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24

從 Alex Honnold 登頂台北 101，理解自由攀登Free Solo的意義

當 Alex Honnold 無繩自由攀登台北 101，這將不只是一場震撼世界的極限表演。究竟什麼是自由攀登？這是搏命的危險演出，還是理性計算的運動？尤其當一個無裝備的男子攀登上最精密計算工程的摩天大樓，這是這個時代最強烈象徵性對比。本文帶你認識這項運動的歷史與意義，以及思考「自由攀登」到底對我們理解自己的自由有什麼啟發？

當 Alex Honnold 出現在台北 101 的外牆上，城市的視線被迫向上。他不帶繩索，僅憑指尖的摩擦力，在這座由鋼骨、混凝土與玻璃構成的 508 公尺高樓刻劃人類的意志。

有人認為這是瘋狂舉動，大多數人則將其視為一種奇觀。然而，自由攀登（Free Solo）不是突然出現的極端表演，而是一條在攀岩史中，逐步成形、備受爭議、卻始終存在的運動支線。理解 Alex Honnold，其實要去理解自由攀登（Free Solo）從來不只是運動，而是一場關於在多重系統界定社會的時代中，如何透過自己的選擇來重新定義真實自由的辯證。

什麼是自由攀登（Free Solo）？

在攀岩語境中，「自由攀登」經常被誤解。

Free Solo 指的是：在攀登過程中，不使用繩索、不使用任何保護裝備，完全依靠身體技巧與路線判斷完成攀爬。一旦失誤，沒有任何外部機制可以補救。

這與 Free Climbing（自由攀岩）有本質差異。自由攀岩雖然不依靠器械上攀，但仍使用繩索作為保護，其核心目的是讓攀登者在失誤時不至於喪命。因此，Free Solo 並不是「更困難的自由攀岩」，而是一種風險結構完全不同的形式。

Free Climbing（自由攀岩）有使用繩索作為保護，Free Solo則是全無保護系統。

從生存技術到攀登選擇的歷史

在早期登山與攀岩史中，無繩攀登並非風格，而是條件限制下的必然選擇。繩索與保護器材尚未成熟時，登山者只能依賴自身技術穿越岩壁與稜線。這一階段的「獨攀」，目的是移動與生存，而非表現。

20 世紀中後期，當繩索、岩釘與保護系統逐漸成熟，攀岩開始成為一項可被反覆訓練的運動後，一個新的問題浮現了：當器械越來越完備，攀登究竟是在鍛鍊人，還是在仰賴系統？

1970 年代的美國加州，是自由攀登文化真正成形的關鍵時期，因為那時正是美國處於越戰陰影、反文化思潮與嬉皮運動後期。

以優勝美地為中心，一群被稱為「石猴（Stonemasters）」的攀岩者，開始質疑「器械至上」攀登方式。他們主張，如果不能僅憑雙手與雙腳的力量爬上去，那就不叫攀登，叫「施工」。

他們主張：攀岩應該回到身體、技巧與判斷本身，而不是比誰帶了更多裝備。他們開始將 Free Solo 視為一種追求純粹身體技術的攀登風格。從此，自由攀登不再只是「冒險」，而是一種對攀登本質的美學與倫理選擇。

這是今日 Free Solo 的基因起源。

最純粹的裝備，其實很先進

表面看來，自由攀登是一種「去除裝備」的行為，但實際上，它與科技進步密不可分。

1980 年代以前，攀岩鞋仍接近登山靴，抓地力有限。隨著橡膠材料、鞋型結構與重量分配的進步，攀岩者才得以穩定站上極小、幾乎光滑的踩點。

Alex 今天能站上 101 的玻璃邊緣，除了勇氣，還有百年來對「摩擦力」研究的極致應用。他習慣穿著 La Sportiva 的 TC Pro 攀岩鞋進行大岩壁攀登。但與天然岩石不同，建築表面主要依賴「抹（smearing）」產生摩擦力，而非踩踏突出的岩點。因此，在人工結構的攀爬中，攀岩者通常會選擇橡膠更柔軟、摩擦係數更高的鞋底，以適應玻璃與塗層金屬表面。

因此，自由攀登的「極簡」，並非拒絕科技，而是建立在對材料與身體極限充分理解之後的選擇。

最危險，也最「理性」：兩種理性的對決

在外人眼光中，Free Solo 常被視為「搏命運動」。但在攀岩文化內部，它反而是一種對風險極度理性判斷的選擇。以Alex Honnold為例，他的攀登方式建立在長時間重複練習、路線拆解與動作記憶之上。他並不追求臨場反應，而是盡可能把每一次動作，變成已知結果。

這次自由攀登台北101比起之前他的戶外攀登有著更豐富的意義：這是兩種理性的對決。

台北 101 作為一個摩天大樓，是高度精密計算的秩序，是一個極度「去風險化」的空間，可以抵抗地震、抵抗強風。這種的絕對控制，是當代建築技術的勝利。

然而，Alex Honnold的出現，挑戰了這套秩序系統。他像是一個來自荒野的人，去除一切科技防備，以最原始的姿態對抗這個工程巨獸。然而，他的攀爬也是一場精密的理性演繹：他對 101 帷幕結構的抓握點、風速的預測、體能分配的計算，都非常嚴謹。他展示了一種可能性——透過極度的自律與對自我的深刻理解，人類可以從恐懼中奪回定義權，將「不可能」轉化為可控的行動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