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依德《論巴勒斯坦》重磅出版：揭開猶太復國主義殖民根源、400萬巴勒斯坦人百年流亡真相

「巴勒斯坦作為一個民族，我們的經驗有其存在基礎。」——愛德華．薩依德

圖片來源：Palestina

巴勒斯坦與巴勒斯坦人

大概直到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在希臘─土耳其這條想像界線以東的一切事物，都被稱作東方。「東方」是源自歐洲的命名，許多世紀以來，「東方」代表著一種特殊心態（如「東方心靈」一詞），也代表一系列特殊的文化、政治乃至人種的特徵（如東方暴君、東方感官、輝煌華麗、神秘難解等概念）。但主要來說，對歐洲而言，東方代表的是一種無差別的普遍概括，不僅與差異及他者性相關，也聯繫著廣袤的空地、多為有色人種且無可區分的群眾，以及浪漫故事、異國風情、「東方驚奇」的神秘。然而，任何熟悉晚期維多利亞政治史的人都知道，當時困擾著人們、多半是政治性的所謂「東方問題」，取代了「東方」，成為關注的主題。至一九一八年，根據估計，歐洲列強殖民佔領了全球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屬於以前被稱為東方的地區。於是，「如何處理東方」的問題接替了東方的浪漫故事；首要問題是，如何與在該地區活動的其他歐洲列強競爭，其次是如何與爭取獨立之殖民地人民鬥爭。東方從一個「在他方」之地，成為一個極為迫切、富含精確細節之地，一個有著無數支部之地，而中東是支部之一。直到今天，中東仍意味著東方一個無盡的複雜性、無數問題與衝突的地區，其中的核心，即是我所稱的巴勒斯坦問題。

當我們用「問題」這個詞來提及某個主題、地方或人物時，我們暗示著幾件不同的事。首先，人們會以「現在我要談談X問題」來總結針對某時事的調查，意思是X是一件不同於其他事項的事件，必須個別處理。其次，「問題」指涉的是存在已久、特別棘手而難以解決的課題，例如權利問題、東方問題、言論自由問題。第三種意涵是最不常見的：「問題」可以用來指該事項處於不確定、可疑、動盪的狀態，例如尼斯湖水怪是否存在的問題。當我們以「問題」提及巴勒斯坦時，這個用法包含上述三種意義。就如同巴勒斯坦本身所屬的東方，巴勒斯坦存在於人們所熟悉的大西洋世界之外的另一個世界。從某些方面來看，巴勒斯坦涉及戰後最棘手的國際問題，亦即關於巴勒斯坦、為了巴勒斯坦，以及在巴勒斯坦的鬥爭；巴勒斯坦長期以來耗費了比其他問題更多的人力與精力。最後──這也是寫就本書的主要原因──「巴勒斯坦」本身就是一個備受爭議、引人爭辯不休的概念。對巴勒斯坦及其支持者而言，提及巴勒斯坦之名，就是一個重要且正面的政治堅持；但另一方面，對巴勒斯坦的敵人來說，此舉是一個同樣堅定但更為負面且帶有威脅性的否定。我們只需回想，一九六○年代晚期以及一九七○年代發生在美國大都會中心的街頭抗爭，當時運動的派別所說的，要不是「巴勒斯坦是存在的」，要不就是「巴勒斯坦不存在」。在今天的以色列，官方慣例是將巴勒斯坦稱作「所謂巴勒斯坦」，而這是比梅爾夫人（Golda Meir）在一九六九年斷然堅稱「巴勒斯坦人不存在」還要溫和些的措辭。

事實是，巴勒斯坦今天並不存在，除非我們將之視為一種記憶，或更重要的，將之視為一個理念、一種政治與人類經驗，以及一個持久的人民意志之行動。本書的主題即是那些關於巴勒斯坦的一切，但我一刻也不會自欺欺人，因為對目前在西方生活與寫作的人來說，巴勒斯坦並不是「問題」，而僅僅承認這件事就已經踏入了一個相對陌生的領域。有太多讀報紙、看電視、聽廣播的人自以為掌握了不只是一丁點的政治常識，甚至聲稱對國際爭端有專業見解，認為中東只不過是阿拉伯與以色列間的衝突（爭端、難題、鬥爭等等）。這種看法當然是極為化約的，但此處真正的錯誤是，這種看法往往屏蔽了巴勒斯坦與今日中東的關係，彷彿自一九七八年九月起，一同鎖在大衛營的比金（Menachem Begin）、沙達特、卡特就完全代表了「中東」。直到一九六八年以前，多數關於中東的文獻資料讓人以為，中東事務就是一連串介於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的無休止戰爭。但無可爭辯的事實是：直到一九四八年，巴勒斯坦都是實體，剷除巴勒斯坦的結果讓以色列得以存在（或稱為「獨立」），然而，那些關注中東事務的人們卻對此一無所知或從未察覺。但最重要的是，人們持續迴避或漠視存在於當下的約莫四百萬的穆斯林與阿拉伯基督徒，對他們與其他人而言，他們就是巴勒斯坦人。他們構成了巴勒斯坦問題，如果巴勒斯坦作為一個國家不存在，並不是因為巴勒斯坦人不存在；巴勒斯坦人確實存在，而本書試圖將他們的現實呈現給讀者。

晚近的歷史大多與巴勒斯坦人相關，而就像巴勒斯坦人的現實狀況，他們的歷史四散在各個可想像與難以想像之處。沒有任何一場外交事務研討會、一本學術書籍、一種道德立場不會或多或少提到巴勒斯坦（或曰「阿拉伯」）恐怖主義，否則它們就會被視為不完整的。任何一位有自尊心的導演在籌拍一部關於當下──且大概是虛構的──重大事件的電影時，都不會錯過在演員陣容中安排一名巴勒斯坦人的機會，將其塑造成典型的恐怖分子，例如《黑色星期天》（Black Sunday）與《千驚萬險》（Sorcerer）等片。與此同時，人們又總是視情況而定，將巴勒斯坦人與難民的所有特徵連在一起：他們在難民營中受苦掙扎、作為政治「足球」被阿拉伯國家利用、為共產主義提供溫床、像兔子般繁衍後代等。更具分析性且務實的評論家則往往指出，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世界的菁英，不只因為他們在阿拉伯的民族中擁有最高的教育程度，還因為巴勒斯坦人在整個阿拉伯政體中，就處於敏感地區的敏感位置上（包括波斯灣地區的石油部門與設施、經濟與教育諮詢委員會等關鍵點），巴勒斯坦人也佔了阿拉伯上層資產階級的一大部分（如銀行家、企業家、知識分子），而人們以為這些巴勒斯坦人都渴望製造麻煩與報復。

電影《黑色星期天》（Black Sunday）宣傳海報。圖片來源：IMDb

最後一點，這也是近期的事：一九四八年後，美國的政治輿論首次開始關注巴勒斯坦問題。從卡特總統開始，當有人提出「中東和平最終必得嚴肅考慮巴勒斯坦問題」時，不再會被視為是可憎的反猶主義。現在，「巴勒斯坦家國」（Palestinian homeland）以及巴勒斯坦在和平會談中代表權的棘手議題，成了極為重要且挑戰公眾意識的問題。一九七四年的聯合國大會上，經由阿拉法特的爭議性出場，「巴勒斯坦問題」首次在一九四八年後以一個獨立事項出現。早在一九六九年的聯合國會議，巴勒斯坦自決案就已表決通過，但巴勒斯坦問題直到一九七四年才遭逢新的契機，激怒且滲入了公眾意識。（一九六九年，聯合國在第二五三五B號決議中表達嚴正關切：「由於以下的據報行為，〔巴勒斯坦人〕權利遭到更嚴重的否定：集體懲罰、任意拘留難民與其他被佔領地區之居民，實施宵禁、毀壞房屋與財產、驅逐出境等其他壓迫行為」，決議文接著「重申巴勒斯坦人民不可被剝奪的權利」。一年後，第二六二七C號決議認定：「根據《聯合國憲章》，巴勒斯坦人民具有平等權利與自決權。」）

然而，儘管有這些毫不含糊的判定，巴勒斯坦人仍被特殊化成一個本質上等同於「麻煩」的民族：漂泊不定、思慮不周、無端令人困擾。巴勒斯坦人不願如他人所願消失，他們不接受難民般的命運（也就是完全認命、安分守己成為難民），他們製造麻煩；最近發生在黎巴嫩與約旦的巴勒斯坦人身上的危機，就證明了這點。如果評論家較為老練世故，他可能還會提及一個「事實」，即巴勒斯坦人是某種令人生畏的現象的一環：伊斯蘭復興。若按照這種帶有幾分偏執妄想的觀點來看，如果美國總統視巴勒斯坦問題為中東和平進程的元素，那也是因為穆斯林石油、穆斯林狂熱，以及穆斯林黑函。

上面這些論述都反映出某些難以處理的東西──那是抗拒任何理論、拒絕任何簡單解釋、也未顯示出感覺或態度的東西。我指的是過去一百年來，巴勒斯坦經驗中清楚明白且不可化約的核心：幾百年來，有一群人就存在名為巴勒斯坦的土地上，他們多半過著牧民生活，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層面上，他們是一個可被辨識出來的民族，絕大多數使用阿拉伯語，信奉伊斯蘭教。這個民族──如果有人想否認他們用現代民族概念來自稱的話，那麼，「這一群人」──的認同緊密聯繫著他們所耕作且生活的土地（貧困與否是另一回事）；但這片土地，卻出於幾乎完全由歐洲人所做出的決定，而被外地來的猶太人重新安排、組構、佔領，而這個民族，也因此對這塊土地有了更大的認同。據我們所知，沒有任何重大事例顯示，巴勒斯坦人曾接受那種現代的「再征服」，或者接受猶太復國主義已將巴勒斯坦人永遠移出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現實，就是建立在抵抗此一新的外來殖民主義的行動上，昨天和今天是如此，很可能明天亦然。然而，反對巴勒斯坦抵抗的逆向行動，一直是猶太復國主義與以色列的特徵，他們拒絕承認且否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對他們來說，在那裡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僅是一個難纏的麻煩，更是一個密不可分地聯繫著巴勒斯坦土地的族群。

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又稱錫安主義）指支持猶太人在其歷史故土建立並維持一個民族國家或家園的民族主義運動。圖片來源：The New Yorker

因此，巴勒斯坦問題是一場肯定與否定間的角力，而正是這場持續百年的角力，推動並形塑了目前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間的僵局。從一開始，雙方的不對等就近乎滑稽地失衡。對西方來說，巴勒斯坦這塊土地，就是一個相對先進的外來猶太人口（因為他們來自歐洲）建設與文明化的奇蹟；西方認為，（歐洲）猶太人打贏了一場傑出且成功的技術戰爭，擊敗了那些一直以來被描繪成愚蠢且本質上令人厭惡、未開化的阿拉伯原住民。無疑地，在巴勒斯坦的角力，是先進（且持續進步的）文化與相對落後、大多是傳統文化的較量，但我們必須試著理解這場角力的工具為何，它們又如何打造了後來的歷史，為什麼到了今天，那段歷史看似可以證實猶太復國主義對巴勒斯坦主張的有效性，進而詆毀巴勒斯坦人的主張。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將巴勒斯坦人與猶太復國主義之間的鬥爭，理解成一場存在與詮釋之間的鬥爭，其中，「存在」彷彿不斷遭到「詮釋」擊敗並消滅。這個存在是什麼？是無論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多落後、未開化，或沉默不語，他們就在那片土地上。只要讀一些十八或十九世紀的東方遊記，例如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馬克．吐溫（Mark Twain）、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內瓦爾（Gérard de Nerval）、狄瑟瑞利（Benjamin Disraeli）等，我們就會看到其中所記載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住民。根據以色列的資料，在一八二二年，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猶太人不到兩萬四千人，少於當地總人口的百分之十，阿拉伯人則佔壓倒性多數。這些阿拉伯人總是被描寫成無趣、不發達，但至少他們就在那。但正因為這片土地是巴勒斯坦，西方人幾乎毫無例外認為，控制巴勒斯坦土地的並非是當下現實與當地住民，而是其華麗燦爛的過去，以及其可能同樣華麗、看似潛力無窮的未來，因此，巴勒斯坦成了一個必須被重新佔有且重新建造之地。拉馬丁的遊記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他在一八三三年去了巴勒斯坦，寫出數百頁的旅行記述《東方之旅》（Voyage en Orient），出版時，拉馬丁附上一份《政策摘要》（Resume politique），向法國政府提出一系列建議。在《東方之旅》中，拉馬丁詳細記錄與聖地的阿拉伯農民及城鎮居民的多次接觸，但在《政策摘要》裡，他宣稱這片土地並非真的是一個國家（進而假設這些住民並非「真的」公民），因此是法國施行帝國或殖民計畫的絕佳地點。拉馬丁藉由一個未來的願景，也就是希望巴勒斯坦可以變成一片空地、讓一個應該得到這片土地的勢力來開發，抹消且逾越了現實中的阿拉伯住民。十九世紀末時，正是拉馬丁的這種想法──幾乎一字不差──啟發了贊格威爾（Israel Zangwill）為巴勒斯坦所提出的猶太復國主義口號：「無人之地，給無地之人」。

一直以來，巴勒斯坦在西方的想像與政治意志中扮演著特殊角色，而現代猶太復國主義的起源，正如普遍所認為的，也是在西方。巴勒斯坦是一個充滿信念與朝聖目的之地：它是十字軍東征的戰利品，名字本身（及其過去無盡的命名與重新命名）就具備教義上的重要性。如前述，稱這個地方為「巴勒斯坦」，而非以色列或錫安，就是帶有政治意圖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這解釋了為什麼多數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文章都竭力強調一種未定且可疑的主張，也就是聲稱巴勒斯坦只是羅馬帝國時期的行政名稱，之後就再沒出現過──當然，這個主張去除了一九二二年後的「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這也就意味著，巴勒斯坦亦是一種詮釋，但其持續性與地位遠遠不及以色列。拉馬丁也藉著同樣的機制，利用未來或過去的想望，抹除介於過去與未來之間的現實。事實是，若我們閱讀從八世紀開始，地理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與詩人以阿拉伯文書寫的作品，我們會在其中看到巴勒斯坦，更不必說從中世紀至今的歐洲文學，就有著無數次關於巴勒斯坦的指稱。或許這點並不是那麼重要，但它有助於顯示，由於巴勒斯坦乘載了想像與教義的極為沉重的包袱，在認識論的層次上，巴勒斯坦此一名稱，以及那些存在於巴勒斯坦的肉身，都從現實變質為非現實、從在場變質為缺席。更重要的是，就阿拉伯巴勒斯坦而言，從中世紀以來，在眾多針對巴勒斯坦的歐洲方案中，猶太復國主義的計畫與征服是最成功且最持久的。這是一個相對簡單的歷史陳述，但在此我無意比較猶太復國主義與早前方案，並討論其功過。

在七世紀末，巴勒斯坦這片土地成了由阿拉伯與伊斯蘭主導的國家。緊接著，整個伊斯蘭世界都知道了巴勒斯坦的範圍與特色，以及它的阿拉伯名稱「 فلسطين」（Filastin），不單只是因為這片土地的肥沃與美好，也因為巴勒斯坦的宗教意義。舉這段十世紀晚期的阿拉伯書寫為例：

巴勒斯坦是敘利亞最西邊的幾個省分。從拉法（Rafah）到拉瓊（Al Lajjun）邊界是這片土地最長的距離，騎馬得花上兩天才能走完；雅法（Yafa）到耶利哥（Jericho）是其寬度，騎馬也得花上相同的時間。巴勒斯坦包含祖加爾（Zugar, Zoar, Segor）與羅得之人的國家、賈巴爾（Al Jibal；以東〔Edom〕的山區）與阿什撒拉（Ash Sharah）──這是兩個不同但相鄰的省分，乃至於更遠到艾拉（Ailah），都屬於巴勒斯坦的治理範圍。巴勒斯坦受到雨水與露水的浸潤，樹木與耕地不需要人工灌溉，只有在納布盧斯（Nablus），你才會見到流水灌溉。巴勒斯坦是敘利亞最肥沃的省分，其省會及其最大的城鎮是阿爾拉姆拉（Ar Ramlah），聖城（耶路撒冷）的規模也相去不遠。巴勒斯坦這個省的範圍也不算太大，但卻有約二十個清真寺，也設有週五禮拜的講壇。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一五一六年，巴勒斯坦成了鄂圖曼帝國的一個省，但這不減其肥沃程度，它的阿拉伯或伊斯蘭特色也絲毫未減。一個世紀後，英國詩人喬治．桑迪斯（George Sandys）稱巴勒斯坦為「流著奶與蜜之地，它位於宜居世界、氣候溫和，漂亮的山巒與華美的谷地裝飾著它，岩石孕育出優質的水源，沒有一處缺乏愉悅或利益。」諸如此類的描述在十八與十九世紀屢見不鮮，首先是在遊客的旅行記述中，到了十九世紀末，也出現在（英國）巴勒斯坦探勘基金會（Palestine Exploration Fund）發行的科學期刊報告中。

一八八二年後，猶太殖民者陸續且穩步移入巴勒斯坦，但即便如此，我們也必須意識到，直到以色列在一九四八年春天建國之前的幾個星期，巴勒斯坦的人口絕大多數是阿拉伯人。舉例來說，一九三一年，巴勒斯坦的總人口數是一百零三萬三千三百一十四人，猶太人口是十七萬四千六百零六人；一九三六年，總人口數是一百三十六萬六千六百九十二人，猶太人口成長至三十八萬四千零七十八人；一九四六年，總人口數是一百九十一萬兩千一百一十二人，猶太人口是六十萬八千兩百二十五人。這些統計數據往往輕易地將「原住民」（natives）與外地來的殖民者區分開來，但原住民是誰？

他們都講阿拉伯語，主要是遜尼派穆斯林，但其中也有少數的基督徒、德魯茲教徒、什葉派穆斯林──他們使用的語言也是阿拉伯語。約百分之六十五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從事農作，住在約五百個村莊，種植田產作物以及水果蔬菜。巴勒斯坦的主要城市，包括納布盧斯、耶路撒冷、拿撒勒（Nazareth）、阿卡（Acre）、雅法（Jaffa）、耶利哥、拉姆拉（Ramlah）、希伯侖（Hebron）與海法（Haifa），多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建造；當猶太復國主義的殖民地逐步進逼並擴張至他們的城市，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仍住在那裡。此外，當時已出現一個可觀的巴勒斯坦知識分子與專業階級，小型產業也開始發端，民族意識更已高度發展。現代巴勒斯坦的社會、經濟、文化等生活狀態，都圍繞著該地區盛行的民族獨立與反殖民等議題，但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他們大抵得同時應對鄂圖曼統治的遺緒、猶太復國主義的殖民主義，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託管政權。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幾乎無不認為，他們也屬於自十九世紀最後數年開始躁動的阿拉伯大覺醒，而現代歷史若少了這種情感的激勵與凝聚，將會是分裂混亂的。巴勒斯坦作家與知識分子如哈坎姆．達瓦茲（Hakam Darwazeh）、哈利勒．薩卡基尼（Khalil Sakakineh）、哈利勒．貝達斯（Khalil Beidas）、納吉布．納撒（Najib Nassar），政治組織如弗特沃與納亞達（Futtuwa and Najada）、阿拉伯高階委員會（Arab Higher Committees）、阿拉伯民族解放聯盟（Arab League of Arab National Liberation，該組織主張巴勒斯坦問題只能由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共同解決）等，都在巴勒斯坦人當中形成了重要的民族陣營，引導「非猶太」巴勒斯坦社群的能量，創造了既反對英國統治、又反對猶太殖民的巴勒斯坦身分認同。他們透過持續居住在某一地區，或作為一個擁有自身語言（巴勒斯坦阿拉伯方言）與特定社群意識（受到猶太復國主義威脅）的獨特民族群體，鞏固了巴勒斯坦的歸屬感。

約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戰後，當猶太復國主義開始認真謀劃巴勒斯坦時，有一種想法日益普遍，也就是「以色列將蓋在阿拉伯巴勒斯坦的廢墟之上」。一開始，陳述這個想法的方式是極為慎重的，符合當時正盛的歐洲帝國主義甚為重要的「重建殖民主義」（reconstructing colonialism）概念。一八九五年，赫爾茨（Theodor Herzl）在日記中提到，必須對巴勒斯坦當地人採取某些措施：

我們必須將這些一文不名的居民悄悄送出邊境，方法是在過渡國為他們安排工作，同時在我們的國家禁止他們就業。無論是徵收財產的過程，還是驅離貧民的行動，都必須審慎而低調進行。

羅斯柴爾德男爵（Lionel Walter Rothschild）代表猶太復國主義者與英國政府通信，促成了《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發布。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八日，男爵在備忘錄中論及一個「原則」：「巴勒斯坦應重組為猶太人的民族家園」。緊接著，魏茨曼（Chaim Weizmann）指出，英國人清楚知道「只有猶太人有能力重建巴勒斯坦，並讓其在現代國際大家庭中佔有一席之地」。英格蘭首席拉比赫茨博士（Joseph Herman Hertz）雄辯滔滔，表示英國「強力支持在巴勒斯坦重建猶太人的民族家園」。以上陳述都未清楚說明當時巴勒斯坦的現況，但當他們說到該地區的「重組」、「重建」，即清楚意味著當前的「結構」（包括數十萬阿拉伯人）將遭到解散（他們並未明說如何或在何處解散），目的是在該地打造一個新的猶太國家。這些宣言和聲明的風格，是去除任何清晰引證，避免提及一個不方便的事實，即那個地方已經有體制存在（即便是作為殖民地），而該地的居民恐怕不會因為有一個新的殖民勢力將「重組」他們而感到高興。但以上陳述依舊真切：巴勒斯坦確實被重新打造、重新建構、重新設立了。以色列政治家、軍事家戴陽（Moshe Dayan）於一九六九年四月時所說的話，顯示了重組巴勒斯坦的行為是多麼殘暴：

我們來到這個已經是阿拉伯人居住的國家，而我們要在這裡建立希伯來，也就是猶太國家。在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區域，我們從阿拉伯人那買下了土地〔猶太人買下的總區域約巴勒斯坦的百分之六〕。你們現在甚至不知道這些阿拉伯村子叫什麼，我不怪你們，因為那些地理書早就不存在了，不只書不在了，阿拉伯村子也不存在了。納哈拉〔Nahalal，戴陽住的村子〕從原本是馬赫露（Mahalul）的地方建立起來，葛瓦（Gevat）取代了居布塔（Jibta），〔基布茲（Kibbutz）〕撒立（Sarid）以前是哈聶夫（Haneifs），卡法約書雅（Kfar Yehoshua）以前是特薩曼（Tell Shaman）。在這個國家，沒有一處不是在阿拉伯人的土地上建造出來的。（《國土報》〔Ha’aretz〕，一九六九年四月四日）

戴陽的話雖然坦率，但仍是委婉的。當他說「阿拉伯村子也不存在了」，他的意思是：那些村子遭到系統性摧毀。一名憤怒的以色列人教授伊斯雷．沙哈克（Israel Shahak）認為，有近四百個村子被消滅，他說，那些村莊「被徹底摧毀，包括曾矗立的房子、庭院圍牆，甚至墓地與墓碑，以至於連一塊石頭都沒留下，而遊客經過那些地方時會被告知：『這裡以前都是沙漠。』。」更令人不快的是，一九六七年起，以色列佔領西岸與加薩，實行了同樣的破壞手段；根據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九日的《星期日泰晤士報》（London Sunday Times），從以色列開始佔領至一九六九年年底，七千五百五十四幢阿拉伯住家被夷為平地，至一九七一年八月，一萬六千兩百一十二幢房子遭到毀壞。

不僅如此，根據至今最精確的計算，一九四八年時，為了促進巴勒斯坦的「重建與再造」，大約七十八萬阿拉伯巴勒斯坦人遭到剝奪、被迫流離失所。這些人是巴勒斯坦難民，目前人數已超過兩百萬。我們還要補充一點：一九六七年起，在以色列佔領（比金聲稱是「解放」）的巴勒斯坦土地上，有一百七十萬的阿拉伯人困於其中。以色列的出現是改造巴勒斯坦的結果，而這是一個代價十分高昂的計畫，尤其是對阿拉伯巴勒斯坦人而言。

本文摘錄自《論巴勒斯坦》／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黑體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

後殖民思想巨擘，文學與文化評論家，當代公認最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1935年生於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1950年代赴美國，取得哈佛大學博士，1963年起任教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所。身為巴勒斯坦人，薩依德長年為巴勒斯坦的處境著書立說、發聲奔走，是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在西方最雄辯的代言人。2003年，他因白血病逝世。
薩依德著作等身，尤以《東方主義》（Orientalism）、《論巴勒斯坦》（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開啟「東方學論述」場域，影響了西方對東方研究的思考與研究的方向。薩依德尚著有《世界、文本與批評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薩依德的流亡者之書》（After the Last Sky）、《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以及他的回憶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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