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我們與惡的距離II》導演林君陽與編劇呂蒔媛:我們能不能換位思考,試著理解彼此呢?
文策院、公共電視、CATCHPLAY、大慕可可共同出品,由大慕影藝製作的2025年旗艦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II》即將上檔。延續第一季對程序正義、精神健康救助、網路暴力及媒體操守等議題的探討,劇情再度聚焦於無差別殺人與死刑案件,並深化對社會矛盾的剖析。在第二季,編劇呂蒔媛與導演林君陽將視角擴展至立法層次,進而挖掘權力運作與民眾參與司法的主體性,並邀請觀眾站在自身的立場,再次重省我們與「惡」的距離。
VERSE:這次推出的第二季,是否有進一步想探討的面向?
呂蒔媛:當時很多人在詢問,但我不想延續原本的人物脈絡,而是想從全新的角色群體和議題出發。最初,我考慮的是「性侵」這個議題,因為它也是「與惡的距離」之一,後來發現有太多作品都有在討論這樣的話題,我才決定回歸第一季的核心議題,並進一步深化故事。
如果要延伸討論的話,「政治」這一塊應該是最關鍵的吧!台灣最有影響力的兩個領域,一個是媒體,一個是政治,這一季如果不談政治,總覺得說不過去。所以,我重新檢視這部分,思考政治人物到底該不該有理想,以及投票的人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以及身為選民,你應該對你投票的對象有基本的認識。我的邏輯是,當你想改變現狀,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修法」,而選出什麼樣的人來修法就變得至關重要。
但政治很難寫主要是因為它的盤根錯節,而且切入點很重要。在這麼多角色中,我必須挑選一個觀眾容易理解的切入點。最後,我選擇了「理想型政治人物」的視角,上一季有吳慷仁飾演人權律師王赦,這一季則有立委高振光(薛仕凌飾)。但演員在詮釋這類角色時其實很痛苦,因為他們覺得:「這角色太天真了吧?現實中怎麼可能有這麼傻的政治人物?」因為政治理念堅持讓他在黨內不受寵,又受到將被罷免的壓力,同時也開啟觀眾對這個角色走向的好奇。
資深立委楊貴媚帶著欲進入政壇的兒子薛仕凌向地方大老賀壽
VERSE:在敘事手法上,與第一季相比呈現出哪些不同之處?
林君陽:相較於第一季,這次的故事變得更複雜,因為我們希望探討的議題更加深入。第一季的核心,是讓觀眾理解「不論是加害者、被害者,甚至加害者的家屬,他們背後都有各自的故事。」,希望能夠撕掉社會對於「惡人」的刻板標籤。第二季則是在這個基礎上再往前推進,從另一個角度切入,希望帶領觀眾看到「一個罪犯背後的多重脈絡」。這次的故事開啟了兩條主線:第一條是「縱火案」,透過周渝民飾演的馬亦森,我們看到了受害者家屬的痛苦,以及加害者的冷漠與反社會性格。第二條線則是「精神病患殺人事件」,這部分會隨著劇情推進,帶領觀眾回到二十年前,探索案件發生前的背景與人物的成長過程。
VERSE:如何從現實中汲取創作靈感,並拿捏真實及虛構的平衡?
林君陽:過往影集《人選之人—造浪者》與《我們與惡的距離》第一季,都設定在北部的都會區。這次將故事背景從都會區移到中南部。由於故事貼近現實,若直接設定在某個真實城市,很容易被對號入座。因此,我們創造一個融合嘉義、雲林、台南等南部地貌的「清雲縣」,並融入地方政治勢力、光電產業、農村發展等議題,希望能讓故事更加具有代表性,卻又不會與現實案件產生過多聯想。另外,編劇在撰寫第二季時,參考大量的判決書,這是我們的重要靈感來源。如果大家看過一些重大刑案的判決書,會發現裡面詳細記載了嫌犯的成長背景、家庭環境,甚至是老師與親友對他的描述。這些細節往往讓人重新思考,一個犯罪者究竟是如何走到這一步。
呂蒔媛:這也是我們在劇中特別討論「國民法官制度」的原因。當時我開始寫劇本時,剛好台灣的國民法官制度即將上路,所以我也特別去研究了幾個案例。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是「量刑調查」,這個調查會回顧被告的成長經歷,試圖拼湊出更完整的犯罪脈絡。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在劇中拉長時間線,回溯二十年前的故事,讓觀眾可以理解一個人如何走向犯罪的過程。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這一季的主角可能是「觀眾」本身。
呂蒔媛
VERSE:在劇中,透過六個家庭的交錯關係與跨時代的演繹,使角色敘事線更為多層次。在這樣複雜的敘事架構下,戲劇編排與敘事節奏上是如何進行調度,以確保觀眾能夠清晰地理解?
林君陽:這個劇本在前期準備時,確實讓大家都很擔心。我收到的意見五花八門,監製、公司內部的人都問:「這樣真的可以嗎?」大家對於「兩集就跳躍十年、二十年」的敘事方式感到焦慮。但這次的故事,想要翻閱一個罪犯的一生,並且透過不同的時間點來理解,為何這個少年在成長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失去改變的機會,最終導致悲劇發生。這種非線性的敘事結構,確實對拍攝與剪輯提出了很高的挑戰。
我們必須說服觀眾,讓他們能夠跟上這些時間跳躍,同時理解這些角色的成長脈絡。角色雖然一開始像是冰山上的一角,但隨著劇情推進,他們冰山下龐大的故事細節會慢慢被看見。而真正的挑戰在於,這些角色的故事線並不是各自獨立的,它們彼此交織且無法被輕易拆解,甚至影響彼此的命運。這讓我們在鋪陳劇情時,需要非常細膩地拿捏節奏。
周渝民因家庭破碎傷心流淚
VERSE:在選角方面,包含周渝民飾演一位身兼被害者家屬的精神科醫生馬亦森,而謝欣穎則詮釋加害者家屬,同時必須面對生活壓力的母親陳又茗。這樣的人物設定極具層次與挑戰,演員在塑造與情感詮釋上,導演如何幫助演員?
林君陽:儘管角色的發展有其脈絡,但要理解這些人物,演員與觀眾都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甚至需要讀取大量資料來理解背後的社會議題。例如,信住這條故事線探討的是公衛護士面臨的困境,而為什麼要呈現這樣的困境?往上追溯,會發現這與法規制度有關,因為政策制定者希望修訂社會安全法,但最終落實時,卻把許多額外的責任加諸在公衛人員身上。
編劇在田野調查時發現的細節,這些內容讓我們更能理解角色的處境。而當我們掌握這些脈絡後,就會知道如何詮釋這個角色。我一直覺得自己並沒有真正幫助演員太多,加上我認為劇本本身提供的線索已經足夠,從角色的成長背景、個性特質,到他們的決策與行動,這些都已經被描寫得很清楚。因此,對我來說,讀本的過程非常重要。我們會一起閱讀、討論,去理解為什麼這句話要這樣說。即便我有時候讀不出來,但演員往往能幫助我,他們知道角色為何要這麼說,找到屬於自己的詮釋方式,從而逐漸勾勒出角色的輪廓。
這次的美術組真的做得非常細緻,甚至到了讓人驚嘆的程度。舉例來說,原本羅譽(白潤音飾)家中的場景原本是一間空屋,但透過美術團隊從無到有的巧手,把牆面全部打掉重貼,它變成了一個歷經數十年歲月的家,充滿歲月的細節與溫度。例如長年被觸摸而變暗的開關、孩童胡亂張貼的貼紙,或是隨手塗鴉的小畫作等抖。正是這些細節,讓場景變得更加真實。
我們許多的拍攝場景也是如此,無論是療養院、精神病房,還是中南部那種老舊的騎樓住宅,所有場景都是實景,沒有搭建,而是完整呈現給演員。這樣的環境能幫助他們更快進入角色,因為這裡的一切都是真實存在的,而非臨時拼湊出來的場景。對我來說,作為導演與劇組能提供給演員最好的支持,就是讓環境與劇本都做到極致,使他們能夠在這之中找到屬於角色的線索,去還原角色的情感與故事。
于子育面對好友崩潰難以自拔
VERSE:為何在大篇幅上會選擇以孩童視角感來切入這個故事?關於白潤音飾演羅譽是如何透過他的表演呈現如次真摯的情感?
呂蒔媛:這部劇的靈感來源部分來自某些社會事件。在許多社會案件中,孩子往往會嘗試做些什麼,但最終無法改變結局。當自己成為父母之後,我更能體會到孩子在家庭變故中所受到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劇中小孩的視角對我來說如此重要,當變故發生,孩子能怎麼做?他們又會受到什麼影響?這是我想要探討的議題。
林君陽:在表演上,白潤音就是個天才。過去四、五年來,演員的表現一直令人驚艷,他不僅聰明,而且低調,不會刻意炫耀自己的才華。尤其在童星的演出中,常見的一種模式是「我知道你要什麼,所以我演給你看」,但白潤音不是這樣的。他能夠抓住那些無法言說的情感,不是刻意表演痛苦,而是自然地讓觀眾相信,他就是這個角色。當他進入狀態後,我完全不會意識到他叫白潤音,而是只看到角色本身。像在第二集中,他發現母親留下的遺書不見了,於是瘋狂地奔跑尋找她。這場戲拆成多天拍攝,涉及不同場景與時間點,但演員的情緒卻能夠維持一致。他甚至會主動詢問:「導演,這一場的情緒要接在哪一段前後?」這樣的專業程度讓我相當驚訝。他會根據戲劇結構調整自己的狀態,確保情感的連貫性。例如,在騎車奔跑的戲份中,他需要從悲傷逐漸累積情緒,到最後體力不支倒下,回到角色最脆弱的狀態。這些都不是簡單的表演技巧,而是源自他對角色的深入理解。
VERSE:如果要挑選一個最具挑戰的角色會選誰?
林君陽:我覺得是謝欣穎飾演的高政茗/陳又茗,這二十年間她每一個階段都發生了很重大的事件,應該是最難的角色之一。但其實每個角色都有它的難度和精彩之處,對我來說,拍攝過程最有趣的其實是楊貴媚飾演的高張玉敏。這個角色在台劇中非常少見描寫,她是那種你很難界定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的角色。個性張狂,卻又非常現實。這個角色來自地方政治世家,背後有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在劇本裡,楊貴媚的戲份不算多,但每次出場都特別搶眼。可能也是因為她的演技,存在感很強,即使那場戲本來不是她的主場,拍起來卻讓人覺得「不行,這場戲的重心就是她」。
事實上,她的角色跨度也很大,可以看見二十年間高張玉敏經歷了很多變化。起初是一個意氣風發、扛起家族、在政治浪潮中衝鋒陷陣的女強人。到了後來,縣長沒選上,還是個萬年議員,她是如何面對這種政治生態?包含經歷一場病痛、兒子高振光從一個桀驁不馴的NGO(非政府組織)一員變成了要選立委的人等,身為母親在這過程的態度變化很微妙,讓這個角色層次豐富。
謝欣穎開計程車謀生
VERSE:在創作上如何進一步揭示社會或個人層面的「惡」,讓觀眾意識到自身在劇中的位置?
林君陽:我覺得關鍵問題應該是前面怎麼鋪陳,讓觀眾進入這個情境。按照現行制度,這類重大刑案會進入國民法庭審理,所以每個人都有可能收到法院的傳喚,成為國民法官。而當你真的坐上那個位置時,你的決定將影響別人的命運。感覺自己就坐在國民法官席上,聆聽整個審判過程:現在是檢方陳述到辯方陳述,接著是證人作證、法官詢問,最後進入評議階段。直到四天過去,所有國民法官被帶進小房間,開始討論、表決,一票一票地投,直到最後你能不能按下那個判決?有趣的是,從去年到今年,國民法庭已經有很多案例了,相關討論也不少。我們本來以為,當一般人坐在國民法官的席位上,可能會更有同理心,判決會更寬容,但結果卻是很多刑度變得更重。這樣的現象值得探討,同時希望藉由這部劇,讓觀眾親身感受國民法庭的運作。
VERSE:薛仕凌在劇中飾演一位即將被罷免的新科立委,在現實的險峻政治環境中仍抱持著理想。透過這個政治人物角色,會想要傳達怎樣的政治現實與價值?包含所融入的政治面如何讓觀眾對政治與社會的關係有更深入思考?
呂蒔媛:我一直認為,立法委員是政治人物中最具挑戰性的職位之一,因為他們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來深入研究法案。然而,現實情況是,當你必須兼顧地方服務時,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專注於法案的研究,於是只能依賴媒體的議題導向——媒體關注什麼,立委就跟著關心什麼。這種狀況導致他們無法真正專注於國會的核心職責,反而被瑣碎的日常事務牽絆。
我曾經很想深入探討這個問題:立委究竟該如何平衡國會職責與地方服務?回到地方後,他們能做什麼?事實上,我原本有一段內容是討論立委的忙碌程度與責任範圍,但後來被剪掉了。這個問題依然值得深思:當一個立委需要研究法案、準備質詢時,他究竟得做多少功課?如果沒有時間深入研究,他們的發言豈不是淪為空話?僅僅是敷衍應付,這樣的行為又能為社會帶來什麼改變?答案是,什麼都改變不了。這正是我對現狀的質疑。
現實中,立委們被繁雜的事務纏身,只能依賴幕僚團隊。然而,幕僚真的能夠專心研究法案嗎?還是他們的精力也被選民服務等日常事務消耗殆盡?如果大部分幕僚的時間都花在應對這些瑣事上,那麼立委們還剩下多少餘力去推動真正的社會變革?這是我想要強調的核心問題。然而,一般人可能對此並不在意,甚至會質疑:「這樣的人還能當政治人物嗎?」確實,這樣的狀態根本無法勝任政治人物的角色。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很深的矛盾。
因此,這也讓我開始思考:我們究竟該選什麼樣的人進入國會?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作為個人,我能做的,就是在自己能夠掌握的範圍內,選擇最能發揮影響力的方式去行動。而當你身為國會議員時,你為什麼要做這些事?這個問題不僅關乎個人選擇,更關乎整個社會的未來。我們需要的是能夠真正專注於核心職責、推動社會進步的政治人物,而不是被瑣事綁架、無法發揮影響力的代表。
VERSE:呂蒔媛在受訪時曾說過:「第二季想說的是,世界能某溫柔地接住每個受傷的人。」請問在第二季的劇情發展中,在創作上如何具體呈現這樣的核心精神?
林君陽:這確實是後來我們統整出來的方向。因為整個故事非常複雜,我自己需要一條清晰的主線來貫穿整體,幫助我們做各種選擇。第一季的核心是「療癒」,這影響了整體影像風格、光影運用,甚至是演員表演的情感層次,比如哭戲要到什麼程度、攝影角度該如何呈現等等。到了第二季,我們同樣在前期就開始討論,並試圖找到一個關鍵概念。後來,我寫了一篇文章給製作團隊,當時我的感受就是「接住」這兩個字。但有趣的是,這個概念不是從劇本裡直接讀出來的,而是某天我在開車時無意間領悟的。
當時,我在高速公路上聽了一則Podcast,內容是在談警察的心理創傷。他們講述了一名警察,在一次行動中開槍擊斃了嫌犯,隨後被表彰為英雄,甚至被頒發了警心勳章。但事實上,他因為那一槍留下了嚴重的創傷症候群(PTSD),內心充滿無法言喻的痛苦。他在臺北車站的一個瞬間,整個人突然崩潰、失能。後來,他透過身邊人的陪伴與接觸,才慢慢找回自己,重新站起來。當時,我聽到這個故事時,竟然在開車的途中落淚。我突然意識到,這其實和我們的劇情是相通的。無論你站在哪一方,即使你看似站在道德制高點,當你經歷這些事情後,內心仍會留下傷痕。而真正能讓人走出來的,正是那些願意伸出手、願意接住你。這就是為什麼,我最終選擇了這個詞來定義第二季的核心精神。
林君陽
VERSE:最後,能否談談你們如何定義善與惡之間的界線?
呂蒔媛:我們的劇名其實很很貼切。它既可以代表「你真的很靠近我」,也可以隱喻「我們其實都在審視自己」,思考著「我是不是某種程度上的惡?」這是一個主觀的解讀,每個人站在不同的立場,可能都會覺得對方才是「惡」。但問題是,我們能不能換位思考,試著理解彼此呢?甚至是你願不願意靠近對方,願不願意接觸那些即便看似「邪惡」的人。
林君陽:在這個自媒體時代,每個人都可以隨時發表意見,無論是基於憤怒還是善意,這些意見往往會變成一種「貼標籤」的行為。因為很多事情並沒有那麼容易被理解,而我們經常在一瞬間,出於情緒,說出一些評論。無論是一句話、兩句話,還是一篇文章,這些言論其實都只是站在一個片面的角度,在某個節點上「出了一拳」。如果我們能做到的事情是——當我們想要「貼標籤」的時候,稍微停下來、多想一下其他的可能性,也許就夠了。甚至只是與自己內心的「善與惡」稍作抗衡,讓自己猶豫一秒鐘,這個世界就可能多一點理解。而要做到這點,已經很不容易了。
導演林君陽與編劇呂蒔媛將視角擴展至立法層次,進而挖掘權力運作與民眾參與司法的主體性,並邀請觀眾站在自身的立場,再次重省我們與「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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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E 深度探討當代文化趨勢,並提供關於音樂、閱讀、電影、飲食的文化觀點,對於當下發生事物提出系統性的詮釋與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