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被遺忘的韓國歷史悲劇：專訪韓國導演鄭智泳、演員廉惠蘭談電影《我的名字是⋯》如何找回濟州四三事件的記憶？

在濟州島的麥田中，一名戴著太陽眼鏡的女子手持白布，隨著風吹過麥浪的聲音，獨自跳起韓國傳統的薩爾普離舞（Salpuri Dance）。她的動作時而緩慢、時而激烈，像是透過舞蹈表達難以言說的情緒。

畫面隨後轉到1998年的濟州男校。課堂上，少年英玉因名字帶有陰柔氣質而遭到嘲弄；他的母親正順（廉惠蘭飾），則經常在陽光耀眼時感到眩暈。

長年關注國家暴力與司法不義的韓國導演鄭智泳在《我的名字是⋯》裡，英玉因名字承受同儕的嘲弄，正順則失去了8歲以前的記憶，兩人的困境看似不同，卻都指向同一個問題：當人們無法理解自己的來處，又該如何認識自己？

一段最傷痛的歷史悲劇

在濟州四三和平紀念館裡，一座橫躺於展廳中央的「白碑」（백비）沒有刻上任何文字，象徵這段歷史至今仍面臨如何命名與理解的爭議。

1948年4月3日，韓國濟州島民眾在紀念「三一獨立運動」遊行時，因警察騎馬誤傷孩童引發群眾不滿，遭到警方開槍射擊造成死傷，進而引爆全島大罷工與官民強烈對立。1948年4月3日深夜，南朝鮮勞動黨領導的武裝力量襲擊濟州島當地警察局與右翼團體，發動起義。

當局隨後展開大規模軍事鎮壓，許多無辜居民被指控為共產黨支持者而遭到殺害，甚至有整座村莊被焚毀。這場持續多年的衝突與鎮壓，造成估計約2.5萬至3萬人死亡，成為韓國現代史最慘痛的國家暴力事件之一。此後數十年間，濟州四三事件長期被官方以「共產暴動」定性，罹難者家屬也因政治污名而難以公開談論親人的遭遇。直到韓國民主化後，真相調查、受難者平反與歷史記憶的重建才逐步展開

鄭智泳表示，《我的名字是⋯》是一個透過「找名字」展開的故事，而尋找名字，本質上也是在尋找自我：我是誰？我從哪裡來？片名的選擇，當然與濟州四三事件的歷史處境有所關聯。當一段集體經驗長期無法獲得充分理解，人們便難以完整認識自己與這段歷史的關係。他希望透過電影，讓更多人重新認識濟州四三事件，也讓韓國社會繼續思考，應該如何理解這場悲劇。

從《南部軍》開始的歷史追尋

從《南部軍》、《白色戰爭》到《斷箭》與《全羅道少年殺人事件》，鄭智泳長年關注韓國現代史中的禁忌、威權遺緒與司法不義，是韓國電影界重要的社會寫實導演之一。

早在1980年代末拍攝《南部軍》、研究韓國現代史的過程中，鄭智泳便接觸到濟州四三事件。此後，他持續閱讀相關資料，開始撰寫劇本後，他又花了兩年多反覆修改，希望找到一種既能呈現歷史重量，也能與一般觀眾建立連結的敘事方式。

過去，韓國已有紀錄片與獨立電影觸及濟州四三事件，但若要以商業電影的規模處理這段歷史，仍須面對資金與題材上的限制。《我的名字是⋯》自2022年開始籌備，由於題材涉及國家暴力，初期募資並不容易，最後獲得上萬名韓國市民透過群眾集資支持，才得以完成製作。

「很多大眾與年輕世代對四三事件依然相當陌生。」鄭智泳坦言。比起直接講述歷史或傳達大道理，他更希望拍出一部能引起觀眾興趣，讓人願意主動探尋歷史真相的作品。

電影以1998年為主要敘事時間，交錯呈現1948年的屠殺記憶與當下的生活。隨著韓國在1980年代後期走向民主化，濟州四三事件的真相逐漸獲得公開討論的空間，到了1990年代末，平反運動也開始得到更多政治回應。2000年，韓國政府制定濟州四三事件特別法，並於2003年公布官方真相調查報告，由總統盧武鉉正式向受難者與家屬道歉。鄭智泳將故事設定在1998年，正是這段歷史逐漸走出禁忌、重新進入公共記憶的重要時刻。

電影中，鄭智泳將1948年的國家暴力，與1998年男校裡的同儕暴力並置，讓兩個不同時空的權力關係彼此映照。從政治鎮壓到校園霸凌，暴力如何在權力不對等的關係中形成，又如何透過群體規範被合理化，甚至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透過英玉在校園中的處境，鄭智泳讓觀眾看見，理解歷史不只關乎回望過去，也包括辨認當下仍然存在的權力關係。

正順忘記的童年記憶

即使不熟悉廉惠蘭（Yeom Hye-ran）的名字，許多韓劇觀眾應該都看過她的演出。在《黑暗榮耀》中，她是協助女主角復仇、令人印象深刻的家暴倖存者姜賢南；在《假面女郎》裡，她化身執著追索兒子命案的母親金慶子；到了《苦盡柑來遇見你》，她又以深厚的表演功力詮釋跨越人生歲月的女性角色。於2024年和2025年，她連續拿下兩屆百想藝術大賞的最佳女配角獎。

這一次，在鄭智泳的《我的名字是⋯》中，她飾演一名失去童年記憶的母親正順。她是一名舞蹈教師，也是英玉的母親，卻與韓國影視作品中常見、對孩子有著強烈牽掛與保護欲的母親形象有所不同。

廉惠蘭形容，正順是個個性相對「酷」的母親。平日她與兒子相處得像朋友，彼此保有獨立的生活空間；面對英玉在學校遭遇的問題時，她也沒有立刻陷入過度擔憂。

而其實這份看似自在的態度，與正順失去8歲以前的記憶有關。童年時的創傷被埋藏在記憶深處，使她無法完整理解自己為何會在某些時刻感到不適，也說不清那些反應從何而來，對陽光的不適與莫名的眩暈便是其中之一。

電影沒有將正順描寫成時時刻刻活在痛苦中的人。她照常生活、工作，也未必意識到自己的反應與過去有何關聯。然而，童年創傷並未真正消失，而是透過身體感受、情緒與日常細節，持續影響著她。

英玉與母親之間的重要衝突之一，來自他的名字。當兒子因名字而在校園裡遭受嘲弄，正順卻近乎本能地堅持他不要改名。起初，這個反應看似只是母親的固執；隨著故事逐漸揭開她的過去，名字對她的意義才慢慢浮現。

對正順而言，名字牽涉的不只是如何稱呼一個人，也關乎她如何理解自己，以及如何面對過去。當名字與記憶逐漸重疊，電影也回到片名提出的疑問：如果一個人失去了認識自己的線索，該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身分？

為了演繹這個角色，廉惠蘭在開拍前閱讀濟州四三事件的相關資料，但真正進入表演時，她又必須暫時放下已掌握的資訊，試著站在正順的立場，面對一段自己並不記得的過去。對廉惠蘭而言，難處不只在於理解正順曾經歷什麼，更在於如何演出一個尚未意識到自身創傷的人。隨著劇情推進，那些被遺忘的往事逐漸浮現，她所詮釋的正順，也從一開始對過去毫無所知，慢慢走向對自身經歷的重新理解。

在麥田中舞出歷史的傷痛

鄭智泳與廉惠蘭先前曾合作《全羅道少年殺人事件》。當時廉惠蘭的戲份不多，卻以細膩的表演在導演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這次由她擔綱《我的名字是⋯》的主角，鄭智泳也更願意相信她對角色的理解，給予她充分的表演空間。

拿到劇本後，廉惠蘭曾詢問導演應該如何呈現角色。鄭智泳笑著回憶，自己當時只反問她：「專業演員，怎麼會問我這種問題？」他認為廉惠蘭有能力找到詮釋角色的方式，若給予太多指示，反而可能干擾她的思考，因此選擇讓她自由發揮。

電影拍攝期間，不少工作人員都吃盡了苦頭。鄭智泳坦言，這與自己的「野心」有關，尤其是片尾那場在濟州島麥田中拍攝的舞蹈戲。

這場戲的配樂改編自1949年美軍廣播中播放的黑人靈歌〈Sometimes I Feel Like a Motherless Child〉，融合韓國傳統音律與薩爾普離舞，帶有解除冤屈、撫慰亡靈的儀式意涵。

拍攝時，鄭智泳沒有要求廉惠蘭必須跳出薩爾普離舞的標準動作，而是希望她依照當下的感受自由舞動，讓動作從人物內心自然發展。這場舞因此一遍又一遍地重來。廉惠蘭已記不清自己究竟跳了幾次，只記得每次剛跳完，導演又會說：「再來一次。」

對導演而言，這場舞不只是電影的視覺高潮，也承載著人物無法直接說出口的情緒。當正順逐漸接近自己遺忘的過去，身體的動作成為另一種表達方式；而麥田中的舞蹈，也將個人的記憶與濟州島的集體歷史連結。

從歷史傷痕走向理解與和解

拍攝這部電影，改變了廉惠蘭認識濟州島的方式。過去，她對這座島嶼的印象主要來自風景與美食；深入了解濟州四三事件後，她才更清楚地認識這片土地曾經承受的苦難，也因此產生更深的情感。

這是鄭智泳第一次來到台灣。他說自己去過許多遙遠的國家，直到這次才有機會造訪鄰近的台灣，

鄭智泳曾看過台灣電影《悲情城市》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些作品讓他思考，歷史事件如何與個人及家庭的生命經驗連結。畢竟，台灣與韓國都曾經歷威權統治，也各自面對著仍需要持續回望與理解的歷史傷痕。

「台灣與韓國是鄰居，我們擁有著極其相似且沉重的過去。」鄭智泳說，「面對悲傷的歷史，不要選擇隱瞞或不提起。希望大家能一起公開討論，透過討論來克服過去的傷痛，克服之後才能迎向更美好的未來。」

《我的名字是⋯》從一個人的名字與失落的記憶出發，最終回望整個社會如何面對過去。當人們開始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以及曾經生活於此的人們經歷過什麼，才能重新開始理解這片土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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