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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本遺棄、被盟軍關押:《無處安放的記憶》揭開二戰海外臺灣人的悲劇——一夜之間從商人變囚犯

被日本遺棄、被盟軍關押:《無處安放的記憶》揭開二戰海外臺灣人的悲劇——一夜之間從商人變囚犯

《無處安放的記憶》深入挖掘了被大敘事遺忘的臺灣人二戰記憶。透過南太平洋戰場的軍伕、戰犯與海外臺商的真實際遇,探討臺灣人在殖民與國族政權更迭下,如何面對身分認同的掙扎與戰後的集體失憶。書中跨越民族與國殤框架,試圖還原那代人被壓抑的戰爭經驗,重構屬於臺灣庶民的歷史倫理。

「當時持有日本國籍的父親,因當局視為在留日人而被荷蘭警察逮捕,甚至於最後還被強制押進澳洲坎培拉的集中營。 他是碰巧因商務而住在巴達比亞[現雅加達]旅社時,被警察從清晨睡夢中喊醒,只提著一隻皮箱, 來不及換穿衣服就被押走。他留在馬蘭的財產全被官憲沒收,住屋以及農園則任當地居民搶奪。以數十年的歲月及血汗辛苦建立的基礎,轟然地一下子崩塌。」──柯生得(磯村生得),一九八一年出版回憶錄《失落祖國的人》

「因此,無論從那個角度來看、而且在所有的層面,臺灣人在戰爭期間,都是敵國人民。(……)我們在香港已經非常習慣於看到臺灣人,無論是作為日本軍隊的一員,或是在赤柱的戰俘營持武器擔任看守員。」──時任香港首席大法官Sir Atholl MacGregor,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

時任香港首席大法官Sir Atholl MacGregor(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作為日本的殖民地,臺灣人在二戰中除了受到戰爭的影響,同時也在殖民體制之下受到被日本統治的影響。這特殊的雙重因素不只是在戰爭期間影響臺灣人的生活,在戰爭結束之後仍然持續的對部分臺灣人帶來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在海外的臺灣人。

在戰爭開始之前,有許多臺灣人就已經把握了各種機會到海外發展,或經商、或工作、或求學。根據日本官方在一九二○ (大正九)年的統計,居留在海外的日本「內地人」有 四十二萬八千六百三十九人,而臺灣人則有四千七百五十一人。到了一九三○(昭和五)年,內地人的人數成長至五十萬六千四百二十二人,臺灣人則有八千六百九十二人。根據當時的統計,在地理分布上,臺灣人居留海外人數最多的是中華民國,有七千六百人; 其次是荷領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Netherlands East Indies,即今日的印尼),有六百八十四人,其中大多數(六百五十七)在爪哇島(Java)。在香港總領事館管內的臺灣人,則有五十一人。在一九三○年代,臺灣人持續前往海外各地發展,人數也持續的成長。但是到了一九四○年代,隨著日本帝國勢力在亞洲各地的擴張,許多海外臺灣人所居住的地方都陸續被日本軍隊占領。這使得臺灣人雖然身在海外,卻也身處在日本帝國的控制和影響之下。

對海外臺灣人的影響更延續到戰後。當戰後各盟國政府在東南亞各地恢復統治,進而將「敵國」/「戰敗國」日本的人民不分老幼的關入集中營時,臺灣人也被視為日本人來對待,因而受到集中拘留。根據學者的統計分析,二次大戰結束時在東南亞的臺灣人人數有五萬五千人;以此數字做保守的估計,其中曾經被各個盟國政府─包括中國和統治東南亞各地的英國、荷蘭、法國等殖民政府─拘留、集中管理,而後被迫遣返回臺的臺灣平民人數應該在數萬人之譜。

澳洲軍人押送台灣人民登船(圖片來源:民視新聞網)

單以澳洲為例,根據澳洲官方在戰後詳細的統計,在戰爭期間,超過五千名的日本人平民和戰俘曾經先後作為「被拘留者」被監禁在澳洲各地的集中營裡面。相較之下,臺灣人在澳洲成為「被拘留者」的人數雖然不及日本人來得多,但是數量也相當可觀。在澳洲國家檔案館的文件紀錄當中,筆者初步的統計發現,二次大戰期間在澳洲的「被拘留者」其國籍登記為「Formosan」(臺灣人)的紀錄竟然超過三千七百筆。受限於時間與人力,筆者尚未能完成有系統而完整的整理,因此無法完全地排除其中的錯誤紀錄或是重複紀錄者。但是若以此數字作最保守的估計,戰爭期間在澳洲受到拘留的臺灣人應該在一千至兩千人之間。當中除了部分是戰俘的身分而受到拘留之外,大多數被拘留在澳洲的臺灣人其實是平民。他們的相關歷史,至今在臺灣仍然鮮為人知。

更值得注意的是,或者應該說是令人感到驚訝的,澳洲方面的相關歷史研究也幾乎完全忽略了二次大戰期間曾經在澳洲被拘留的臺灣人。澳洲的拘留文件顯示,從一開始的國籍登記,澳洲當局就很清楚的將臺灣人與日本人做出區隔。因此,在人數的統計上沒有理由將臺灣人視為日本人來一併計算。但是,在澳洲的相關統計與研究當中,卻幾乎沒有對臺灣人的記載。例如由澳洲國家博物館所執行並出版的研究就指出,「在一九四二年拘留 的高峰,有一萬零七百三十一名被拘留者遭到監禁:其中,有四千零二十二名日本人,三 千八百三十六名義大利人和二千六百六十一名德國人」。這項數字包含了「本土拘留者」,也就是原來就居住在澳洲國內的「敵國」人民,以及所謂的「海外拘留者」,也就是在澳洲以外的地區遭到拘留,而後再送往澳洲監禁的「敵國」人民。大多數的臺灣人,如同上述的幾位在荷屬東印度群島遭到拘留,而後再送往澳洲監禁的臺灣人,都屬於海外拘留者。但是很明顯的,澳洲方面的統計完全忽略了被拘留的臺灣人。而另一份由澳洲國家檔案館出版的研究報告則更細緻地指出,在二戰期間共有超過一萬五千名平民在澳洲遭到拘留,其中約有七千名是本土拘留者,另外的八千名是海外拘留者。如同上述,大多數的臺灣人應該歸類在這八千名海外拘留者當中。但是,與前一份報告相同的,此份報告中對 「臺灣人」隻字未提。

梁後毅被澳軍架上宵月號(圖片來源:中研院) 

不論是在澳洲,還是在其他國家,這些海外臺灣人在戰後被拘留的時間長短不一,長的甚至超過半年;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受到無比嚴重的破壞。在臺灣的二戰歷史當中, 這些海外的臺灣人是平民戰爭受害者人數最多的一群人。究其原因,他們在戰後的苦難遭遇,與日本帝國在戰爭期間的所作所為密不可分。

本章將討論兩組案例:首先將以於澳洲被拘留的臺灣人為例,簡要呈現許多在爪哇等地經商的臺灣家庭如何遭到戰爭牽連。接著將更詳盡地以在香港的臺灣人為例,分三個階段來分析海外臺灣人與日本帝國/帝國的戰爭之間的關聯性。前者是在戰爭期間被關押,且與當地社會一般民眾的關聯較弱;而後者是在戰後被關押,且遭受當地一般民眾的排斥與憎恨。

本文摘錄自《無處安放的記憶: 重溯/ 塑台灣人的二戰經驗》/藍適齊 著.有理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藍適齊 Shichi Mike Lan

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博士。先後執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和國立中正大學,現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另曾任日本東京大學特任客座教授、日本立教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京都大學外國人研究員。研究主題包括近現代東亞史、歷史記憶、二戰和冷戰、以及移民史。近年以歷史顧問的身分,參與多項國内外以二戰歷史為主題的影視作品、藝術創作、和紀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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