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殺死了「書的世界」？書評版面的消失與閱讀的未來樣貌

2026 年初，美國新聞界的寒流再次掃過媒體地景中最脆弱的一隅。《華盛頓郵報》裁員約三百位員工和許多部門，而曾於 2022 年才彷彿光榮恢復的獨立書評版面「書的世界／Book World」，再次面臨縮編與裁撤。

這是一個深具諷刺意味的歷史循環。2009 年，《華郵》就曾因財務壓力撤掉書評版；在貝佐斯（Jeff Bezos）入主後，報紙一度高調宣佈重啟書評版面，試圖在假消息氾濫的時代重新確認知識與評論的公共價值。但不到四年，這個文化堡壘終究不敵數據的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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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版面的消亡當然不只是華郵：如今美國主流媒體上書評版已幾乎絕跡。然而，華郵書評版的兩度退場，宛若一場時代的反覆辯論：在演算法與注意力經濟主導的新聞環境中，報紙是否仍然在乎作為文化的公共平台？

當信任從資深評論家轉移到同溫層的共鳴，當閱讀的入口從報紙版面轉向 BookTok 與推薦演算法，當書評不再位於知識傳播的中心，而成為分散網絡中的一個節點，這場時代的轉變，或者書評版的緩慢死亡，或許是不可逆的位移。但這將如何改變我們對閱讀的理解，如何重塑知識生產的樣貌呢？

報紙與書評版作為公共領域

1972年《華盛頓郵報》Book World版面局部

過去，報紙的意義是一個文化綜合包，它每日跟讀者分享這個國家或世界上應該知曉的重要新聞與資訊：政治的、經濟的、生活的，文化藝術的，引入不同觀點的討論。它是社會最重要的「公共領域」結構，也是一個國家/社會/地方可以成為「想像的共同體」的基礎。

書評本來是新聞報紙的公共文化基礎設施，不僅因為書籍是知識的根基，書籍本身就包括各種議題，因而可以是包羅萬象。在西方主流媒體書評往往不是「新聞附屬品」，而是被設計為獨立副刊：有固定頁數、固定主編。它不只是提供新書資訊，也透過書評來進行公共論辯與思想對話。它不追逐即時性，卻長期形塑知識地景。（台灣新聞過去也延續這傳統，有中時「開卷」、聯合報「讀書人」等增刊。）

在 20 世紀的英美文化圈，書評版是一套嚴密的「文化認證機制」。大報書評版——如《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負責將新書引入公共討論；專業評論刊物如《倫敦書評》（LRB）與《紐約書評》（NYRB）則提供更長篇幅與理論密度的討論；再往上，學院評論與學術研究提供更根本的理論框架。這些層級彼此分工，形成一種從公共媒體到專業場域的連續光譜。報紙書評處於其中段位置，是連接公共讀者與思想傳統的重要節點。

在這個體系中，書評人是「守門人」。他們的工作是將新書置於歷史脈絡、政治語境與文學傳統中進行解剖。當一位資深評論家在《華郵》上撰文批判某本政治傳記，這篇文章的影響力足以觸達白宮的決策層；當一本新人的小說獲得高度讚譽，它便從無數的出版物中脫穎而出，獲得了進入「時代經典」的入場券。

另外，如同報紙作為一個公共領域，一份報紙所介紹的書，或透過書討論的議題，會促成一個知識的公共社群——讓彼此不相識的人，共同思考當下最迫切的議題議題。（當然這也必然會壓抑不同主題或其他的書，所以需要多元的媒介）

然而，跨入二十一世紀，這道文化防線彷彿緩緩後撤的海岸線：先是頁數的縮編，繼而是版面的寄生，最後是徹底的消逝。

退場與消亡

第一波書評版面的退場，發生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當時，報業面臨的是最直接的生存壓力：廣告收入崩塌、印刷與人事成本無法負擔，新聞機構必須迅速裁撤被視為「非核心」的部門。書評，往往首當其衝。

2009 年，在西岸文學與思想界擁有高度影響力的《洛杉磯時報》結束其獨立的紙本書評副刊：書籍評論仍存在，卻不再享有固定版面與穩定資源，而是被併入更大的文化或生活風格框架之中。

同年，《華盛頓郵報》也取消了紙本增刊的書評版「書的世界／Book World」副。當時的論述就是財務壓力迫使媒體回到「硬新聞」與「高流量內容」。

其後，隨著媒體經營的困難，大小媒體開始陸續削減書評版。

有意思的是，2022 年《華郵》高調宣布「Book World 回歸」：每週日有紙本版面、線上也重整。他們正式聲明說：「我們將繼續針對《華郵》定位獨特、具備全球視野的受眾，強調關於政治、權力及其對日常生活影響的書籍。我們將從對當前動盪時代的觀察出發，針對驅動變革的力量——從虛假訊息、氣候變遷到技術革命與歷史反思——提出基於書評的原創論點。在虛構文學方面，我們將展現多元且風格鮮明的評論家陣容，更深入地探討作家的生活與思想，並參與那些根植於「我們讀什麼」以及「我們如何閱讀」的諸多辯論。我們將協助您尋找（並決定）一切讀物：從暢銷書、冷門傑作、獲獎作品到令人失望的平庸之作，無論是本土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書籍。」

沒想到，不到四年，書的世界就被二次殺死。

幾個月前的2025年九月，《美聯社》也決定終止每週書評供稿，理由是「讀者興趣低、成本無法負擔」。這又具有另一層意義：當書評不再被視為新聞服務的一部分，將重傷許多依賴 AP 供稿的小型報紙，徹底嚴重書評與出版生態。

如今，在美國大報中，只剩下紐約時報有獨立的書評增刊《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華爾街日報有獨立的書評版面。（我個人大推英國金融時報週末版，其中有四到五頁是書評版，非常精彩）

《紐約時報書評》不僅持續存在，還保有專職編制、固定篇幅與高度象徵性。它之所以能成為例外，首先是因為穩定且高價值的訂閱者基礎，使文化內容能被視為留住讀者的重要組成，而非流量負擔。其次，書評被納入報紙的品牌資產，而非單純內容成本，成為《紐約時報》文化權威的一部分。最後，他們仍保留強烈的議程設定意識，將書評視為公共討論的入口，而非市場資訊。

數據的暴政——當「點擊」取代「思考」

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個注意力經濟的數位時代，在一個以即時點擊、轉換率與使用者行為為核心的系統裡，書評顯得格格不入。因為書評的讀者通常更小眾、更慢熱，它很難像政治衝突、名人、健康焦慮那樣帶來即時爆量。它假定讀者願意慢慢閱讀，願意如仰望星空般窺探浩翰的知識宇宙。然而，閱讀一篇優質的評論可能需要花費二十分鐘才。在數位的廣告模型中，這二十分鐘的注意力如果分散到十篇即時政治新聞或名人八卦中，產生的廣告收益將是數倍。書評版面因而成為一種昂貴、遲緩、難以量化利益的存在。

諷刺的是，這一切並非發生在閱讀文化衰退的年代。社群平台上的閱讀社群、短影音帶動的暢銷浪潮、演算法推薦所構成的消費生態，讓全美實體書銷量在過去幾年創下歷史新高：根據美國圖書監測機構 NPD BookScan（現為 Circana）的數據： 2021 年全美實體書銷量達到 8.25 億冊，創下該機構自 2004 年開始追蹤以來的歷史新高， 雖然 2022 與 2023 年略有下滑，但仍維持在 7.6 億至 7.8 億冊 之間，遠高於 2019 年（疫情前）的 6.9 億冊。

改變閱讀市場的關鍵之一是BookTok（TikTok 的書評社群）——也可以說他們書評文化與書籍推薦的角色的。

位在美國洛杉磯巴諾書店的BookTok專區

BookTok的崛起，大約始於2020 年疫情時期的孤立與焦慮之中：人們被迫退回私人空間，而短影音成為新的公共場域。隨著居家隔離與短影音使用量激增，#BookTok 標籤在 TikTok 上迅速累積數十億次觀看。2021 年，多部原本已出版多年的小說——尤其是浪漫、青春與奇幻類型作品——因為短影音推薦而重返《紐約時報》暢銷榜。出版業隨即意識到這股力量的商業潛能：為舊書重新設計封面，強調視覺衝擊與可分享性；實體書店設置「BookTok 推薦」專區；行銷預算逐步向短影音平台傾斜，使書籍更適合在短影音環境中被「展示」與「感受」。

這種現象意味著閱讀的「發現機制」發生了結構性改變。過去，書籍能否進入公共視野，往往依賴報紙書評或專業評論刊物的推介；如今，一段三十秒的情緒分享影片，足以帶動數十萬冊銷售。2022 年，在BookTok上非常受到歡迎的作家柯琳·胡佛（Colleen Hoover）一人就在美國賣出了超過 1,430 萬本實體書（不只一本，在該年最暢銷的25本書中，她佔了八本）。

與此相對，過去報紙書評版最重視的政治、歷史、傳記與嚴肅思想類書籍，銷量在同期間則呈現下滑或停滯。

傳統報紙書評強調脈絡、比較與評價，BookTok 則強調立即共鳴與個人感受，將閱讀轉化為可複製的情緒體驗。與報紙書評在同一版面上並置不同議題、迫使讀者偶遇陌生思想的情境相比，BookTok 提供的是高度個人化的閱讀路徑，讓讀者透過演算法看到與自身原本偏好相近的類型與風格。

當然，某個意義上，BookTok 並非書評的對立面，甚至可以說是讓多元發聲，打破傳統書評人做為守門人的精英菁英性。但當佔全美約 50% 以上 的實體書銷量與超過 80% 的電子書銷量的亞馬遜與 BookTok 共同構成了一種「數據閉環」——當某一種類型的書開始熱賣，演算法就會瘋狂推播同類書籍。

於是我們看到的是一方面市場更「繁榮」，另方面卻是閱讀的「部落化」，並且更失衡：當柯琳·胡佛的浪漫小說銷量足以超越經典與聖經，過去書評版所守護的歷史、思想或嚴肅文學著作，卻在市場的邊緣節節敗退。這個社會所應共有的思想厚度與公共領域，在這種情緒驅動的購買潮中，變得日益稀薄。

我們真的需要報紙上的書評嗎？

《倫敦書評》是愛書者喜愛的菁英刊物，在數位時代仍具不可撼動的地位。

當然，書評並不是真的消失在這個世界上，如今其實有更多書評媒介：不論是個人自媒體或者專業媒體，不論是影音或電子信等不同形式。書評版在報紙上消失又如何？

關鍵是，對新聞媒體而言，書評消失反映的並不是單一內容類型的衰落，而是新聞機構對自身公共角色的重新定義。

報紙本應該是演算法的宿敵。媒體的天職，在於以一種近乎傲慢的堅持，報導讀者「理應知曉」而非「只想知曉」的重大議題。媒體的使命不在於縱容既有的品味與興趣，而在於透過挑釁與叩問，形塑能夠獨立思考的知情公眾（informed public）。

尤其，相對於每日新聞甚或深度報導，專業書評是邀請人們進入更深厚的反思空間，去慢下來閱讀，理解被系統化生產的知識，並且把這些書籍處理的議題放在時代脈絡中去對話。因此，當這些版面消失，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將可能變得極度碎片化。而報紙上的書評版面，尤其會讓讀者踏入未知的知識疆域，認識舒適圈外的美妙作者：一如走進實體書店遇見書的樂趣。

在這個數位時代的媒體環境中，演算法的原則是讓內容排序依賴既有興趣與，而非編輯對公共重要性的判斷。媒體的角色從主動設定議程，轉為被動回應需求；文字從公共啟蒙的工具，轉化為流量競逐的手段；提供閱讀座標的不再是編輯的品味，而是流量的邏輯。

最終這構成一個惡性循環：當媒體裁減書籍報導，讀者無從得知新書資訊。這種撤退進一步切斷了讀者與新知識的連結，導致圖書市場萎縮，最終反過來驗證決策者「書評不具價值」的傲慢偏見。（華郵一位前書評版編輯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提到，在2023-2024年前，即便其他版面訪客是停滯的，書評版的流量是增加的。」

本質上這就是是傳媒整體崩解的縮影。過去，書評在文學生態中扮演著多重角色：它既是資訊的傳遞者，也是思想的角力場，更是文字美學的展示空間。如今，《華郵》書評版的再次倒下，提醒我們一但任由「效率」與「數據」主導文化產出，那麼最終我們將生活在一個資訊過載、卻難以有洞見的時代。

當然，那些純粹的、「菁英的」、「老派的」書評刊物如《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 LRB）或《紐約書評》在數位時代找到了生存之道。因為他們不追求大規模的泛眾市場，而是精準地服務於全球那一小群對深度思考有「成癮性」的知識份子。它的商業模式依賴於極高的訂閱忠誠度與品牌溢價，而非廣告點擊。

但這種對比揭示了一個嚴酷的事實：深度文化評論的「階級化」。缺乏了大眾媒體如報指，它們將退縮到小眾的、昂貴的知識孤島。精英們在《紐約書評》中討論文明的興衰，而大眾則被留在社交媒體的演算法迷霧中。

最諷刺的是，《華郵》的老闆、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當初正是以書為支點打開了「新世界」：他們用演算法改變了買書的世界，瓦解了實體書店；而今，這位賣書起家的巨賈，竟成了自家報紙內「書的世界」的謀殺者。

只希望，連帶被謀殺的不是整個書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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