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獎9項入圍電影《善男信女》導演楊兩全專訪:當世界沒有變好,我們如何繼續生活?
香港新銳編導楊兩全以首部劇情長片《善男信女》入圍第63屆金馬獎9項大獎,包括最佳劇情片、最佳男女主角和新導演、原著劇本等。電影從一份做錯的外賣出發,描寫茶餐廳老闆與失意演員如何在報復中碰撞出都市人的憤怒與委屈。這部黑色喜劇直視生活裡的不公,並尋找人們如何在彼此理解之中繼續前進。
34歲的楊兩全這幾年經常往返台北。
《善男信女》的剪輯、錄音與配樂,都在台北完成,他也經常與台灣影人交流、合作。事實上,他與台灣的緣分更早,大學時期曾赴台大戲劇系交換一年,2022年又入選金馬電影學院。他笑說:「我好像一直都沒有離開過。」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楊兩全曾任中學中文教師,從中學時期便開始寫小說、散文與劇本。大學期間,他以筆名「何其美」參與劇場創作,曾與同學李駿碩、黃嘉祺合編舞台劇《罪犯的房間》,獲得中大四院戲劇比賽優異創作劇本獎。畢業後,透過拍攝短片與參加劇本比賽累積創作經驗,2018年憑劇情短片《白沙堆》拿下第12屆鮮浪潮國際短片節最佳導演,2022年又與師兄曾慶宏共同擔任長片《過時·過節》的聯合編劇。
《善男信女》的劇本在2023年完成,片子完成後2026年入選多倫多國際影展,並獲得第63屆金馬獎9項入圍肯定。
一份送錯的外賣,如何成為《善男信女》的故事起點?
《善男信女》的創作起點,可以回溯到疫情爆發、世界陷入混亂的那幾年。2020年疫情爆發,許多地方的日常生活一度停擺,人們被困在有限的生活範圍裡,看不見失序的盡頭。隨後幾年,疫情持續、戰爭與天災接踵而至,各種不公與荒謬也不斷出現在日常生活中。
楊兩全回憶,當時心裡積壓著強烈的鬱悶與憤怒:「我覺得世上有太多不公平的事,很多受害者得不到公道。我一直在想,在這麼難、這麼壞的世界裡,我們究竟該如何生活下去?」
這份情緒,後來被一段在網路上瘋傳的監視器片段觸動。影片裡,一名菜攤老闆娘與一名買菜的大叔因為輕微碰撞爆發口角,最後甚至扭打成一團。
「我很好奇,這兩個人在鏡頭那一分鐘以外,到底經歷過什麼?究竟是什麼樣的壓力與困境,會讓兩個陌生人因為一次輕微碰撞而爆發到這個地步?」

當時,距離香港電影發展局支持的「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報名截止日只剩一個月,他決定以這場小人物的衝突為起點,寫下一個關於都市壓抑與情緒宣洩的故事。
但有了創作念頭,真正動筆卻沒有那麼容易。第一個星期,他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他翻找了許多荒謬新聞,甚至考慮過因樓上太吵而持刀尋仇的社會事件,卻始終覺得少了真實的生活感。直到某天,他想起自己買麥當勞時的一次火大經歷:買了麥克雞塊,回家打開才發現沒有附醬。「當時如果心情不好,真的會氣到想打人。」這個再日常不過的小挫折,反而讓他找到故事的切入點:何不把第一場衝突放在最熟悉的飲食場所?
於是,茶餐廳老闆鮑榮吉(楊偉倫飾)與失意舞台劇演員洪若蕾(鍾雪瑩飾),因點的「星洲炒米」被做成「乾炒牛河」而結下梁子,兩人也因此展開一場愈演愈烈的報復。
《善男信女》如何寫出都市人的集體鬱悶?
至於故事裡的生活細節,楊兩全則是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尋找素材,加入許多投訴社群,觀察人們如何抱怨餐廳與服務業,也請前女友分享最令人頭痛的客人。
楊兩全寫劇本不寫大綱,也不寫人物小傳,直接從第一場寫起。雖然沒有事先設定完整的人物輪廓,故事的結構卻早已在他心中逐漸成形:一條線是愈演愈烈的報復,另一條線則是慢慢揭開兩人背後的家庭、工作與感情。「我是邊寫邊發現,原來你是這樣的人、原來你是這樣想、原來你可以走到這裡。」

他拿圍棋比喻:剛開始時,棋盤上有無數種可能,每放一顆棋子,可能性就少一些,直到某個時刻,兩條看似無關的線忽然扣在一起,「那個滿足感很好」。寫到一半,他逐漸發現兩個主角其實很相似,也能理解彼此,因此決定讓故事走到最後時,兩人有機會安慰對方。
《善男信女》究竟是悲劇還是喜劇?楊兩全坦言,創作之初並沒有明確設定要寫成喜劇。只是從看見那段監視器片段開始,他便覺得兩個人因為一點小事打起來的情景十分荒謬,也帶著某種令人發笑的趣味。
也因此,他不打算讓故事循著慣例結束。歡喜冤家的故事,最後往往走向愛情;主流商業電影也常讓主角互相協助報復,或以家庭和解收場,但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結局,兩人最終也沒有變成情侶。「現實世界哪有那麼多大快人心的復仇?所有東西都只能忍氣吞聲,世界沒有變好,我們也只能這樣生活。」
讓角色一路復仇,帶給觀眾的終究只是一時的快感。「可以繼續報復是假的,那只是麻醉。我想讓觀眾看到一個跟你我一樣卑微、受傷的角色,並在他們身上找到共鳴。」
從選角到表演,讓角色有自己的生命
電影鮮明的市井氣息,除了來自故事本身,也與男女主角對角色的細膩詮釋有關。寫劇本時,鮑榮吉的第一人選就是楊偉倫。他從小看楊偉倫演舞台劇,覺得那張臉「樣子有點兇、有點壞,但又好像兇不出來」,即使角色在電影裡做了一些壞事,仍然帶著討喜的特質。
鍾雪瑩則是透過試鏡確定的。當時,她剛憑《看我今天怎麼說》拿下第61屆金馬影后,但試鏡時,楊兩全沒有與她討論演技理論,而是請她分享生活裡的真實經歷。
鍾雪瑩提到,某次在地鐵站,一名穿著西裝的男子在人潮中橫衝直撞,差點撞倒身旁的孕婦,事後卻頭也不回地離開。她當場火冒三丈,追上去拍對方的肩膀:「你知不知道這樣很危險?剛剛那裡有孕婦!」對方只冷冷回了一句「哦,知道了」,便逕自離開。
「在香港,原來還是有一小群不肯妥協、保有正義感的人,在城市裡飄蕩。」楊兩全感嘆,鍾雪瑩那份接地氣、直率,甚至敢打電話向客服客訴的性格,與若蕾十分相似。

不過,正式開拍後,鍾雪瑩詮釋的若蕾,與他原本想像的樣子並不完全相同。楊兩全原先設想的是一個能量更強、衝突更激烈的角色,鍾雪瑩卻認為若蕾應該更疲憊,也希望自己的表演能與楊偉倫有所區隔。儘管與原先的設想存在落差,他最後仍接受了演員的詮釋。
整部電影只拍了19天,香港電影的製作預算有限,大多數時候都是如此。即使在有限的拍攝條件下,現場仍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收穫。開拍前幾天,他與攝影師排鏡時,突然想到結尾若打開餐盒,裡面裝的其實是乾炒牛河,會不會更有意思?攝影師認為這個想法很好,但他自己仍沒有把握,最後決定兩個版本都拍。
前兩次拍攝時,餐盒裡放的都是星洲炒米。到了第三次,他們沒有事先告訴鍾雪瑩,直接將餐盒換成乾炒牛河。「她的反應就是『你竟然玩我』,整個情緒、整個表演跟前兩次很不一樣,很強烈,是最真實的。」
從城市裡的刺蝟,到彼此理解的可能
電影雖以《善男信女》為名,但在廣東話日常語境中,這四個字常出現在「唔好當我善男信女」這句話裡,意指「別以為我好欺負」。
不過在楊兩全看來,說出這句話的人,其實往往處於一種軟弱的狀態,才會急著警告別人不要欺負自己。電影裡的兩個角色,也都處在這樣的脆弱之中。
他以「刺蝟」比喻當代都市人的人際關係。在人口密度極高、生活壓力極大的香港,每個人其實都像一隻刺蝟。為了保護自己與身邊的家人,人們不得不豎起全身的刺;但當所有人擠在同一個狹窄的生活空間裡,這些刺反而容易在不經意間傷到彼此。那些在公車、地鐵或街頭突然爆發的荒謬爭執,背後往往都有著無處宣洩的壓力。
鮑榮吉與洪若蕾,正是兩個被生活推向臨界點的人。然而,當這兩個互相傷害的陌生人,經歷一連串報復與衝突後走到故事終點,楊兩全卻沒有安排一場大快人心的和解,而是讓兩人在公車上再次相遇,心照不宣地對視而笑。
這場戲,來自他自己的親身經歷。
某次他在香港搭乘公車,司機竟然不等乘客上車便逕自關門開走。氣憤的他打電話向公車公司客服投訴,得到的卻是冷漠而制式的回應。正當他滿腹委屈地掛斷電話時,卻發現身旁另一名陌生人也正拿著電話,以相似的憤怒語氣向客服投訴。
兩人在街頭四目相交,瞬間明白了彼此的處境,忍不住笑了出來。那一刻,楊兩全心中的怒氣也隨之平復。「世界或許依然很壞,客服的回應也沒有改變任何事,但只要知道這世界上還有一個人懂你的痛苦,『同理』本身,就是一股能支撐人活下去的力量。」

繼續跟這個世界鬥下去
電影上映後,有一位觀眾私訊楊兩全,告訴他自己最喜歡的是結尾那場涉及自殺的戲。這位觀眾曾有過自殺經驗,卻被救了回來。他在訊息中寫道,當年被救醒後,第一反應並不是感激,而是對醫生與牧師感到無比憤怒,氣他們「為什麼要打擾我好不容易做出的選擇」。他也坦言,《善男信女》處理自殺議題的方式,與一般勸人不要輕生的作品很不一樣。
楊兩全說,這正是他希望透過電影做到的事。他不想說教,也不想用「生命很重要」這類道理去回應一個正在受苦的人,而是想傳達一句簡單的話:「我明白你的痛苦。」這個世界或許不好,生活也未必如意,但他仍希望人們能夠「繼續跟這個世界鬥下去」。
他說,他在動筆之前並沒有一個明確的主題,直到寫完,才逐漸看見這個故事真正想問的問題:「這個世界很壞、很難,有很多不好的東西,但是我們可以怎樣活呢?」
而他在鮑榮吉與洪若蕾身上找到的答案,並不是讓所有委屈得到補償,也不是讓生活從此變得順遂。或許只是在某個時刻,終於遇見一個理解自己的人。
原來只要有一個人也明白你的痛苦,可以跟你一樣感受到你在經歷什麼,其實就有一種力量,可以讓你再走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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