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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華人社會的自由燈塔

國際觀點:羅冠聰

羅冠聰|前立法會議員及香港眾志常委,畢業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並於耶魯大學研究院東亞研究學系進修。2014 年活躍於學運,是雨傘運動中與特首林鄭月娥對話的學生代表之一;後成為香港眾志創會主席,並於 2016 年立法會選舉贏得港島區議席,以 23 歲之齡成為史上最年輕立法會當選人。現居英國。

台灣是我第一個獨自離家旅行的目的地。那年我 18 歲,首次搭上飛機,歷經一個半小時的短途航程,抵步桃園國際機場。那是一種陌生又熟悉的感覺:兩地共用的繁體字一瞬間映入眼簾,耳邊傳來卻是帶有濃濃台灣腔的國語。在機場坐著大巴前往台北市中心,沿路經過在高度城市化的香港不會見到的路邊小攤,映照著在現代化邊陲的鄉郊城市混合區。

我帶了一個背包和小行李箱,iPod 隨身聽播著的都是台灣的流行曲。我仔細謹慎地閱讀我臨行前準備的衣食住行筆記,生怕沒有方向感的我在大城市迷路;即使是首次孤身初到異境,我卻沒有一刻感到危險,也沒有到達他方的焦慮和狐疑。

台灣,是一個能給予人安全感的城市,也是一個在每個香港人心中分量十足的名字。

像我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中學時期因應「台風」襲港,經常收看台灣的綜藝節目、連續劇,深受台灣的流行文化薰陶。及後「文青」風潮起,香港曾有一股到台灣創立咖啡室的小熱潮,年輕人在飽受高租金、低生活水準、低上流機會的困擾下,轉而嚮往台灣的慢生活以及文化風景線。

在我人生的不同階段,我心中都有個台灣的投射——關於文化,關於生活。直至香港的政治矛盾愈來愈尖銳,更多關於政制、未來的討論,大眾漸漸將視線挪移至已民主化的台灣,寶島漸漸成為香港人心中投射的政治楷模。深紅的中國大陸,半死不活的香港,以及自由蓬勃的台灣,形成了華人社會獨特的政治延線,也讓在夾層的香港人在強烈對比下,意識上愈來愈靠近台灣的公民社會。

近年我也經常飛到台灣,不過已非為了風花雪月、吃喝玩樂。不論是 2015 年應邀到慕哲咖啡館演講,或者上年「反送中」運動爆發後與林飛帆在台灣上不同的政論節目,我也成為了兩地公民社會交流的其中一點樞紐,促進交流,也探討共同對抗中國極權擴張的可能。台灣,儼然已成為華人社會的自由燈塔——每當我們看到中國大陸、香港的人權狀況日益愈下而灰心沮喪,卻總能在台灣民主自我完善的境況重新得力。

在過去一年的反送中運動,台灣的公民社會更是肩負起重要的救援任務,不論是往日在黨禁戒嚴時期已經爭取民主的老牌民運組織,還是近年成立的年輕團體,均積極在台港兩地串連香港的公民組織,為在香港飽受折磨的年輕人提供安心休養的空間。無論是來自民間社會奧援,還是台灣政府因應局勢而落實的應變策略,都在提升香港抗爭士氣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就此,很多香港人都想跟台灣的朋友說聲感謝。

距離我第一次到台灣已有七年之久,由文化到政治,世界都足以翻新一遍。然而我對台灣的鍾情卻絲毫未變。我期望有一天,可能是很遙遠的一天,當香港得到應允的自由民主時,我能重回 18 歲的那年,掛著 iPod,無憂無慮地遊盪台北的日子,聆聽充滿台腔的喧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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