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改變了，一切也都沒有改變」：何偉與他的中國書寫

在二十世紀末的中國，「中國夢」的偉大夢想尚未誕生，中國尚未「入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網路世界（與監控）尚未覆蓋人們生活。一名年輕的美國人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偉」——以美國和平隊身份來到四川長江邊一個叫涪陵的小鎮，在師範學院作為一名英語老師。幾年後，他把這段時光的生活觀察寫成一本書《江城》（River Town, 2001）。

何偉寫作的特別在於他不是揭露中國黑暗面的調查報導，也不是帶著理論框架的研究著作。它只是耐心記錄一個外國年輕人如何在陌生的語言、制度與文化中觀看與傾聽，以一個根植於地方的切片，去理解那個劇烈變遷的巨大國度。

「我沒有興趣定義中國。我更有興趣的是人們如何生活，以及這些生活如何以微小的方式改變。」他說。

但他當初或許沒預期到，這本由外國人寫中國的書，不僅在台灣受到關注，更在中國出版中文版後成為一個文化現象。

二十多年後，何偉帶著家人重新回到中國教書與生活，並寫下新書《別江》（Other Rivers）。

從《江城》到《別江》，橫跨二十多年巨變的中國書寫，當然太多事物都不一樣了，但也有太多事物都沒改變。

在這條緩慢流動的敘事之河中，何偉讓我們看到中國人的生活在時間長流中的改變與不變。

從《江城》開始的「微觀中國觀察」

1996 年，二十多歲的何偉抵達四川涪陵，這座沿江小城位於長江與烏江交會處，地勢陡峭、霧氣瀰漫、節奏緩慢。這裡不是世界關注中國的焦點。

他住進一間簡單的房間，在這裡教了兩年書，後來寫成《江城》。

他寫他的學生如何面對體制與對未來的希望，寫校園日常中的權力角力，寫街頭小販與出租車司機，也寫人們對於文革的沉默記憶。他察覺人們如何在歷史與政治的陰影下發展出高度自覺的語言策略，觀察制度如何以最細微的方式塑造行為。

《江城》不把中國當作一個抽象概念，而是在涪陵的街巷、學校、茶館中，在濕氣和河霧構成的空間裡，聽取人們細微的聲音，建立起九〇年代末一座中國小城生活的質地，及其如何面對歷史浪潮帶來的衝擊。

《江城》在中國獲得極大的反響，何偉成為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學生與年輕讀者熟知的名字，他的書甚至被當作理解改革開放世代的一種「非官方文本」。對許多中國讀者而言，《江城》並不因為是一部「外國人寫中國的書」而顯得失真，反而以一種不居高臨下，也不刻意批判的態度，替他們保存了一個正在迅速消失的年代。

從《甲骨文》到《尋路中國》：轉型時代的日常檔案

離開涪陵後，何偉進入《紐約客》擔任駐中國記者。2006年出版《甲骨文》（Oracle Bones, 2006）。這本書像一部橫跨三千年的時空剪輯：考古學家的追尋、維吾爾族學生的漂泊、農民工的遷移、語言學者的迷惘——都成為理解中國變動的入口。他用人物敘事串起政治、古史、語言與城市擴張，而非用結論強行解釋世界。

接著出版的《尋路中國：長城、鄉村、工廠，一段見證與觀察的紀程》（Country Driving）（2010），則宛若一部當代中國的公路片。他開車穿越北方村鎮與南方工業區，跟著農民工、汽車代理商、創業家庭走過中國經濟的野蠻生長，寫那些在「成功」敘事背後，被速度與競爭不斷推擠的人們。

這兩本書構成了世紀末轉折到二十一世紀初期，中國快速崛起的「日常記錄」。書裡沒有「典型中國人」，只有具體的人：這些人物不承擔象徵意義，卻在長時間的累積中，構成一幅幅豐富立體的社會圖像。

其後，他和家人移居埃及，繼續為《紐約客》寫報導。2019年，他們一家回到四川的長江河邊，在成都的大學教授非虛構寫作。而如今這個習近平時代的中國當然和上世紀末的中國完全不同了。他寫下新書《別江》（2024）。

《別江》：習一代的中國

當何偉回到涪陵時，目睹最直觀的變化是：舊城不在了。

當何偉回到涪陵探訪時，目睹最直觀的變化是：舊城消失了。三峽大壩蓄水後，原本的江岸、老街與碼頭大多沉入水底。他必須依靠舊照片判斷，曾經站過的位置如今距離江面有多少公尺。

三峽大壩在 2000 年代啟動蓄水後，涪陵原本的江岸、老街、階梯與碼頭大多沉入水底；那些他在《江城》中寫下的路、樓、河岸角落、茶館、出租車站，如今都被新城區、住宅大樓、沿江公園、摩天大樓取代。

這種地貌似乎在，但地點消失的矛盾，是理解今日中國的錨點：城市快速更新，記憶無處安放，反映了中國二十年來深層的治理邏輯。

在《別江》中，他重新見到當年的學生與朋友，他們在城市化與經濟社會快速變遷中各自走向不同的位置：有人進入體制獲得穩定，有人創業成功，也有人在競爭中被淘汰；更多人學會了如何不說多餘的話。這些命運交織成一整個世代的縮影。

他將教育作為打開整個社會結構的鑰匙。書中，他不僅描寫教育制度的運作，更透過學生、家長與教師之間的互動，呈現一個社會如何在制度壓力、階級競爭與歷史記憶之間自我運轉。

他把他的學生稱為「習一代」，因為他們是在這位領導的權威下長大的。他說他九十年代的學生「都很天真青春」，因為他們要進入一個嶄新的世界。但現在的學生成長於穩定繁榮的時代，卻面臨極其激烈的社會競爭（內捲）。他描述這一代學生有老靈魂：「他們曉得事情的道理，也了解體制的缺點，也了解體制的好處。」他們「對中國的體制沒有幻想。」

「沒有哪個虛構世界的設定，是把威權主義、審查制度和經濟成就、遷徙自由與教育提升結合在一起。也沒有哪個小說家能料到，對一個鎮壓性國家來說，「競爭」竟然這麼好用」…….同學們最怕的是彼此——是其餘也在為分數與工作機會較勁的年輕人……我認識的中國年輕人，多半已經因為為了成功而拼搏，結果變得太麻木。」

他也把雙胞胎女兒送入當地公立小學，用許多段落描述小學教育的紀律、競爭、死背和許多荒謬的課本或考題，如何讓他驚訝。

2020年初，疫情來了。何偉一家人經歷了這個奇異的時刻。《別江》因此也是一部疫情時期的中國日常誌。

一切控制與封鎖都具體而細密地刻在個人經驗裡：鄰居在大廈裡收到一台幾乎放不進電梯的大型電視；被困在宿舍的學生依靠機器人送外賣；即使成都的措施遠不如武漢那般嚴酷，但每個人仍被迫調整自己的生活節奏。

疫情也改變了何偉與中國社會之間的距離。隨著封控升級、加上中美關係急速惡化，外國記者逐步被驅離或限制活動，和平隊項目也因政治壓力而於 2020 年終止，成都領事館被關閉，使得他原有的身份與敘事位置變得更加脆弱。

無所逃離的政治，一場漫長的告別

如果說《江城》源於好奇，《別江》則是一本告別之書——告別一座被水位與制度共同改寫的城市，告別一個相信未來會逐漸開放的年代。

舊城沉入水底，舊時代沉入沉默，留下的是一個更整齊、更現代，但管制更嚴格的社會。

從《江城》到《別江》，何偉示範了一種觀看世界的方法：承認複雜，容納矛盾，拒絕把世界壓縮成可供快速消費的結論。

他在採訪中說，「中國寫作（China writing）正在變得更狹窄，它變得更政治化、更注重安全。人們正在失去那些人性層面的元素，而我真心希望這種狀況能有所改變。」

但當然，他並非迴避政治，事實上，不論書中他寫身邊的人，或者他自身的遭遇，處處都可以看見政治的的烙印如何影響人們。包括他的言論在網路上被舉報，有美國外交官提醒他可能被逮捕。全書故事的最後是他無法留下續約教書——很顯然，這是被政治決定的。

書中最後一章寫到，「一切都改變了，但一切也都沒變。」何偉在媒體採訪進一步詮釋這句話，「掌權的仍然是同樣的政黨，同樣的政治體系，而且在許多層面上，在2019年比我離開時的1998年限制更多。這是最令人好奇的：為何當社會一切層面都改變，卻沒有任何重要的政治改變？」

長江仍在流動，但河岸旁的人事物卻不斷變換。在所有可見的變化之下，始終有一條從未消失的河流——政治權力。或許，這才是何偉書寫的中國日常中，那條真正影響一切的「另一條河（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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