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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瘦的靈魂》與歪邪作家:七等生散步到哪,哪裡就是通霄秋茂園

朱賢哲導演以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家七等生為主角,拍攝的文學紀錄片《削瘦的靈魂》是目宿媒體「他們在島嶼寫作」第三季計畫。《削瘦的靈魂》內容在「美學」與「倫理」間拔河、拉鋸及辯證。此次能讓長久背對社會的七等生「面對鏡頭」實屬不易。起初,七等生只答應朱賢哲拍攝「關於他與他的作品」的紀錄片,但不願被攝影機拍攝、拒絕現身入鏡──好像這部紀錄片不干他的事似的。

此一僵局,直到七等生女兒劉小書忽然介入才解決了。原來,她長年從事動保運動,早在20年前就欣賞朱賢哲拍攝幾位照料流浪犬的「愛心媽媽」的紀錄片《養生主》。女兒一句話,七等生(只好?)答應入鏡。可見,攝影機的權力關係,不會只發生在「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

何況,《削瘦的靈魂》裡,朱賢哲訪談七等生的畫面,幾乎全是劉小書從旁幫忙掌鏡的──能夠「鎮住」七等生的女兒,雖沒入鏡,但她始終在場。

不過,她一旦短暫入鏡,就立刻揭露了父親昔日的出軌不倫情事;不只如此,她還協助導演找到了父親的前女友──她面對鏡頭也侃侃而談。這正是此片牴啎「紀錄片倫理」的時刻:七等生在影片完成之前就病逝了,那麼,導演可以未經七等生許可,便把這「不道德的秘密」剪進紀錄片、公諸人世嗎?

導演說他從未遲疑,因為七等生完全尊重「創作自由」。導演轉述七等生訪談期間多次說道「這是你的紀錄片,與我無關。你有你的創作自由,我有我的。」

雖說「轉述」不是沒有導演「虛構」的可能性,然而,正因為七等生以他的寫作行動,展現了他對於「創作上的絕對自由」的追求與捍衛(甚至於書寫不道德的小說),所以,這反過來讓導演擁有了絕對創作自由、讓導演製作紀錄片時的「不道德」(在銀幕上呈現七等生的不倫)有了合法性。

這種「不道德的美學」,有一個影史知名的前例:原一男的《全身小說家》。

「文學紀錄片」本身就不道德

日本硬漢紀錄片導演原一男,拍攝過一部神作《全身小說家》,以小說家井上光晴作為主角。紀錄片裡,井上光晴在寫作班自爆身世:我幼年生長在礦區,礦災之後,悲慟親屬來找我阿嬤,掛號排隊,然後由我扮演被礦工鬼魂附身的乩童,胡說一些「啊,礦坑一坍塌,我立刻就死了,死得很快,所以我沒有感受到太多痛苦啦⋯⋯」之類的鬼話,安撫流淚的遺族。

上述井上光晴的一席自白,解釋了「我日後之所以變成一位說故事的人」的「創作起源」。結果,觀眾在影片後半發現,井上光晴從沒待過礦區。他這段「創作起源」故事,根本就是他自己編造的神話、他自己虛構的故事。映後座談有觀眾挑戰/挑釁了原一男:如果你尊重井上光晴的虛構美學,那你怎會在紀錄片後半揭穿他的謊言、揭發他其實「從頭到腳全是假的」?這樣沒有紀錄片倫理的問題嗎?

原一男正襟危坐、嚴肅反駁:不,你錯了。如果我不揭穿他的謊言,觀眾就無法發現他全身都是他自己虛構的、也就根本看不見他的虛構美學。就是因為我萬分尊重他的虛構美學,所以才要冷酷赤裸地呈現他說了哪些謊言。

小說家井上光晴的謊言,正是他的虛構美學,也是他的真實。

反觀《削瘦的靈魂》,除了在發光的大銀幕上投影七等生黑歷史的「悖德」,對於不少認定「文字優於圖像」、「文學比電影高一個位階」、甚至「文學至上論」的人來說,光是以影像甚至動畫來「虛構」或「詮釋」七等生的小說,就是一種「敗德」了。

如果只是以影像來「襯底」,讓影像成為推廣文學、讓大眾認識文學家的宣傳工具,那倒勉強可以接受。偏偏導演朱賢哲為了要拍攝這位高舉創作自由大旗、離經叛道、扭曲歪邪的七等生,恰好能夠以對峙角力的架勢,盡情任性地採取了「鑲嵌了真人的動畫」以及「戲劇重演」的實驗紀錄片形式。

朱賢哲導演透過其影音語言,書寫他主觀、甚至獨斷地對七等生小說的詮釋:黑白動畫,音畫分離,歪斜角度的攝影機位置,極端的切割構圖,性交身體與其局部的特寫鏡頭,畸形的「首與體」(制服身體上的頭顱被砍掉、阡插一架戒嚴擴音器),四壁貼滿裸女海報的斗室裡、埋首伏案抽菸苦思怎樣在稿紙上叛亂或淫亂的佝僂作家的「背脊肖像」。

似乎,在「七等生的訪談紀錄 vs.對七等生及其小說的影音詮釋」的架構下,後者的「不寫實」拮抗著前者的「寫實」。然而,如果「寫實」意味著拿一張「描圖紙」(也可以是稿紙或銀幕)去對準世界圖像的輪廓,那麼,鏡頭前氣場極強的七等生自己早就已經偏斜得很遠了。

比方說,在片中那些乍看自傲其實自卑、以自傲掩飾自卑的「中二」發言,比如有時正面挑釁有時怯懦閃躲,比如前後矛盾或自我牴觸──自稱「七等生」但自認「優等生」(他是「我就爛」的祖師爺)。於是,導演那些不寫實的、歪斜的影音,反而剛好對準了七等生,寫實地呈現了七等生。

就連導演以略帶「台灣國語」的、滿溢感情甚至不時激情激昂的聲腔,以畫外音口白的形式朗讀七等生冷硬生澀甚至不帶感情的「破中文」小說句子時,不知為何,居然十分「文言合拍」,甚至剛好成了賦格對位。故意「不寫實」反而「寫實」了,刻意「違和」才是「不違和」。恰好就像七等生故鄉於苗栗通霄海濱的那座「秋茂園」。

七等生猶如秋茂園 不道德卻寫實

眾人總是先說七等生是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巨擘,然後才補充:不只「抽象化」與「去政治」或「蒼白空洞」的存在主義以及「小兒麻痺文體」的現代主義文字實驗,其實七等生也有鄉土文學寫實主義之處。不妨不道德地倒過來看:七等生也許始終都是鄉土寫實派,他透過小說在台灣四處七逃浮浪,描繪他的所見所聞。只不過,他的視聽裝置早就壞掉了,以至於他如實描繪的台灣圖像總是會歪掉。

或者,台灣本來就是壞掉的、歪掉的,早就錯位了。就像通霄海濱秋茂園裡的那些雕像,在寫實與不寫實之間、在鮮活與死透之間、在道德教誨與敗德身體之間、在人與假人之間、在人與動物之間、在正襟危坐的正經八百與頭下腳上的惡搞迷因之間。

七等生的不道德 就是秋茂園的不道德

直到今日,仍然有人義正詞嚴地批判七等生及其〈我愛黑眼珠〉:不道德。末日大洪水來了,在淹水溺死的危險裡,男主角李龍第選擇了路上偶遇的一位陌生妓女,而不是選擇妻子。然而,新銳文學人蔣亞妮在podcast節目中說,大學時代她在前輩散文家周芬伶的小說課堂上,報告七等生這篇〈我愛黑眼珠〉時,她們熱烈討論的居然是:那個妓女到底有多正?一段婚姻究竟如何以及為何走到這般田地?

這是矗立了路思義教堂的東海校園裡,暗中浮現的一座秋茂園嗎?我想,近年進入東海任教的散文作家言叔夏恐怕也會點頭同意。因此,我們必須再去一次秋茂園、再讀一遍七等生,藉此重新區辨與定義「不道德」、「反道德」、與「非道德」。

老實說,我總懷疑七等生作品不少人好像只讀過一篇〈我愛黑眼珠〉。事實上,七等生不只「以不道德來反道德」(如這篇小說所示),他還有很多作品更加不道德、更加反道德。如果我們讀得更多,比如讀了七等生17篇小說之後,恐怕我們會被迫發現,七等生並非「以不道德來反道德」,而是捨棄「道德」這個簡化而粗暴、不假思索或便宜行事、判決書式或標籤式的辭彙。

拿掉「道德」二字,作家以更繁多、更複雜的語言,甚至就是以七等生一生寫作的字數篇幅,不厭其煩地描述「這人如何與為何成為這人」以及「人之所以為人」。耐心閱讀不道德的七等生,我們反而會不得不加上括號:「(反)道德」與「(不)道德」。

面對戒嚴的海濱,發光的黑暗,這一幕這也是政治的。除了秋茂園所在的通霄海濱,紀錄片的開頭還有「戒嚴海濱」。戒嚴時代海防森嚴,「不得測繪與攝影」,禁止一切「再現」。

年幼的七等生某日散步到海濱,遊玩休憩、看海聽海,卻被沿岸巡邏而來的軍人或警察大人喝斥、制止,他們甚至還脫了他的褲子以羞辱他。最後,軍警把年幼七等生推進一座廢棄的海濱小碉堡裡面,關起來。七等生一生的寫作,就是在這座封閉的、小小的廢墟碉堡裡,面對著黑,在漆黑的四壁上,投影一整幅的銀河與星海,描寫著那些發光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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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浩

台灣桃園人,1980年生。電影講師,影評散見於《破報》、《紀工報》、《周刊編集》、《放映週報》與《電影欣賞》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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