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王朝秩序到人民政治,一部關於權力、衝突與民族國家的故事——《泰國的歷史》
為何泰國總在選舉與政變間循環?為何王室在現代仍擁有巨大的象徵力量?為何看似溫和的社會,卻經常發生激烈的抗爭?華麗外表背後,是一段充滿著動盪與糾結、挫折與幻滅的歷史。過去幾百年內,泰國歷經改革、戰爭、政變,面對外部壓力與內部分裂、傳統與改革的對峙、保守力量與新世代的衝突,它掙扎著追求尊嚴與自主,努力地想要蛻變為現代國家。《泰國的歷史》由兩位榮獲福岡亞洲文化大獎的學者聯手撰寫,是迄今最具代表性的一部通史,也是一部看懂現代泰國不可或缺的經典。
隨著未來前進黨的崛起,尤其是二○二○年青年抗議浪潮的湧現,年齡前所未有地成為泰國政治的關鍵變數。這背後不僅是希望與保守勢力的永恆對抗,更反映過去七十年間的劇烈變遷,使不同世代在截然不同的世界裡成長,也養成了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
如今掌權的一代人大多已年逾六旬。他們的成長期正值泰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的年代。當時,農村是社會主體,因歷史與語言的隔閡而與世界脫節。除特權階層(多屬王室菁英)外,多數人僅接受本地教育。公共空間受到嚴格控管,新興的電視媒體也由軍政府牢牢掌控。冷戰時期,在美國的引導下,年輕人被灌輸仇視共產主義、害怕群眾運動、尊崇王室作為國家團結象徵的思想。隨著國家逐漸繁榮,蒲美蓬國王被塑造成「發展」的象徵,主導了政治格局。
三、四十歲的世代則在經濟持續快速成長的時期長大。首都被高樓大廈和購物中心改造,人們從農耕和家族事業中被吸納進入企業、專業領域、工廠與娛樂產業等新職業。許多人至少在求學後期赴海外深造,主要目的地是美國。外國人社群逐步擴張,尤以日本人為多。衛星廣播與數位時代的萌芽,讓人們得以接觸全球新聞與娛樂。關稅降低、收入增加,也帶動了各類進口商品的消費。一九九七年的金融危機雖然帶來衝擊,但很快便被克服。這一代千禧世代以「世界公民」的身分為榮,對未來普遍抱持樂觀。
至於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成長的年代,泰國社會已全面都市化:曼谷逐漸蛻變為全球城市,蒲美蓬國王幾乎淡出公眾視野,紅衫軍與黃衫軍的衝突凸顯了群眾政治的重要性。更關鍵的是,科技澈底改變了他們的世界。
二○○五至一五年間,泰國視覺媒體的格局全然改變。二○○五年起,帶有政治背景的衛星頻道開始挑戰國家對電視的壟斷;二○一一年的數位廣播執照拍賣,更完全打破了舊有秩序。歷經競爭淘汰後,約十餘個頻道得以存續,其中幾個具政治背景的頻道,先是以衛星播送為主,但很快便轉向網路平台,各種裝置上都能收看。
二○○○年代中期之前,網路主要用於商務、專業與一些娛樂活動。二○○九至二○一一年間,隨著3G技術普及,加上韓國與中國推出平價智慧型手機,網路使用逐漸融入日常生活。網路用戶數從二○○一年的四百萬,攀升至二○○七年的一千三百萬,並在二○一九年爆發性成長至五千萬。臉書用戶數從二○○九年的少數人,十年間激增至四千九百萬,泰國成為臉書滲透率和使用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推特、Instagram 與 Line 也相繼普及。這一代人成為「數位原住民」,能隨時獲取全球新聞與知識,並加入新興的辯論與行動社群。
他們的啟蒙,來自日常生活中的見聞,還有從手中裝置獲得的資訊。二○二○年青年抗爭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領袖之一是一九九八年出生、人稱「企鵝」的巴里.奇瓦拉(Parit ‘Penguin’Chiwarak)。他在小學時期便開始投入社會運動:「當我開始懂事時,就目睹了二○○六年的政變;之後是黃衫軍。小學畢業後,又看到紅衫軍;進入中學後,又遇上人民民主改革委員會運動⋯⋯因為政治從不放過我們,早已滲透進我們的血肉之中。」
巴里.奇瓦拉(Parit ‘Penguin’Chiwarak)
如同其他在二○二○年崛起的青年領袖,他「從中學開始便熱衷學習歷史,喜歡參觀歷史遺跡。」企鵝說:「政變前,我們還在學習基礎的法律與政治知識、泰國政府體制及國會運作;但軍政府時期,我們又回頭被要求背誦毫無意義的十二項價值觀。我們認為這是對孩子洗腦,所以我站出來抗議。」在軍政府統治下,中學課程新增了研讀蒲美蓬國王思想的內容。學生們上網搜尋資料撰寫報告時,發現了王室的財富與生活方式,這讓他們開始質疑課堂上所學的王室體制。
高中生對服裝、髮型等紀律規定感到強烈不滿,尤其在能輕易與其他國家同齡人比較的今日。與此同時,政治上的威權轉向使教師更趨嚴苛。企鵝回憶說:
四年級學泰語時,我因一首詩的詮釋與老師爭辯,這本是件小事;我們理應能提出不同意見,意見相左也很正常。但那位年長的老師卻認為孩子有義務安靜聽講,他當眾斥責我,說道:「如今這群惡毒的小孩竟敢和老師頂嘴!」
與威權轉向並行的,還有異議與反抗在都市大眾文化中的蔓延。直至兩千年代初期,塗鴉在泰國仍然罕見,最初多是出於商業目的的仿效。二○一○年代起,塗鴉風格逐漸從單純美觀轉向挑釁,進而帶上政治色彩。二○一四年政變後,塗鴉藝術家「頭痛模板」(Headach Stencil)開始創作充滿泰國軍事壓迫歷史隱喻的作品,並以諷刺手法批判當權者,從軍政府將領的貪腐到財團巨頭的惡行,皆成為其題材。嘻哈與饒舌等叛逆音樂風格,最初只有商業歌手模仿,為的只是彰顯自己跟得上世界潮流。但到了二○一○年代,曼谷孔提(Khlong Toei)貧民窟出現講述自身故事的表演者。在〈來自孔提的我〉(Ku na khlong toei)中,擁有泰裔與非裔血統的 19Tyger,把貧民窟出身視為驕傲與力量的泉源:「我們曾被輕視、被批評⋯⋯我們沒受過教育,但我們同樣是人⋯⋯人們應該給我們更多尊重。」二○一八年十月,十人組成的團體「反獨裁饒舌」(Rap Against Dictatorship)發布〈我的國家有⋯⋯〉(Prathet ku mi),這首歌在 YouTube 迅速累積七千萬次觀看:
一個城市中心淪為殺戮場的國度
一個國會成為戰士遊樂場的國度
一個憲法專為被軍隊撕毀而寫的國度
一個若不想睡在牢房裡就得噤聲的國度
一個權貴憑藉金錢讓謊言運作,如同魔法的國度
邪惡被奉若神明,如同一群猴子站在自私的基座上。
在二○二○年二月未來前進黨遭解散後短短三週,全國各地大學校園爆發至少八十六場快閃抗議,這是自一九七○年代中期以來首次出現的大型校園運動。這些行動於三月二十五日被政府以新冠疫情為由,援引緊急狀態權力強行終止。隨著七月中旬封鎖措施放寬,兩名活動人士再次點燃抗議浪潮,要求帕拉育下台並制定新憲法。他們發起的運動名為「自由青年」(yaowachonplot-aek),這個少見卻鮮明的詞彙意味著擺脫枷鎖。八月三日,在民主紀念碑前,社運律師阿農.南帕(Arnon Nampha)對大批群眾直言:「王室的權力已經超越了(民主)體制所能容許的範圍,這是全體國民必須嚴肅,且公開討論的問題。」一週後,社會科學系學生、人稱「榮」的帕努莎雅.西提集拉瓦達那恭(Panusaya ‘Rung’ Sithijirawattanakul)宣讀了十項王室改革提案,包括廢除冒犯君主罪、撤銷將王室財產轉入國王名下的決議,以及停止對君主機構的「單面美化」。這一禁忌就此以震撼形式被打破,王室改革也成為該運動的第三項、同時是最突出的訴求。
從八月至十月,圍繞三大訴求的示威活動幾乎每日在曼谷上演,各省中心城市也紛紛響應。示威群眾大多是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包含大量中學生,尤以女性居多,他們把反對過度管束的要求與政治主張結合在一起。LGBTI和少數族群的社運分子也在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紅衫軍、未來前進黨領袖以及部分勞工團體則偶爾參與。自二○一四年政變以來,抗議者沿用電影《飢餓遊戲》(Hunger Games)裡的三指敬禮作為標誌性手勢。曼谷多所知名中學的學生,甚至在晨會時集體舉起三指。有個名為「壞學生」(Bad Students)的團體更以教師日常施加的家長式管教方式反制教育部長,將對方逼到牆角、無處可逃。

抗議者自稱「新人民黨」(New People’s Party),呼應一九三二年的歷史事件。他們為遺失的一九三二年紀念銘牌設立替代品,並在一九七○年代學生運動的周年紀念日舉辦活動,將自身的行動銘刻於泰國民主的歷史之中。其中一個顯著的標語是「讓它在我們這一代終結」。
自二○二○年十月中旬起,鎮壓日益激烈。警方動用水砲、催淚瓦斯與橡膠子彈,並以貨櫃築起路障,阻擋遊行隊伍前往王宮與軍營。主要領袖多人遭逮捕,被控多項冒犯君主尊嚴及其他罪名,刑期足以令其終身監禁,且不得保釋。二○二一年初,抗爭一度消退,主要因為疫情再度升溫、運動內部策略分歧,以及鎮壓規模擴大。但到了年中,抗爭再度捲土重來,無視緊急法令與愈發暴力的打壓。中學生尤其活躍,高舉「要回我們的未來」的口號,批評教育品質低劣與軍政府的落後統治。
這場自二○二○年展開的青年起義,兼具政治與文化意義。它既要反擊國內的威權轉向,也在挑戰長期存在的階級鴻溝、父權式統治,以及菁英有權無責的現象。它激起了同情與希望,不僅在青年之間蔓延,也感染了所有珍視民主價值、對極端保王派深感不安的人們。短期內,這股力量尚未能撼動軍方、王室與財閥的聯盟,但時間本身就是政治變數。正如企鵝所說:「我只能活一次,要讓此生活得有意義。」

本文摘錄自《泰國的歷史》/克里斯.貝克(Chris Baker)、帕素.蓬派吉(Pasuk Phongpaichit)著.有理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克里斯.貝克 Chris Baker
著名歷史學者,曾於劍橋大學教授亞洲歷史,移居泰國生活逾四十年。現為獨立作家、學者與翻譯家。
帕素.蓬派吉 Pasuk Phongpaichit
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政治經濟學名譽教授,劍橋大學經濟學博士,長期致力於研究泰國政經結構與社會。
兩人合著有多部泰國史與泰國研究經典,包括《阿瑜陀耶史:早期現代世界中暹羅》(A History of Ayutthaya: Siam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泰國的危機》(Thailand’s Crisis)、《塔克辛:泰國的商業與政治》(Thaksin: The Business Of Politics In Thailand)等,並翻譯了泰國經典文學《坤昌與坤平》。2017 年兩人共同榮獲福岡亞洲文化獎(Fukuoka Prize),評審盛讚其作品具備跨學科的廣度,並融合東西方與不同性別的視角,為泰國乃至整個亞洲研究開創了全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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