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報紙風景，最秀異盛開的一朵是「副刊」。每個年代與不同名家執編的副刊，風景總有不同，走過百花叢開的 70、80 年代，再到 90 年代的轉型與劇變的新世紀。報業與副刊從過去擁有絕對的「領導權」，紙上能生風雲，走到今日，副刊如何面對新時代？在採訪間，思考解答，卻不約而同地被幾位「大編」們，反將一題：「你們還看副刊嗎？」

是啊，你們還看副刊嗎？

《聯合報》副刊主任宇文正與他的辦公室日常。

2020 年初秋，從《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立》報系、《中華日報》等大報副刊競豔的年代走過，我們來到了副刊逐漸縮減、閱讀量面臨新媒體挑戰的副刊工作現場，訪問《聯合報》副刊主任宇文正、《自由時報》影視藝文中心主任蔡素芬與副刊組的主編孫梓評。

作為對照景深，也向曾服務於《自立》報系與《中國時報》副刊的作家劉克襄（現為中央通訊社董事長），以及曾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任的詩人楊澤，發起一場跨時代的通訊。

副刊裡的「蛋黃」與「蛋白」區

副刊的「副」，無疑是相對於政治社會新聞版面的「主」，「副」的定義其實是流動且自由的，隨著不同的報紙、不同的主編與時代，每一個副刊幾乎都有自己的模樣。如今的《聯合報》副刊包含了「家庭版」、「繽紛版」，以及《北美世界日報》副刊，甚至今年 6 月甫停刊的「台灣最後一個晚報」《聯合晚報》副刊，都屬於廣義的聯合副刊。而《自由時報》的副刊則屬於「影視藝文中心」，與「旅遊」、「消費」等組比鄰。

副刊可大可小，從文化跨界藝術、電影、思想，每個副刊人心中的理想副刊，都是不同面貌。如今在中央社擔任董事長的作家劉克襄，除了將原本為「0.5位」的文化記者擴編為 4 位，也在重歸媒體後，試圖完成一些 2008 年離開副刊環境後，重歸媒體的志業。

副刊應該要有更多的機動性，去面對、撿拾台灣過去沒有被發現的東西。我更重視文化，或許現代副刊已不應該扮演一個文學創作的角色。

劉克襄以《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為例，透過它，《紐約時報》能與文化進一步深度作出連結，更是他理想的副刊。

楊澤則回憶在 80 年代，金恆煒主編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形式也曾離純創作稍遠，更靠近企畫編輯。但台灣的副刊文化，與歐洲、日本等地不同（美國報紙則沒有明確劃出的副刊），一如楊澤所言：「我們的副刊有創作，其他地方則以書評、文化評論為主，可以說台灣的副刊傳統是創作。」

《自由時報》位於內湖的辦公大樓遠眺金面山，在夏末苔綠的山色間，蔡素芬與孫梓評也侃然談起他們各自心中的副刊。蔡素芬認為：「從前我們對副刊的定義是文學副刊，現在則可以把副刊的定義擴大為散開的文學性，比如旅遊版也能讓作家發揮。」自由副刊走到如今，一週只刊行四天，四塊版面裡，還是要優先顧慮「文學副刊」的原有功能性。想做出如同過往副刊那般帶有新聞性、反映社會、主動扣合的專題，在人手與版面皆不足的景況下，就得改為「主動邀稿」。蔡素芬優雅簡練地談最實際面：「要談副刊，就要談誰支持副刊，副刊跟報紙不是一個人的。你要給什麼樣的人看，你的受眾與定位是什麼？什麼事都有框架，唯一可以天馬行空的只有個人創作。」

《自由時報》影視藝文中心主任蔡素芬（右）與副刊組主編孫梓評（左）。

與此呼應，如今執編聯副的宇文正也簡要說明：「以聯副來說，我認為它應該是『最重要的創作園地』，台灣當下最重要的作家都應該在這個版面、平台活躍，如果沒有，那就是編輯不夠努力。」如果說，創作一如蛋黃，那麼副刊長期在引領思潮、哲學探討的努力，更是蛋白。兩者具有，副刊才能進行文學之外的擴散。

訪談那日，宇文正坐在同事尚未進來的辦公桌前，這一週將見報的副刊靜靜貼在邊上，副刊的一天才正開始，她語音和緩，要談今日副刊，就不得不談起那段印報紙好比印鈔票的黃金時代：「在報業的黃金年代，聯副每天需要一萬多字，當時三大報副刊（《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以外，還有大量副刊、雜誌隨報禁解除出現。」她從《中華日報》、《自立》早晚報、《台灣日報》到《大華日報》⋯⋯逐一細數。

多年後的副刊，只存幾家。

「現在的副刊很少、版面也很少，以聯副來說，一天只有 4500 到 4800 的文字量，而天天出刊的副刊也只剩聯副。相比過去搶作家稿件，如今反而是作家沒有地方發表。」投稿風氣也有了不同，最顯著的是年輕一代寫作者的減少，網路時代後，一篇文章放到社群媒體，馬上有人按讚分享，投稿副刊則曠日經久。不約而同，宇文正對應的答案也指向了邀稿制：「所以要做專題，把年輕人拉進來，或是把不再寫的老作家找回來，不然永遠只有一群人在投稿，稿子不缺，可是就像魚缸一樣，總是同群魚洄游。」

不管是宇文正、蔡素芬、孫梓評，他們相同體解與明白，從進入副刊至今，已不是最好的時光，但雕梁畫棟、石砌大樓與影集般24小時環狀監看新聞台的中心，都還在。以《自由時報》為例，即使不再日日發行量破百萬，至少也保有六成，或許最難的時光，還不是現在。

《自由時報》副刊每一次的刊出，圖與字都得印刷下來感受調整。

如果，我們來到副刊消失的時代

 「時代」一直是堂皇美好的主題，可在這大命題下，總有無數悲歡離合的子題。楊澤在90年代自美國回到台灣，進入副刊工作，他形容，於副刊來說那簡直是「最後的好時光」，更破題一般宣言：「所有榮景是在 2000 年以後慢慢結束。」他引「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後來經濟不好，上端給人文藝術的錢自然就少了。很有錢的時候，才會向下滲透、才有餘裕去從事不實際、幻想的工作。」如今台灣想像力的剝奪感，比起 2000 年之前，來得更強烈。

2004 年才進入副刊界的孫梓評則坦言：「我心中最理想的副刊，應該是 90 年代副刊的樣子。但不是說我們現在這樣操作就能達到同樣效果。過往的副刊榮景，有它的時代背景。」比方說，60 年代世界性的文化革命，在 70 年代也來到了台灣，當時高信疆執編人間副刊，將「企劃編輯」的理念帶進副刊，對於台灣文化思潮建構的影響不在話下。曾經，「海外專欄」裡廣邀四方大家，從鄭樹森、葉維廉、李歐梵到白先勇、夏志清等人，一時風頭無兩。

楊澤帶我們回顧的好時光，特別提起 70 年代的一處人文地景，牯嶺街附近的「美新處」（美國新聞處，1979 年台美斷交後，改名為「美國文化中心」）—那時的知識分子經常出入美新處，吸收海外文化知識。「不只牯嶺街與美新處，那時整個台灣似乎都很近。」四處滿是思想的火種與水貨，就像台灣民主化進程的種子，想衝破渾沌；而 70 年代的副刊也有其美好：

相對正刊，它可以透過感性的方式，突破思想言論禁區，打擦邊球。

從 70 年代的海外專欄到「保釣運動」，政治經濟以及外來的刺激，直到 80 年代的解嚴、解除報禁與經濟發展，全都積累成為副刊獨特的養分。劉克襄記憶鮮活的還有 1987 年，那年解嚴伴隨著報禁解除：「我覺得我像站在翻騰的火山口前，爆發出來的都是主流文化比較忽略的價值，像是：同志、原住民、女性議題，以及台語歌曲等等。」當時副刊，除了刊載文學作品，還可以有力地關注人文議題，孫梓評便提及此為自己最心往舊時之處：「它能引導讀者視線，而不是把視線放在讀者身上；現在的副刊不可能複製或再現了。」

目前於中央通訊社擔任董事長的劉克襄，昔日為《中國時報》副刊之作家。

從昔日牯嶺街來到今日台北，時代對報媒總是試煉，爆發的火山岩流出，卻也逐漸冷卻。從如今的網路媒體、新媒體、自媒體的嘉年華現場回溯，標誌事件是 2003 年《蘋果日報》進入台灣，孫梓評簡言一句：「它完全改寫了台灣報業的風格。」蔡素芬補充：「以自由副刊來說，最大的改變是我們必須增加很多消費的版面。」

2003 年，楊澤還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對於《蘋果日報》及所屬的「壹傳媒」，他直言：「當然會擠壓副刊，因為它們就是要來賣錢的，」所有的對應，都是一場世俗化的過程，讓閱讀變得更簡易、更輕快，「所以第一個改變是字級放大，你一步步放大字級後，其實就回不去了，雖然小字可以容納更多內容，但現代人很清楚自己，他們不再需要閱讀那麼多、那麼長的文章。」

在輝煌中一邊嘗試轉身，宇文正想起了多年前劉克襄的一段妙語：

以前每天在擔心副刊會不會消失，原來是整個報紙都會消失。

不過，她認為消失也未必是真正消失，或說，消失的其實是紙本。「報紙可能有一天會變電子版，這也不代表副刊就要離席。」她相信更年輕的世代不再只是紙本的閱讀，卻也不忘補充：「電子書二、三十年前就出現了，但現代人還是會讀紙本書。30 年來反而變成了，不是不看紙本書，是不讀書了。」一切皆可能，更好與更壞都將來臨，她選擇回應時代，嘗試經營，迎接各種可能性。

同樣一問，自由副刊也不否定所有可能。孫梓評更直言：「我也覺得可能，在報紙上，不被需要的東西當然就會消失。」僅管如此，他亦不悲觀，因為文學就像一個會擴散的孢子，它總會到別的地方。「過去它最大的集合場是副刊，透過大眾媒體讓它有能見度，現在什麼東西都是分眾的，音樂、文學都是，沒有一個能再聚集那麼巨大眼光的地方，能量自然就會分散到其他小的地方。」孫梓評觀察到許多網路媒體也帶有文學副刊的功能，包含了書評、採訪，甚至它的容量更沒有限制。蔡素芬以「能量不滅」的信念，同樣相信這股文學能量會一直在，即使沒有副刊，也會由別的形式表現。

宇文正認為，每個副刊編輯都是文字手藝人。

時代劇變之下，副刊如何回應？

如今依然保有高度能量的兩大副刊—自由副刊與聯副，當然也有各自回應時代的樂音與變奏。

聯副為了觸及網路受眾，設立了「聯副空中補給」等新企畫，如「文學遊藝場」銜接著部落格與詩作特性，竟也吸納到許多紙本對應不到的寫作者，就像是一個紙本與網路世界的窗口；新設的影音平台「為你朗讀」請到詩人親聲朗讀詩作，紙本聯副也會同時刊印能連結網頁欣賞的 QR Code。這幾年，聯副的「繽紛版」更聚焦在校園、新住民、移工、性別、動保議題；即將改版的聯副，也決定將「家庭與婦女版」更名為「家庭版」，把婦女二字刪去—當現代的家庭概念在流動，家庭可以呈現更多元的樣貌。當然，經典如作家「相對論」般的單元，宇文正也表示：「它不能消失，其實它也讓我們有機會觸及不同世代的作家。」如今還會結合實體文學沙龍，讓讀者變觀眾，直接與作家接觸。

自由副刊自 2015 年臉書頁面成立後，近幾年也觀察流行，提出許多具有不同社群媒體特色的專題，從「臉書體」的文學性短記事、Instagram 概念的以視覺搭配文字，再到以對話框呈現的 LINE 風格文章；更推出新的版面「神祕花園」，將原有的「兩性版」擴大，從情感生活一路談到風土民情，甚至在鬼月時分推出「台灣女鬼」系列，介紹本土「亡美」。蔡素芬認為邀稿取向的調整，也可以做出許多主題性完整的專題，從「反送中」到疫情文學專題「讀疫」，給予最適合的作家一個書寫版面，也能最快地回應議題。孫梓評整理一路的改變與專題，只留簡單一句：「當時代被改變，副刊作出回應。」

當然，紙本的副刊再快，也快不過電子媒體。蔡素芬對此也有賦予副刊及讀者的期許，像是強調深度的、較長字數的閱讀，即使她明白這在即時媒體上並不討好，

但我認為報紙終究是一個靜下來時閱讀的東西，希望人們可以讀到能深入心裡的文章。

相對於靜的，不一定是熱鬧，也可能是「慢」。聯副有一個專欄「慢慢讀詩」，每天刊出一首詩，宇文正說起曾有讀者向她反應，「看不懂」。她只回應：「不是看不懂，是要慢慢看、慢慢讀。」副刊可以提醒人慢的必要，現在的社會與新聞像是高速列車狂飆，副刊就是一段奇特的慢時光。「無論資訊如何狂飆，我們還是需要有慢下來的時候，每個人的生命，都要有慢下來的時候。副刊之於資訊業、出版業，它是這樣的東西。」

自 2008 年離開報業，再到 2017 重返媒體的劉克襄，如今再被問起「副刊會不會消失」時，回答簡練，值得沉吟與反覆思考：

當你在問副刊會不會消失，其實你在談的是我們愛不愛它？可是這世界的問題很複雜，沒辦法只談愛不愛。

這世界與時代的問題，當然不能以愛解答，但或許可以從愛出發。離報社辦公室很遠的街弄裡，楊澤回憶，副刊最好的年代也像是他最好的年代，

好像是一場做了 22 年的夢，那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它曾經代表了什麼。

再邀這些今昔副刊人多說些什麼時，他們總會如楊澤一般，微微擺手，像把情緒或時代都拍往身後，楊澤看似無所動心，訪談結束後，一邊整理背包，一邊開口：「副刊會消失嗎？」

重覆完這道問題後，他輕輕地凝神回答：「應該要問你們啊。」

VERSE VOL. 22 新的一年，重新認識與定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