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瘦的靈魂》與歪邪作家：七等生散步到哪，哪裡就是通霄秋茂園

朱賢哲導演以台灣現代主義小說家七等生為主角，拍攝的文學紀錄片《削瘦的靈魂》是目宿媒體「他們在島嶼寫作」第三季計畫。《削瘦的靈魂》內容在「美學」與「倫理」間拔河、拉鋸及辯證。此次能讓長久背對社會的七等生「面對鏡頭」實屬不易。起初，七等生只答應朱賢哲拍攝「關於他與他的作品」的紀錄片，但不願被攝影機拍攝、拒絕現身入鏡──好像這部紀錄片不干他的事似的。

此一僵局，直到七等生女兒劉小書忽然介入才解決了。原來，她長年從事動保運動，早在20年前就欣賞朱賢哲拍攝幾位照料流浪犬的「愛心媽媽」的紀錄片《養生主》。女兒一句話，七等生（只好？）答應入鏡。可見，攝影機的權力關係，不會只發生在「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

何況，《削瘦的靈魂》裡，朱賢哲訪談七等生的畫面，幾乎全是劉小書從旁幫忙掌鏡的──能夠「鎮住」七等生的女兒，雖沒入鏡，但她始終在場。

不過，她一旦短暫入鏡，就立刻揭露了父親昔日的出軌不倫情事；不只如此，她還協助導演找到了父親的前女友──她面對鏡頭也侃侃而談。這正是此片牴啎「紀錄片倫理」的時刻：七等生在影片完成之前就病逝了，那麼，導演可以未經七等生許可，便把這「不道德的秘密」剪進紀錄片、公諸人世嗎？

導演說他從未遲疑，因為七等生完全尊重「創作自由」。導演轉述七等生訪談期間多次說道「這是你的紀錄片，與我無關。你有你的創作自由，我有我的。」

雖說「轉述」不是沒有導演「虛構」的可能性，然而，正因為七等生以他的寫作行動，展現了他對於「創作上的絕對自由」的追求與捍衛（甚至於書寫不道德的小說），所以，這反過來讓導演擁有了絕對創作自由、讓導演製作紀錄片時的「不道德」（在銀幕上呈現七等生的不倫）有了合法性。

這種「不道德的美學」，有一個影史知名的前例：原一男的《全身小說家》。

「文學紀錄片」本身就不道德

日本硬漢紀錄片導演原一男，拍攝過一部神作《全身小說家》，以小說家井上光晴作為主角。紀錄片裡，井上光晴在寫作班自爆身世：我幼年生長在礦區，礦災之後，悲慟親屬來找我阿嬤，掛號排隊，然後由我扮演被礦工鬼魂附身的乩童，胡說一些「啊，礦坑一坍塌，我立刻就死了，死得很快，所以我沒有感受到太多痛苦啦⋯⋯」之類的鬼話，安撫流淚的遺族。

上述井上光晴的一席自白，解釋了「我日後之所以變成一位說故事的人」的「創作起源」。結果，觀眾在影片後半發現，井上光晴從沒待過礦區。他這段「創作起源」故事，根本就是他自己編造的神話、他自己虛構的故事。映後座談有觀眾挑戰／挑釁了原一男：如果你尊重井上光晴的虛構美學，那你怎會在紀錄片後半揭穿他的謊言、揭發他其實「從頭到腳全是假的」？這樣沒有紀錄片倫理的問題嗎？

原一男正襟危坐、嚴肅反駁：不，你錯了。如果我不揭穿他的謊言，觀眾就無法發現他全身都是他自己虛構的、也就根本看不見他的虛構美學。就是因為我萬分尊重他的虛構美學，所以才要冷酷赤裸地呈現他說了哪些謊言。

小說家井上光晴的謊言，正是他的虛構美學，也是他的真實。

反觀《削瘦的靈魂》，除了在發光的大銀幕上投影七等生黑歷史的「悖德」，對於不少認定「文字優於圖像」、「文學比電影高一個位階」、甚至「文學至上論」的人來說，光是以影像甚至動畫來「虛構」或「詮釋」七等生的小說，就是一種「敗德」了。

如果只是以影像來「襯底」，讓影像成為推廣文學、讓大眾認識文學家的宣傳工具，那倒勉強可以接受。偏偏導演朱賢哲為了要拍攝這位高舉創作自由大旗、離經叛道、扭曲歪邪的七等生，恰好能夠以對峙角力的架勢，盡情任性地採取了「鑲嵌了真人的動畫」以及「戲劇重演」的實驗紀錄片形式。

朱賢哲導演透過其影音語言，書寫他主觀、甚至獨斷地對七等生小說的詮釋：黑白動畫，音畫分離，歪斜角度的攝影機位置，極端的切割構圖，性交身體與其局部的特寫鏡頭，畸形的「首與體」（制服身體上的頭顱被砍掉、阡插一架戒嚴擴音器），四壁貼滿裸女海報的斗室裡、埋首伏案抽菸苦思怎樣在稿紙上叛亂或淫亂的佝僂作家的「背脊肖像」。

似乎，在「七等生的訪談紀錄 vs.對七等生及其小說的影音詮釋」的架構下，後者的「不寫實」拮抗著前者的「寫實」。然而，如果「寫實」意味著拿一張「描圖紙」（也可以是稿紙或銀幕）去對準世界圖像的輪廓，那麼，鏡頭前氣場極強的七等生自己早就已經偏斜得很遠了。

比方說，在片中那些乍看自傲其實自卑、以自傲掩飾自卑的「中二」發言，比如有時正面挑釁有時怯懦閃躲，比如前後矛盾或自我牴觸──自稱「七等生」但自認「優等生」（他是「我就爛」的祖師爺）。於是，導演那些不寫實的、歪斜的影音，反而剛好對準了七等生，寫實地呈現了七等生。

就連導演以略帶「台灣國語」的、滿溢感情甚至不時激情激昂的聲腔，以畫外音口白的形式朗讀七等生冷硬生澀甚至不帶感情的「破中文」小說句子時，不知為何，居然十分「文言合拍」，甚至剛好成了賦格對位。故意「不寫實」反而「寫實」了，刻意「違和」才是「不違和」。恰好就像七等生故鄉於苗栗通霄海濱的那座「秋茂園」。

七等生猶如秋茂園 不道德卻寫實

眾人總是先說七等生是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巨擘，然後才補充：不只「抽象化」與「去政治」或「蒼白空洞」的存在主義以及「小兒麻痺文體」的現代主義文字實驗，其實七等生也有鄉土文學寫實主義之處。不妨不道德地倒過來看：七等生也許始終都是鄉土寫實派，他透過小說在台灣四處七逃浮浪，描繪他的所見所聞。只不過，他的視聽裝置早就壞掉了，以至於他如實描繪的台灣圖像總是會歪掉。

或者，台灣本來就是壞掉的、歪掉的，早就錯位了。就像通霄海濱秋茂園裡的那些雕像，在寫實與不寫實之間、在鮮活與死透之間、在道德教誨與敗德身體之間、在人與假人之間、在人與動物之間、在正襟危坐的正經八百與頭下腳上的惡搞迷因之間。

七等生的不道德 就是秋茂園的不道德

直到今日，仍然有人義正詞嚴地批判七等生及其〈我愛黑眼珠〉：不道德。末日大洪水來了，在淹水溺死的危險裡，男主角李龍第選擇了路上偶遇的一位陌生妓女，而不是選擇妻子。然而，新銳文學人蔣亞妮在podcast節目中說，大學時代她在前輩散文家周芬伶的小說課堂上，報告七等生這篇〈我愛黑眼珠〉時，她們熱烈討論的居然是：那個妓女到底有多正？一段婚姻究竟如何以及為何走到這般田地？

這是矗立了路思義教堂的東海校園裡，暗中浮現的一座秋茂園嗎？我想，近年進入東海任教的散文作家言叔夏恐怕也會點頭同意。因此，我們必須再去一次秋茂園、再讀一遍七等生，藉此重新區辨與定義「不道德」、「反道德」、與「非道德」。

老實說，我總懷疑七等生作品不少人好像只讀過一篇〈我愛黑眼珠〉。事實上，七等生不只「以不道德來反道德」（如這篇小說所示），他還有很多作品更加不道德、更加反道德。如果我們讀得更多，比如讀了七等生17篇小說之後，恐怕我們會被迫發現，七等生並非「以不道德來反道德」，而是捨棄「道德」這個簡化而粗暴、不假思索或便宜行事、判決書式或標籤式的辭彙。

拿掉「道德」二字，作家以更繁多、更複雜的語言，甚至就是以七等生一生寫作的字數篇幅，不厭其煩地描述「這人如何與為何成為這人」以及「人之所以為人」。耐心閱讀不道德的七等生，我們反而會不得不加上括號：「（反）道德」與「（不）道德」。

面對戒嚴的海濱，發光的黑暗，這一幕這也是政治的。除了秋茂園所在的通霄海濱，紀錄片的開頭還有「戒嚴海濱」。戒嚴時代海防森嚴，「不得測繪與攝影」，禁止一切「再現」。

年幼的七等生某日散步到海濱，遊玩休憩、看海聽海，卻被沿岸巡邏而來的軍人或警察大人喝斥、制止，他們甚至還脫了他的褲子以羞辱他。最後，軍警把年幼七等生推進一座廢棄的海濱小碉堡裡面，關起來。七等生一生的寫作，就是在這座封閉的、小小的廢墟碉堡裡，面對著黑，在漆黑的四壁上，投影一整幅的銀河與星海，描寫著那些發光的黑暗。

VERSE VOL. 22 新的一年，重新認識與定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