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我們時代的文化媒體

「你們還看副刊嗎?」:副刊守門人的跨時代通訊

台灣的報紙風景,最秀異盛開的一朵是「副刊」。每個年代與不同名家執編的副刊,風景總有不同,走過百花叢開的 70、80 年代,再到 90 年代的轉型與劇變的新世紀。報業與副刊從過去擁有絕對的「領導權」,紙上能生風雲,走到今日,副刊如何面對新時代?在採訪間,思考解答,卻不約而同地被幾位「大編」們,反將一題:「你們還看副刊嗎?」

是啊,你們還看副刊嗎?

《聯合報》副刊主任宇文正與他的辦公室日常。

2020 年初秋,從《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立》報系、《中華日報》等大報副刊競豔的年代走過,我們來到了副刊逐漸縮減、閱讀量面臨新媒體挑戰的副刊工作現場,訪問《聯合報》副刊主任宇文正、《自由時報》影視藝文中心主任蔡素芬與副刊組的主編孫梓評。

作為對照景深,也向曾服務於《自立》報系與《中國時報》副刊的作家劉克襄(現為中央通訊社董事長),以及曾任《中國時報》副總編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任的詩人楊澤,發起一場跨時代的通訊。

副刊裡的「蛋黃」與「蛋白」區

副刊的「副」,無疑是相對於政治社會新聞版面的「主」,「副」的定義其實是流動且自由的,隨著不同的報紙、不同的主編與時代,每一個副刊幾乎都有自己的模樣。如今的《聯合報》副刊包含了「家庭版」、「繽紛版」,以及《北美世界日報》副刊,甚至今年 6 月甫停刊的「台灣最後一個晚報」《聯合晚報》副刊,都屬於廣義的聯合副刊。而《自由時報》的副刊則屬於「影視藝文中心」,與「旅遊」、「消費」等組比鄰。

副刊可大可小,從文化跨界藝術、電影、思想,每個副刊人心中的理想副刊,都是不同面貌。如今在中央社擔任董事長的作家劉克襄,除了將原本為「0.5位」的文化記者擴編為 4 位,也在重歸媒體後,試圖完成一些 2008 年離開副刊環境後,重歸媒體的志業。

副刊應該要有更多的機動性,去面對、撿拾台灣過去沒有被發現的東西。我更重視文化,或許現代副刊已不應該扮演一個文學創作的角色。

劉克襄以《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為例,透過它,《紐約時報》能與文化進一步深度作出連結,更是他理想的副刊。

楊澤則回憶在 80 年代,金恆煒主編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形式也曾離純創作稍遠,更靠近企畫編輯。但台灣的副刊文化,與歐洲、日本等地不同(美國報紙則沒有明確劃出的副刊),一如楊澤所言:「我們的副刊有創作,其他地方則以書評、文化評論為主,可以說台灣的副刊傳統是創作。」

《自由時報》位於內湖的辦公大樓遠眺金面山,在夏末苔綠的山色間,蔡素芬與孫梓評也侃然談起他們各自心中的副刊。蔡素芬認為:「從前我們對副刊的定義是文學副刊,現在則可以把副刊的定義擴大為散開的文學性,比如旅遊版也能讓作家發揮。」自由副刊走到如今,一週只刊行四天,四塊版面裡,還是要優先顧慮「文學副刊」的原有功能性。想做出如同過往副刊那般帶有新聞性、反映社會、主動扣合的專題,在人手與版面皆不足的景況下,就得改為「主動邀稿」。蔡素芬優雅簡練地談最實際面:「要談副刊,就要談誰支持副刊,副刊跟報紙不是一個人的。你要給什麼樣的人看,你的受眾與定位是什麼?什麼事都有框架,唯一可以天馬行空的只有個人創作。」

《自由時報》影視藝文中心主任蔡素芬(右)與副刊組主編孫梓評(左)。

與此呼應,如今執編聯副的宇文正也簡要說明:「以聯副來說,我認為它應該是『最重要的創作園地』,台灣當下最重要的作家都應該在這個版面、平台活躍,如果沒有,那就是編輯不夠努力。」如果說,創作一如蛋黃,那麼副刊長期在引領思潮、哲學探討的努力,更是蛋白。兩者具有,副刊才能進行文學之外的擴散。

訪談那日,宇文正坐在同事尚未進來的辦公桌前,這一週將見報的副刊靜靜貼在邊上,副刊的一天才正開始,她語音和緩,要談今日副刊,就不得不談起那段印報紙好比印鈔票的黃金時代:「在報業的黃金年代,聯副每天需要一萬多字,當時三大報副刊(《中央日報》、《聯合報》、《中國時報》)以外,還有大量副刊、雜誌隨報禁解除出現。」她從《中華日報》、《自立》早晚報、《台灣日報》到《大華日報》⋯⋯逐一細數。

多年後的副刊,只存幾家。

「現在的副刊很少、版面也很少,以聯副來說,一天只有 4500 到 4800 的文字量,而天天出刊的副刊也只剩聯副。相比過去搶作家稿件,如今反而是作家沒有地方發表。」投稿風氣也有了不同,最顯著的是年輕一代寫作者的減少,網路時代後,一篇文章放到社群媒體,馬上有人按讚分享,投稿副刊則曠日經久。不約而同,宇文正對應的答案也指向了邀稿制:「所以要做專題,把年輕人拉進來,或是把不再寫的老作家找回來,不然永遠只有一群人在投稿,稿子不缺,可是就像魚缸一樣,總是同群魚洄游。」

不管是宇文正、蔡素芬、孫梓評,他們相同體解與明白,從進入副刊至今,已不是最好的時光,但雕梁畫棟、石砌大樓與影集般24小時環狀監看新聞台的中心,都還在。以《自由時報》為例,即使不再日日發行量破百萬,至少也保有六成,或許最難的時光,還不是現在。

《自由時報》副刊每一次的刊出,圖與字都得印刷下來感受調整。

如果,我們來到副刊消失的時代

 「時代」一直是堂皇美好的主題,可在這大命題下,總有無數悲歡離合的子題。楊澤在90年代自美國回到台灣,進入副刊工作,他形容,於副刊來說那簡直是「最後的好時光」,更破題一般宣言:「所有榮景是在 2000 年以後慢慢結束。」他引「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後來經濟不好,上端給人文藝術的錢自然就少了。很有錢的時候,才會向下滲透、才有餘裕去從事不實際、幻想的工作。」如今台灣想像力的剝奪感,比起 2000 年之前,來得更強烈。

2004 年才進入副刊界的孫梓評則坦言:「我心中最理想的副刊,應該是 90 年代副刊的樣子。但不是說我們現在這樣操作就能達到同樣效果。過往的副刊榮景,有它的時代背景。」比方說,60 年代世界性的文化革命,在 70 年代也來到了台灣,當時高信疆執編人間副刊,將「企劃編輯」的理念帶進副刊,對於台灣文化思潮建構的影響不在話下。曾經,「海外專欄」裡廣邀四方大家,從鄭樹森、葉維廉、李歐梵到白先勇、夏志清等人,一時風頭無兩。

楊澤帶我們回顧的好時光,特別提起 70 年代的一處人文地景,牯嶺街附近的「美新處」(美國新聞處,1979 年台美斷交後,改名為「美國文化中心」)—那時的知識分子經常出入美新處,吸收海外文化知識。「不只牯嶺街與美新處,那時整個台灣似乎都很近。」四處滿是思想的火種與水貨,就像台灣民主化進程的種子,想衝破渾沌;而 70 年代的副刊也有其美好:

相對正刊,它可以透過感性的方式,突破思想言論禁區,打擦邊球。

從 70 年代的海外專欄到「保釣運動」,政治經濟以及外來的刺激,直到 80 年代的解嚴、解除報禁與經濟發展,全都積累成為副刊獨特的養分。劉克襄記憶鮮活的還有 1987 年,那年解嚴伴隨著報禁解除:「我覺得我像站在翻騰的火山口前,爆發出來的都是主流文化比較忽略的價值,像是:同志、原住民、女性議題,以及台語歌曲等等。」當時副刊,除了刊載文學作品,還可以有力地關注人文議題,孫梓評便提及此為自己最心往舊時之處:「它能引導讀者視線,而不是把視線放在讀者身上;現在的副刊不可能複製或再現了。」

目前於中央通訊社擔任董事長的劉克襄,昔日為《中國時報》副刊之作家。

從昔日牯嶺街來到今日台北,時代對報媒總是試煉,爆發的火山岩流出,卻也逐漸冷卻。從如今的網路媒體、新媒體、自媒體的嘉年華現場回溯,標誌事件是 2003 年《蘋果日報》進入台灣,孫梓評簡言一句:「它完全改寫了台灣報業的風格。」蔡素芬補充:「以自由副刊來說,最大的改變是我們必須增加很多消費的版面。」

2003 年,楊澤還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對於《蘋果日報》及所屬的「壹傳媒」,他直言:「當然會擠壓副刊,因為它們就是要來賣錢的,」所有的對應,都是一場世俗化的過程,讓閱讀變得更簡易、更輕快,「所以第一個改變是字級放大,你一步步放大字級後,其實就回不去了,雖然小字可以容納更多內容,但現代人很清楚自己,他們不再需要閱讀那麼多、那麼長的文章。」

在輝煌中一邊嘗試轉身,宇文正想起了多年前劉克襄的一段妙語:

以前每天在擔心副刊會不會消失,原來是整個報紙都會消失。

不過,她認為消失也未必是真正消失,或說,消失的其實是紙本。「報紙可能有一天會變電子版,這也不代表副刊就要離席。」她相信更年輕的世代不再只是紙本的閱讀,卻也不忘補充:「電子書二、三十年前就出現了,但現代人還是會讀紙本書。30 年來反而變成了,不是不看紙本書,是不讀書了。」一切皆可能,更好與更壞都將來臨,她選擇回應時代,嘗試經營,迎接各種可能性。

同樣一問,自由副刊也不否定所有可能。孫梓評更直言:「我也覺得可能,在報紙上,不被需要的東西當然就會消失。」僅管如此,他亦不悲觀,因為文學就像一個會擴散的孢子,它總會到別的地方。「過去它最大的集合場是副刊,透過大眾媒體讓它有能見度,現在什麼東西都是分眾的,音樂、文學都是,沒有一個能再聚集那麼巨大眼光的地方,能量自然就會分散到其他小的地方。」孫梓評觀察到許多網路媒體也帶有文學副刊的功能,包含了書評、採訪,甚至它的容量更沒有限制。蔡素芬以「能量不滅」的信念,同樣相信這股文學能量會一直在,即使沒有副刊,也會由別的形式表現。

宇文正認為,每個副刊編輯都是文字手藝人。

時代劇變之下,副刊如何回應?

如今依然保有高度能量的兩大副刊—自由副刊與聯副,當然也有各自回應時代的樂音與變奏。

聯副為了觸及網路受眾,設立了「聯副空中補給」等新企畫,如「文學遊藝場」銜接著部落格與詩作特性,竟也吸納到許多紙本對應不到的寫作者,就像是一個紙本與網路世界的窗口;新設的影音平台「為你朗讀」請到詩人親聲朗讀詩作,紙本聯副也會同時刊印能連結網頁欣賞的 QR Code。這幾年,聯副的「繽紛版」更聚焦在校園、新住民、移工、性別、動保議題;即將改版的聯副,也決定將「家庭與婦女版」更名為「家庭版」,把婦女二字刪去—當現代的家庭概念在流動,家庭可以呈現更多元的樣貌。當然,經典如作家「相對論」般的單元,宇文正也表示:「它不能消失,其實它也讓我們有機會觸及不同世代的作家。」如今還會結合實體文學沙龍,讓讀者變觀眾,直接與作家接觸。

自由副刊自 2015 年臉書頁面成立後,近幾年也觀察流行,提出許多具有不同社群媒體特色的專題,從「臉書體」的文學性短記事、Instagram 概念的以視覺搭配文字,再到以對話框呈現的 LINE 風格文章;更推出新的版面「神祕花園」,將原有的「兩性版」擴大,從情感生活一路談到風土民情,甚至在鬼月時分推出「台灣女鬼」系列,介紹本土「亡美」。蔡素芬認為邀稿取向的調整,也可以做出許多主題性完整的專題,從「反送中」到疫情文學專題「讀疫」,給予最適合的作家一個書寫版面,也能最快地回應議題。孫梓評整理一路的改變與專題,只留簡單一句:「當時代被改變,副刊作出回應。」

當然,紙本的副刊再快,也快不過電子媒體。蔡素芬對此也有賦予副刊及讀者的期許,像是強調深度的、較長字數的閱讀,即使她明白這在即時媒體上並不討好,

但我認為報紙終究是一個靜下來時閱讀的東西,希望人們可以讀到能深入心裡的文章。

相對於靜的,不一定是熱鬧,也可能是「慢」。聯副有一個專欄「慢慢讀詩」,每天刊出一首詩,宇文正說起曾有讀者向她反應,「看不懂」。她只回應:「不是看不懂,是要慢慢看、慢慢讀。」副刊可以提醒人慢的必要,現在的社會與新聞像是高速列車狂飆,副刊就是一段奇特的慢時光。「無論資訊如何狂飆,我們還是需要有慢下來的時候,每個人的生命,都要有慢下來的時候。副刊之於資訊業、出版業,它是這樣的東西。」

自 2008 年離開報業,再到 2017 重返媒體的劉克襄,如今再被問起「副刊會不會消失」時,回答簡練,值得沉吟與反覆思考:

當你在問副刊會不會消失,其實你在談的是我們愛不愛它?可是這世界的問題很複雜,沒辦法只談愛不愛。

這世界與時代的問題,當然不能以愛解答,但或許可以從愛出發。離報社辦公室很遠的街弄裡,楊澤回憶,副刊最好的年代也像是他最好的年代,

好像是一場做了 22 年的夢,那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它曾經代表了什麼。

再邀這些今昔副刊人多說些什麼時,他們總會如楊澤一般,微微擺手,像把情緒或時代都拍往身後,楊澤看似無所動心,訪談結束後,一邊整理背包,一邊開口:「副刊會消失嗎?」

重覆完這道問題後,他輕輕地凝神回答:「應該要問你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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