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發明了 City Pop?一種日本都市音樂如何在半世紀後征服世界
到底什麼是 City Pop?它究竟是一種誕生於1970、80年代日本的音樂類型,還是後來被重新命名與想像出來的文化概念?從 Happy End、山下達郎、大貫妙子與竹內瑪莉亞,到 YouTube、Future Funk 與全球串流世代,City Pop 的半世紀歷史,是一段日本都市文化如何被世界重新發現與詮釋的過程。
2017 年,一名身分不明的 YouTube 使用者叫 Plastic Lover,上傳了一首已經發行三十三年的日本歌曲。歌曲長達八分鐘,畫面不是精心製作的 MV,只有竹內瑪莉亞一張黑白肖像。她穿著黑色上衣,頭微微向後仰。竹內瑪莉亞唱的是一段失戀後刻意維持瀟灑的感情:「Don’t worry」,她告訴對方,自己不過是在玩著一場「Plastic Love」(塑膠之愛)。
〈Plastic Love〉最初收錄於竹內瑪莉亞 1984 年的專輯《VARIETY》,推出當年並非超級暢銷單曲。但三十多年後,播放數一路攀升;有人製作迷因,有人重新混音。到了 2010 年代末,一個原本主要屬於日本流行音樂史的名稱——City Pop——成為全球年輕樂迷都知道的文化符號,
到底什麼是City Pop?當全世界今天談論 City Pop 時,我們談的是不是 1980 年代日本所理解的同一件事?
事實上,City Pop 從來沒有一張公認的出生證明,也很難找到一位音樂家宣稱自己「發明」了 City Pop。被放進這個類別的作品,融合了可 Soul、Funk、Disco,也可能接近 AOR、Jazz Fusion、Rock 。當傳奇樂團Happy End 活躍時還沒有「City Pop」概念;Sugar Babe 在 1975 年推出唯一專輯《SONGS》時,也不會知道五十年後自己將被寫進 City Pop 的創世紀。
City Pop 不只是一種音樂,它也是一段不斷被重新整理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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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 City Pop 之前,日本找到了一種流行搖滾的方法
故事應該先回到 1970 年代初。
1960 年代的日本年輕人大量接觸 Beatles、Beach Boys、Motown、民謠或搖滾等英美流行音樂,但當時日本搖滾圈存在一場著名的「日語搖滾論爭」:搖滾是否只能用英文唱?日文的音韻能不能放進西方搖滾的節奏?
細野晴臣、大瀧詠一、松本隆與鈴木茂組成的樂團Happy End給出了全新答案。他們在1970 年發表首張專輯,結合西方民謠和迷幻搖滾與日本都市經驗,松本隆的歌詞寫東京的街道、季節、風與青年生活,證明現代日本人的日常經驗,可以直接成為現代流行音樂的內容。
1971 年的《風街ろまん》後來被認為日本搖滾史上最偉大的專輯之一,被其後音樂史放在 City Pop 的源頭。它聽起來與今天人們熟悉的竹內瑪莉亞或角松敏生其實相距甚遠,卻代表了:日本音樂人可以用日文創造屬於自己的當代 Pop。
Happy End 於 1972 年解散之後,幾名團員都成為流行音樂的重要人物。細野晴臣開始探索美國南方音樂、與後來的電子音樂,和坂本龍一組成YMO;大瀧詠一被譽為「日本流行音樂之神」;松本隆後來成為活躍的作詞人,鈴木茂則成為重要的吉他手與製作人。
《風街ろまん》被認為日本搖滾史上最偉大的專輯之一。
二、如果 City Pop 有一張「原點」專輯
1975 年 4 月,Sugar Babe 發行唯一一張專輯《SONGS》。這個團體的成員包括日後成為日本流行音樂巨匠的山下達郎,以及當時二十出頭的大貫妙子。歌曲〈DOWN TOWN〉幾乎把後來 City Pop 的重要元素放在一起:明亮的和聲、Soul 與 R&B 的節奏、電鋼琴與吉他的交錯,以及一種與城市生活同步前進的速度感。
「七彩的黃昏降臨,城市開始變得漂亮。」
〈DOWN TOWN〉寫的是星期六晚上走上街頭的心情。這裡沒有演歌裡濃烈的離愁,也沒有 1960 年代末民謠的政治激情。城市第一次顯得如此明亮、日常,而且值得享受。
Sugar Babe 很快解散。然而數十年之後,這張唱片的歷史位置愈來愈高。山下達郎與大貫妙子各自展開重要的個人生涯,《SONGS》也逐漸被視為日本現代 流行音樂的關鍵轉折。
如果 Happy End 解決的是「日文能不能唱現代 Rock」的問題,Sugar Babe提出的則是另一個問題:現代日本的城市生活如何被流行音樂表現出來?

三、什麼是「City Pop」?
「City Pop」或「City Pops」等英文式名稱,大約在 1970 年代後半開始出現在日本唱片宣傳與音樂媒體裡。1977 年,日本音樂刊物已經以「City Pops」介紹吉田美奈子、山下達郎等音樂人。當時這個詞大致指向一種都會、成熟、洋氣、製作精緻的音樂氣質,但使用方式相當鬆散。
另一方面,一張今天被列為 City Pop 經典的唱片,也可能同時被描述為 AOR、Fusion、Rock、Soul 或歌謠曲。它也和當時另一個更普遍的分類「New Music」高度重疊。New Music 原本用來區別傳統歌謠曲,松任谷由實、南佳孝、大貫妙子、山下達郎等人都被放入其中。
1970 年代後半。日本已經走過戰後「高度經濟成長期」最劇烈的階段,進入一個大眾消費社會。東京迅速擴張,高速公路、百貨公司、咖啡館、飯店與新興住宅區重新組織都市生活;汽車、立體音響、FM 廣播與唱片進入更多家庭,海外旅行也不再只是少數人的夢想。Sony 在 1979 年推出 Walkman,更象徵了一場聆聽方式的改變。音樂離開客廳裡固定的音響設備,開始跟著一個人移動。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因為 City Pop 最具代表性的場景經常不是「家」,而是在移動之中:開車穿過高速公路、走在夜晚的街道、前往海邊度假、從機場出發。城市與 Resort,工作與假期,東京與夏威夷、洛杉磯之間的距離,在音樂裡被不斷縮短。
於是 City Pop 所謂的「City」,代表的是一套新出現的生活感覺:消費、移動、戀愛、夜生活、個人空間,以及對都市現代性的自信。

四、1980年代:日本的都市現代性與音樂想像
1980 年,山下達郎推出《RIDE ON TIME》。同名歌曲最初搭配 Maxell 卡帶廣告曝光,山下達郎站在塞班島海灘上的形象,把音樂、商業廣告與度假想像結合起來。《RIDE ON TIME》的成功讓他正式進入日本音樂主流。
一年後,原來Happy End成員大瀧詠一推出《A LONG VACATION》:如果只能選一張唱片來代表 City Pop 如何從「聲音」變成一整套文化想像,也許就是《A LONG VACATION》。
大瀧詠一把美國知名製作人 Phil Spector 的聲牆( Wall of Sound)、美國 1960 年代流行歌曲與日本旋律重新拆解組裝;松本隆寫下〈君は天然色〉、〈カナリア諸島にて〉、〈恋するカレン〉等歌曲。到了 2020 年,這張專輯累計銷量已超過百萬張。
同樣重要的是永井博的封面。深藍天空、白色建築、游泳池、棕櫚樹,畫面裡通常沒有什麼人。它看似美國西岸或某座南方島嶼,卻又不是任何真實地方。這是一個由日本人在東京創造出來的「外國」,一個關於夏天、旅行與富裕生活的抽象空間。
後來鈴木英人、わたせせいぞう等人的插畫,以及 PARCO、資生堂、航空公司、汽車與飲料廣告,共同構成了 1980 年代日本都市消費文化的視覺語彙。今日人們想到 City Pop 時立即浮現的棕櫚樹、泳池、敞篷車與藍色海面,就是在這個階段形成的。
然而,如果只用這套視覺理解 City Pop,會低估它的多樣性。山下達郎追求 Soul 與 groove;吉田美奈子的作品可以逼近 Funk 與 Jazz;大貫妙子的《SUNSHOWER》與《MIGNONNE》有更內省、知性的都會感;竹內瑪莉亞把美國 Pop、歌謠曲與都市感情寫進更主流的流行歌曲;角松敏生到了 1980 年代,把 Funk、Boogie、Fusion 與東京夜生活推到更加耀眼的位置;杏里的〈CAT’S EYE〉與後來的《Timely!!》,又把這種聲音帶進更廣大的流行市場。
把這些音樂連在一起的,是一種共同的現代性:它們相信 Pop 可以精緻、性感、國際化,而且毫不羞於享受都市生活。

五、1990年代:City Pop消失或者轉化
進入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崩潰。按照今天最流行的 City Pop 歷史敘事,接下來發生的是,繁華結束了,City Pop也隨之死亡,直到 YouTube 在二十多年後把它重新挖出來。
事實上,1990 年代是日本音樂市場進入唱片銷售最驚人的年代之一,只是流行音樂的語言改變了。「J-Pop」這個名稱逐漸普及,Being系、小室哲哉、Mr.Children、Spitz、安室奈美惠,以及稍後的宇多田光,建立另一套屬於 1990 年代的聲音。City Pop這個稱呼逐漸失去功能,但山下達郎、竹內瑪莉亞、大貫妙子等人並沒有停止創作。
更重要的是,1980年代以前的音樂並沒有被完全遺忘。東京澀谷的唱片行文化在 1990 年代形成一種新的考古式聆聽。小山田圭吾、Pizzicato Five等後來被稱為「澀谷系」的音樂人,大量翻閱 1960、70年代的歐美與日本唱片,把Bossa Nova、French Pop、Soul、Easy Listening、Jazz與日本流行音樂重新拼貼。
某種意義上,他們做的事情和三十年後YouTube上的City Pop樂迷非常相似:回到唱片庫裡,重新選擇哪些過去值得進入現在。
City Pop 這個名稱,也正是在這段時間之後開始第二次生命。

六、音樂歷史的新論述
2002 年,日本音樂評論家木村ユタカ出版專書《日本 City Pop》,把原本分屬不同年代、不同唱片公司、甚至不同曲風的音樂人,排列成一套具有前因後果的歷史。
Happy End、大瀧詠一、細野晴臣、荒井由實、吉田美奈子、山下達郎、大貫妙子、竹內瑪莉亞、角松敏生……被放進同一本書裡,一條我們今天熟悉的「City Pop系譜」便開始變得清晰。
大阪大學的相關研究便指出,City Pop 最初更接近商業宣傳語,到了 2000 年代,才在音樂記者、唱片指南與音樂史書寫中被重新脈絡化,並逐漸形成一條以 Happy End 為源頭的完整系譜。

七、數位時代的重新發明
但真正讓 City Pop 成為全球文化現象的,是另一個媒介。
2010 年代初,蒸汽波(Vaporwave)在網路地下音樂圈興起。創作者大量採樣 1980 年代的 Smooth Jazz、電梯音樂、廣告配樂與流行歌曲,把它們減速、切割、循環,製造出一種彷彿來自故障 VHS 的資本主義幽靈。之後出現的 Future Funk 更進一步大量挖掘日本 Disco、Funk與City Pop。竹內瑪莉亞、杏里、亞蘭知子等人的歌曲,被剪成更高速、更適合舞池的網路音樂。
2017 年 Plastic Lover 上傳〈Plastic Love〉後,YouTube推薦系統開始把它送到原本沒有搜尋竹內瑪莉亞的使用者面前。她那張黑白照片逐漸成為一個網路文化圖騰,歌曲從Reddit、YouTube一路蔓延到歐美音樂媒體。
然後是第二首、第三首。
松原みき1979年的出道曲〈真夜中のドア~Stay With Me〉在2020年前後透過TikTok與串流平台爆紅,新一代聽眾又循著它進入City Pop。今年在 Spotify 的累積串流播放量突破 5 億次,成為第一首達成此里程碑的 20 世紀日本歌曲。
2019年,美國再版廠牌Light in the Attic推出《Pacific Breeze: Japanese City Pop, AOR & Boogie 1976–1986》,把吉田美奈子、大貫妙子、細野晴臣、佐藤博等人的作品正式整理成海外市場可以理解的一套選集。它的重要性不只是讓更多人聽到City Pop,而是進一步完成了經典化:原本散落在日本二手唱片行與YouTube演算法裡的音樂,開始進入歐美唱片收藏、音樂評論與音樂史。到了2022年,The Weeknd在〈Out of Time〉裡大量取樣亞蘭知子1983年的〈Midnight Pretenders〉,西方媒體也大幅報導這股潮流。
四十年前深受美國Soul、Funk與AOR影響的日本音樂,穿越YouTube、Future Funk與全球串流文化之後,再度回到當代美國流行音樂的世界,更像一場跨越四十年的文化迴圈。
八. City Pop 提供了什麼想像?
City Pop復興並非都是因為YouTube演算法。演算法可以把〈Plastic Love〉讓數百萬人看見,卻無法保證他們會聽完,更無法解釋為什麼有人聽完之後開始尋找山下達郎、買大貫妙子的黑膠、收藏永井博畫冊,甚至創作自己的City Pop。
可以說,City Pop留下一種文化檔案:一個社會在某個時刻如何想像自己的未來。那個未來裡,有新的汽車、新的公寓、新的音響、新的旅行方式;東京愈來愈國際化,人們可以從銀座開車到湘南,可以去夏威夷度假(村上春樹的《舞舞舞》就有類似以上這樣的段落)。消費主義當然深深嵌在其中,但同時存在的,是一種今天已經不那麼常見的集體信心:明天似乎會比今天更富裕、更自由,也更摩登。
今天在Spotify聽〈Plastic Love〉的二十歲青年,可能出生於2000年代。他沒有經歷日本泡沫經濟,沒有經歷CD作為音樂主要載體的年代。他懷念的當然不可能是自己的青春。他所感受到的,是一個曾經存在、同時又從未真正存在過的未來。
City Pop因此形成一種奇妙的「復古未來主義」:我們從過去的音樂裡,聽見過去的人如何想像未來。
當今天的年輕世代面對氣候危機、戰爭、房價、低成長、零工經濟與對科技未來的不確定,一個四十年前仍然相信城市、科技、旅行與消費可以帶來更好生活的世界,自然產生異常強烈的吸引力。
人們懷念的,並非昭和本身,而是那個年代仍然具有的「未來感」。
九、當City Pop來到台灣
City Pop的第二次生命沒有停留在復刻。韓國、台灣、泰國、印尼與其他亞洲地區的新世代音樂人,都開始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吸收這套聲音。
在台灣,最鮮明的案例或許是落日飛車。這支成軍於 2009 年的台北樂團,長期被國際樂評直接冠上「city pop」標籤,音樂裡揉合了 Funk、Disco、Jazz 與 Synth Pop。冰球樂團、溫蒂漫步等樂團當然不能簡單歸類為City Pop,但確實可以聽見一種重新出現的都會感:柔軟Bass、合成器、Rhodes電鋼琴、夜晚、戀愛,以及刻意降低情緒強度的唱法。
它與1980年代東京並不相同。日本City Pop曾經想像的是高速公路、渡假旅館與正在擴張的消費城市;台北的新世代音樂可能發生在捷運、便利商店、雨夜、公寓與深夜街道之間。兩者共享某些聲音語彙,背後卻是完全不同的經濟與世代經驗。
但這種「都會感」在台灣的位置,其實與日本原初的 City Pop 並不對稱。山下達郎與大瀧詠一那個世代,歌頌的是一段他們自己真實活過的、屬於某個世代的經濟自信與擴張中的消費城市。但對這個世代的台灣音樂人而言,他們借用的是一整套跨文化的聲音質地與情緒氛圍,再嫁接到真正屬於自己的城市,一種都會版的「台灣感性」。
落日飛車發行全新專輯《QUIT QUIETLY》。(Photo: 華納音樂)
十、City Pop 許我們一個未曾謀面的未來
回到最開始那首〈Plastic Love〉。
1984年竹內瑪莉亞錄製它時,不會知道三十三年後,一個匿名YouTube使用者將把這首歌送進全球年輕人的推薦欄;Happy End在1970年組團時,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日後會被稱為City Pop的精神祖先。
那麼,究竟是誰創造了City Pop?
半個世紀以來,它至少被重新發明了三次:第一次,日本唱片業以City Pop描述一種新的都市音樂;第二次,日本評論界把散落的作品重新整理成一套歷史;第三次,全球網路世代又把這段歷史轉化成自己的美學與情感。
於是,一個原本邊界模糊的日本音樂類型,最後變成了全球共享的文化記憶。
今天再聽〈Plastic Love〉,我們聽見的不只是1984年的東京,而是疊著1970年代日本對美國音樂的想像、1980年代的都市生活、2010年代的數位文化,台灣的當代青年文化,以及,當代人們對一個或許已經消逝的樂觀未來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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