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院百年風華／從西門町奇麗馬出發，重新發現被遺忘的電影拓荒者

從西門町奇麗馬，挖掘電影院的故事與未來「只要電影院的實體被保存下來，電影院的靈魂就會繼續在。」──葉郎

回顧放映業的歷史，讓人覺得電影院好像是一條狗。

也許是母狗。理由是電影院和電影業這兩個行業之間命運交織的關係，讓人聯想到墨西哥導演阿利安卓．崗札雷．伊納利圖（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的第一部電影《愛是一條狗》（Amores perros，意思大約是「愛是一條母狗」）。

繼續細數這兩個行業百年來的相愛相殺，我越發覺得興衰全受好萊塢牽制的電影院業，其實更像是小說《野性的呼喚》（The Call of the Wild）中被人類馴養和奴役的雪橇犬。比如好萊塢超級英雄電影熱來了，電影院就加開場次迎接票房紀錄。超級英雄疲乏來了，電影院業也只能一把被拽進票房谷底，爬都爬不出來。完全仰賴上游供給內容的電影院經營者，在這高峰和谷底之間根本沒有力氣可以抵抗對於單一產品過度依賴的病態結構，更別提重塑自己的命運。

也許是這種病態關係鬆動的前兆，發生在二○二○年初COVID-19疫情的前幾個月，好萊塢片廠紛紛不顧電影院死活地跳過院線直接在數位平臺發行新片。覺得自己被棄養的幾家美國大型連鎖電影院，氣憤地宣佈抵制這些年來唇齒相依的發行夥伴，拒絕再演這幾家踩線的發行商作品。不過稍後疫情緩解、市場復甦，雙方一秒鐘都沒耽擱地立刻握手言和。

電影院這個行業並不是一直以來都是這樣的。

一百年前，只有那些具備冒險精神、敢於挑戰未知的拓荒者才有資格打開影廳的大門，營運一家我們所謂的「電影院」。對我們來說理所當然的所謂「電影院」的框架，對一百年前的他們來說根本不存在。是他們用無邊無際的想像力捏塑出這個（當時的）新興娛樂科技的第一張臉。不是編劇、不是導演、不是好萊塢發行商或是其他任何人，是世界上第一代電影院老闆在每一次放映的時候決定了「看電影」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

他們把自己的電影院視作一個實驗室，不斷地修訂調整，以便達到自己想像中電影應該要有的力量。可能是社會性的，心理性的，當然更多機會的是經濟性的力量。

只是不久之後，好萊塢就用九十分鐘劇情長片的基本規格和稍後快速普及的有聲電影和彩色電影等進階規格，關上了實驗室的大門。他們透過內容供應的巨大權力挾持住全世界幾乎每一面銀幕，徹底掠奪了電影院對於體驗形式的發言權。此後，電影院經營者能夠發揮的經營創意就只剩下票價、爆米花口味和座椅的升級挑選等所剩不多的選項。

這也很可能是我們很少記得或使用「電影院大亨」（cinema tycoon）這個詞的理由。

我們可能記得那些經營片廠、控制媒體集團的大家族。比如福斯（Fox）集團背後的梅鐸（Murdoch）家族迄仍因掌握電視頻道而影響美國社會風向，而迪士尼（Disney）集團背後的迪士尼家族或是曾長期擁有派拉蒙全球（Paramount Global）的雷史東（Redstone）家族也都是家喻戶曉的媒體大亨。可是我們卻經常叫不出那些幾乎和電影史一樣淵遠留長的電影院品牌到底是誰創設的。

這本書的第一個章節，因而必須獻給這個行業被遺忘的拓荒者。

從前從前，當電影院產業還是一片未經開拓的荒野疆土時，是這些該被記住名字的拓荒者大膽定義了這個娛樂體驗的模樣和力量。我們必須在歷史中尋回那些被遺忘在歷史荒野中的野性。

去！去臺灣！

一八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東京的貿易商新居商會預訂了歌舞伎座的場地，以便為他們剛剛進口的新東西舉辦一次盛大的發表會。

他們把那天要發表的東西喚做「活動大寫真」。

不同於早幾個星期登陸日本的電影放映機Cinématographe（シネマトグラフ）是源自法國盧米埃兄弟的發明（引進者稲畑勝太郎在法國和盧米埃兄弟有同窗之誼），新居商會的創辦人新居三郎從美國引入的機器是優化過後的愛迪生放映機Vitascope（ヴァイタスコープ）。

新居商會原本的計畫是接下來繼續租用歌舞伎座來對一般公眾放映，但這個計畫受到歌舞伎座座主、第九代市川團十郎的無情嚇阻，揚言如果非要在歌舞伎文化的最高殿堂上搞這些不入流的洋玩意兒的話，他會拿鏟子親手拆了歌舞伎座的舞臺。新居商會只能退而求其次，將首映會結束後的固定放映地點改到神田附近一家名為錦輝館的餐廳裡頭。這個突如其來的情事變更，使原本經常把宴會廳租給魔術等各種演出和政治集會的錦輝館，意外地成為了東京第一家電影院。

不過，新居商會的發表活動仍按計畫在二月二十七日於歌舞伎座舉辦。

和如今眾星雲集的電影首映會一樣，當年主辦單位同樣廣邀了東京的政商名流和意見領袖參加。作為首次在東京亮相的最新科技（幸運的大阪人大約早了一週就先看過demo），這場活動的發表會性質還是大過於首映會。因此當晚其實花了更多時間讓主持人講解和演示這種西方神奇魔法的運作原理。

至於放映的影片內容，根據一八九七年三月十三日《朝日新聞》對於後來錦輝館每日兩場映演的新聞報導，隨同放映機引進的短片內容包含了：尼加拉瓜大瀑布下的蒸汽船、刑場的斷頭臺、小學的運動會還有李鴻章騎馬等等記錄片。合理推論歌舞伎町的發表會放映的應該是同一批膠卷。

隱身觀眾席的其中一個重量級人物是半年前剛剛卸任總理大臣、如今無官一身輕的前首相伊藤博文。作為極有可能是全場唯一真的見過李鴻章本人的觀眾，可以想像他在那塊巨大布幕上見到故友身影時的百感交集。

一八九四年，正是伊藤博文代表日本和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等人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納入日本版圖。稍後，就在盧米埃兄弟在巴黎的咖啡館進行史上第一次電影公開映演的同一年，《馬關條約》生效，臺灣正式成為日本領土。

如果那時候已經有臉書之類的網路社群，我們大概就可以從發文紀錄中窺探伊藤博文的觀影心得。近一百三十年後的我們，現在只能從後來的歷史演進來稍微大膽地回推，就在那一天的某個靈光片刻，有個關於電影的念頭可能開始在伊藤博文心裡萌芽。

這個小芽花了整整三年才冒出地表，並長成了臺灣電影院史開天闢地的第一個章節。

一九○○年底，剛剛重返總理大臣職務的伊藤博文突然找來少了一條手臂的獨臂少年，到赤坂的一家料亭裡放映電影給他看。伊藤博文的動機絕非僅是想看看電影。

獨臂少年的名字是，高松豐次郎。

來自福島的他，是飯阪地區溫泉旅館高松屋老闆的長子。家裡一直期待他成年之後接掌溫泉旅館，但少年卻把冒險的眼光放在一萬公里外的他鄉。小時候在伯父的礦場打工的經驗，讓高松豐次郎一心想去墨西哥的礦場學習最新的礦業技術。為了籌措遠征美洲的昂貴旅費，他拚了命在紡紗廠工作賺錢，結果在一場工安意外中被機器截斷左手臂。勞權觀念低落的年代，二十歲的獨臂少年幾乎沒有得到雇主的補償，必須獨自面對突然展開的人生新章節。

一八九四年，也就是伊藤博文和李鴻章在馬關港簽約的同一年，高松豐次郎進到了伊藤博文擔任顧問的明治法律學校（後來的明治大學）攻讀法律。原本想要投入礦業的他，後來強烈感受到勞動者的貧苦無依，因此一從學校畢業，高松豐次郎就立刻追隨日本最早的社會主義運動者片山潛正到處演講，以喚醒和集結日本的勞動者。

高松豐次郎推動社運的祕密武器有二，分別是聽覺上和視覺上的：

聽覺上的武器是他在大學時期跟著落語家三遊亭圓生學習單口相聲，練就了俐落生動的一張嘴，得以緊緊抓住臺下聽眾的注意力；視覺上的武器則是非常容易吸引群眾聚集的神奇道具──電影。

後者的優勢還包括一個巧妙的法律破口。一九○○年日本政府發佈治安警察法來打擊風起雲湧的社運風潮，賦予警察解散集會遊行的巨大權力。由於電影這個新玩意兒處在法規未列舉到的灰色地帶，高松豐次郎因此能夠藉放映電影之名聚眾。當時的放映機必須使用到煤油燈，而煤油燈燒完必須重新填充煤油的幾分鐘空檔，就是高松豐次郎展開即興演說的最好機會。

身為批判政府的左派社運份子，接到四次出任首相的國政要人邀請去放電影給他看，高松豐次郎的第一反應想必是非常錯愕。但更讓他措手不及的是電影放完之後伊藤博文下的這句指示：

「你去臺灣放電影吧！」

伊藤博文甚至進一步用社運當誘因，告訴他說去臺灣做一些社會主義的演講也沒有關係，無論如何得去臺灣放電影。「我會做你的後盾！」伊藤博文說。

獨臂少年果真收下了日本首相本人的這句保證，搭船出發前往臺灣。

以上摘自《從前，有個奇麗馬》，葉郎著，新經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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