台灣」
陳耀昌六十歲以後才正式大量寫小說，並獲得台灣文學獎金典獎、台灣歷史小說獎等肯定。
對他來說，台灣史是一再發生的「流亡、包容、感恩」三部曲：外來者不斷登岸，本地族群被迫遷移、適應，其後在衝突與混雜中尋找新的共存方式，最後對這片土地形成難以割裂的情感。
「台灣史有太多被誤解的、空洞的地方，我希望我可以補上。就像吳密察說我是『另類的歷史書寫』。他承認我寫的是歷史，不是憑空編造的小說。」這是他的使命，也讓他成為台灣文學史最獨特的存在。
為台灣留下歷史、為歷史留下台灣。──是他寫作最深的信念。
在一個台灣史會輕易地被政治立場簡化、被教科書重新剪裁、被陰謀論與假新聞污染的年代，陳耀昌用生動豐富的文學筆法，打開台灣歷史與文學對話的可能，挖掘被被凐沒、被遺忘、被邊緣化的歷史，讓台灣人重新認識自己的記憶，重新思考我們是誰。
這也是陳耀昌留給我們的功課：如何持續用文學、紀錄片、研究，去挖掘更多尚未被說好的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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