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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雜誌《字花》:現在是一場記憶的戰爭

香港文學雜誌《字花》創刊於2006年,每逢單月發行,在文學誌裡風格鮮異。《字花》一直致力以文學視角,關切社會文化議題,從「我城」香港,放眼至中國、台灣與整個華語文學世界。現任總監羅樂敏與總編輯關天林,右手寫詩,左手編文,從昨日《字花》談至今日香港。

2021年,香港文學雜誌《字花》15歲了。如羅樂敏所言,15年來的《字花》一直處在變化之中。從團隊到雜誌排版內容跟機構的發展,都發生過幾次大轉變。最初的《字花》,沒有主編、總編輯的職位,所有編輯平起平坐、各自發展。

直到進入第五年、第六年,才開始有各種崗位,由同人誌發展到一個機構的規模,編輯群也幾經更迭,自初代的謝曉虹、鄧小樺、韓麗珠、袁兆昌到如今的羅樂敏、關天林,唯一共通處,是他們的創作者身分。「15年來的編輯群,共有一個推廣香港文學的理念,每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用不同方法實現。」

2009年先以兼職方式加入的羅樂敏,如今已是《字花》所屬「水煮魚文化」機構的總監,他口中的《字花》,深有流動感。在他心中,《字花》是一個給喜歡香港文學、想推廣香港文學的人,實踐所想的場所。

所有人都可以互提想法,我們也希望編輯團隊的參與性更高,它不是一個很典型的公司,比較像是一幫人,有興趣就一起玩,有時候玩累就走了。大家不想要它消失,就有新的人加入,繼續玩下去。

2016年加入團隊的關天林,以自己在《字花》第80期「西西時間」的啟首語,定義心中《字花》:「西西說,我們常常要求一個作家創新,卻不要求讀者也要有想像力,彷彿讀者只是一塊塊石頭。如果大家都情願當石頭,石頭該怎麼辦呢?」關天林自述,從《字花》的讀者、作者到置身其中,並沒有懷有一個必須把雜誌帶去哪的清晰想法。

自2020年來台的《字花》現任總編輯關天林。(圖/黃銘彰攝影)

《字花》現任總監羅樂敏。(圖/Wilson Lee攝影)

「做雜誌像是抵抗石化,讓讀者心中的石頭可以融化。卡夫卡說過,創作是讓凍結的內在破開,或許也是要讓我們心中很硬的東西融解。大到一個時代,小到一個物件,試著不慣性地接受文學,而是去凝視、去想像與投入。」

《字花》的不斷流動

《字花》與香港許多本地雜誌,出版經費都來自於「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補助,在一個紙本銷售更顯困難的現代,《字花》雖然並不靠銷量生存,卻也不斷更新自我,另闢可能。在羅樂敏與關天林的編輯經歷中,2018年的改版尤為重要與深刻。

一本邁過15年的雜誌,關天林以「邁進中年狀態」來形容,於是2018年的改版像是保持多變、流動的姿態,讓雜誌這載體更有力、更容易找到位置,「不敢說是一種升級,絕對是一次更新。」關天林如今人在台灣,與身處香港的羅樂敏,異地同步,回憶2018年的改版,定音為一次「美學」與「主題」的重大轉變。

羅樂敏坦言:「我跟天林都喜歡攝影,2018年改版後,開始用攝影作品取代過往的插畫作為封面。也開始以一年一大主題,串連六期。」第一年的主題是「人」、次年談「地理」,第三年則是「物件」,每一期都是當年度大主題下的分題。

透過當時改版,他們有意識地拉慢、拉長時間,「不用那麼即時地回應社會上那些最爆、最快的事件,而是慢慢沉澱,把一些可能在醞釀的情緒、思想,呈現出來、留下來。」當然,也有些讀者會說《字花》好像變得不太《字花》了。

對此,關天林也支持所有聲音:「讀者理所當然有其保守性,改變不一定會被喜歡。」但對他來說,《字花》的改版依然進行著,他甚至想像《字花》給人的印象是一本不停在變的雜誌。改變,不代表快速,香港的當代生活速度總快,如今的《字花》在變動中反思紙本雜誌。

《字花》所屬「水煮魚文化」機構中持續發行的雙月刊。(圖/Wilson Lee攝影)

當雜誌也開始成為一個「比較慢」的媒體時,慢下來,也可能成為優勢。比如,刻意製造「後」一點的身段,雙月刊本就難以跟上新話題,不如利用這個性質,做出不一樣的視野、視點。當網路上已有很多回應抗爭的訊息時,雜誌就該更遠更廣的看歷史上的各種抗爭。

「畢竟,讀者也不一定滿足於追趕即時卻碎片化的訊息,他們也需要沉澱與整合,這是《字花》可以尋找的身段與位置。」紙本不一定非得與網路媒體對立,關天林分析:「網路的優點是接觸門檻低一點,那實體紙本的內容就可以進階一點,從對立變成分層的概念,網路或許終將能在紙本的外圍幫助,與實體互動。」

2016年開始,《字花》亦有了線上版《別字》,利用網路能較快傳播資訊的特色,從前雜誌上活動的推廣報導,都移到了《別字》上。快的資訊,比如「諾貝爾文學獎」報導、電影評論等等,比較即時的話題放在《別字》,《別字》也收錄更多年輕作者,以吸引更年輕的目光。紙本正刊《字花》則相對成熟,以不同平台進行分層,為《字花》保有了靈活度與話題性。

走過2018年那場歷時長久的改版,從當時滿室被攤開的各國雜誌中抬頭,看向現在。羅樂敏引述一個朋友對《字花》的形容:「現在的《字花》,更像一個咖啡廳,它不是一個吵鬧商場,但如果你想要休息、想要品味一下生活、想要深度思考,就可以走進來。《字花》讓作者跟讀者,在紙面聚會。」

我城的文學與社會

採訪當下,最新的一期《字花》主題是「流體」。流體,也是流水,更指向一個流動的移民感。裡頭邀請了許多人談移動到異鄉生活的狀態,從泰晤士河溯洄向天水圍與屯門的家鄉之河。如今的《字花》試圖從細碎揀拾出發,不讓事物瓦解,關天林和我們仔細地說著:「《字花》與時代的連結是必然的,其實香港的故事一直很難說,我們也不奢求一個答案,但不能因為很難說就放棄。」

這樣的流體、流動感,也是近幾年《字花》保持的狀態。「因為我們現在也不敢想太久遠的事情,只能讓雜誌作為流變、流通的形象,嘗試從這些角度去回應現下的情緒。」由於2020年通過的《國安法》,香港人大量離開,整個社會氣氛離不開政治,縱使找一個社會的片面來談,它都具有政治性,只好用流體的角度談香港、談香港人與香港文學。

關天林談近幾年的雜誌議題,也是希望:「透過文學種植一些生機,也種植一些記憶,因為現在是一場記憶的戰爭。」因此,流動不只是一種風格的問題,在不同變化間流轉,也可以看作「掙扎」,但至少,仍然願意保持掙扎。《字花》未曾停止將社會與文學結合,一直以來,都試圖以文學觀照社會。

回到它誕生的2006年,前後數年,當時的香港社會經歷了「利東街抗拆遷」、「反世貿」、「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等幾場保衛與社會運動。一路至今,更走過了「雨傘運動」與「反送中」(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城市似不斷陷落於更深的未知中,《字花》始終還是能以直面或不同的切入位置,回應、參與。或許這正是一路走來,《字花》編者們的動能與文學的能動。

關天林回顧之前的許多社會運動專題,坦言:「之前的主編與《字花》可以比較衝到前線,隨著整個運動跟氣壓都沉下來後,現在會專注在更日常、更小的層面,去深耕細作。」

他們仍然有想訴說與不得不說的事物,在探索、尋覓新香港的狀態下,比如這一年的大主體「物件」,便是想收回來一點,「但不是因為失敗,所以做小;而是從小物件,寄託未來。」羅樂敏深切的思考是:「我希望《字花》還可以帶給香港人一點點希望,這樣講可能有點悲涼。但只要不失去太多,若能維持五年、十年不太走樣,便已經是成功,也是一種功德了。」

2006年4月,鄧小樺在《字花》創刊詞中寫道:「(香港)這社會比以前更需要文學。」十多年後的今天,羅樂敏更重新思考:「作為一個香港的作家該怎麼寫?」香港該怎麼書寫?作家能在何處發表?往後十年,當香港不再一樣,文學如何保留現在與過去的香港,是《字花》與編輯群的思考。

他說:「此刻,當然更需要文學。」從2006年到今日,《字花》不斷在變,卻也有始終不變的事,那就是「如何用更好的藝術形式,說『我們』的故事。」《字花》並不是在一無所有的貧土上成長,先行與繼起者的字,能在任何地方開出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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