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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回到1989年《悲情城市》拿下金獅獎的那一夜

讓我們回到1989年《悲情城市》拿下金獅獎的那一夜

對多數台灣記者而言,1989年9月都是職涯上採訪國際影展的初體驗,只因為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那是台灣電影的第一次,也是台灣媒體的第一次國際大賽交鋒。

上台領取金獅獎的導演侯孝賢。(圖/新經典文化提供)

對多數台灣記者而言,1989年9月都是職涯上採訪國際影展的初體驗,只因為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那是台灣電影的第一次,也是台灣媒體的第一次國際大賽交鋒。

我年紀略長,比同業多了幾回海外採訪經驗,不管是亞太、東京或坎城影展,以往多數只有我一人前往,怎麼寫都是獨家,不怕漏新聞,那個年頭,報社也不時興即時新聞,影展見聞可以慢慢寫,反正沒人知道,沒人寫過,舊聞也是新聞,心態相對悠閒。

《悲情城市》不然。1989年8月威尼斯影展競賽名單甫宣布,聯合、中時、民生和自立四家媒體都決定派記者前往採訪,理由就如同我在出差申請單上所寫的 : 「1961年,日本導演黑澤明第一次以《羅生門》入選威尼斯影展競賽,就拿下最高榮譽金獅獎,改變戰後日本國際地位,提昇了民族自信,也成就了黑澤明的影史地位。《悲情城市》創下台灣入圍了威尼斯影展競賽的紀錄,本身就值得報導,若能得獎更會是重大新聞。」

報告寫得煞有介事,其實,當年我未能預見《悲情城市》掀動的影史浪潮會如此壯闊。我對威尼斯影展的粗淺認識比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還不如,除了黑澤明與《羅生門》,連影展是在麗都島(Lido)上舉行都不知道,遑論下飛機之後還要拖著行李轉搭渡輪。

不過,就算瞎子摸象,摸到耳鼻腿尾畢竟都是象。我臨陣磨刀,緊急惡補相關資訊,其他只能靠直覺前行,但我目標明確 : 電影得獎,才不虛此行。個人角色因此有些矛盾 : 有時候我應該是現場目擊者 ; 多數時候則不自覺地成了台灣啦啦隊。

9月5日抵達影展會場當天,還來不及欣賞威尼斯日落夕陽,我便發出特稿,點出評審團主席安德烈・史米諾夫(Андpeй Смирнов)導演的重要性。

我深受「反共抗俄」年代政宣洗腦,一聽說史米諾夫來自神秘國度蘇聯,心中難免忐忑,無法確知蘇聯人怎麼看待反共抗俄的台灣人。還好,史米諾夫是蘇共體制下的受害人,22歲那年拍攝的《Nachalo nevedomogo veka》銳利呈現了共黨解放俄羅斯後,社會失序,土匪四竄,善良人民受害的現象,1967年完成即遭禁演達20年,1988年才得見天日。或許正因為如此,威尼斯東方電影選片人馬可・穆勒(Marco Mueller)聽見我的憂慮,悄悄用他流利的華語在我耳旁輕聲說著 :「史米諾夫肯定不是共產黨員,不會抵制排斥侯孝賢。」

馬可是《悲情城市》得以入選威尼斯競賽的幕後推手,他的賽事分析讓我安心了些。他還告訴我評審團雖為合議制,評審團主席一言九鼎,影響力不小,而且大會規章規定每一獎項只要有過半數的委員投票同意,即可確定勝利贏宣。特別的是,評審主席的一票等於兩票,一旦最後雙雄對峙,評審長握有關鍵決定權,要誰得獎,誰就可能得獎。

影展安排《悲情城市》於1989年9月9日登場亮相,第一場的主要觀眾就是媒體、業者和評審,由於事前就傳說《悲情城市》獲獎希望頗高,百餘位記者和影評人都搶著先睹為快,當時,我的現場報導如是寫著 : 「在整整158分鐘的映演時間裡,幾乎無人離席,散場後只見許多人點頭稱是。」

搶先得見《悲情城市》當然讓人開心,更開心的是擔任評審的中國導演謝晉也和我們一起看片。影展開幕之初,其實就先遇見到謝晉了,他是對岸名導演,代表作《牧馬人》,《芙蓉鎮》和《天雲山傳奇》早就在台灣地下管道流通,然而初次相識,他的語氣有些酸,對自己《最後的貴族》沒能入圍競賽頗以為憾,一句「你們」有作品入選嘛,聽進我耳裡,難免心裡犯嘀咕:「既有你我之分,還有落選之憾,他能公正評審嗎?」

(圖/新經典文化提供)

再見面就是《悲情城市》媒體放映場。看到謝晉現身,我和自立晚報陳鴻元和民生報褚明仁一擁而上,擠在他身旁七嘴八舌起來。確實,我們都有一魚兩吃之心,採訪評審,了解他對《悲情城市》的觀感,不管他怎麼看怎麼說,都是新聞;但我更想扮演的「角色」是解說電影,怕他聽不懂台語,不懂台灣歷史,錯估了《悲情城市》成績,坦白說那就是試圖「影響」評審,暗中來替《悲情城市》拉票。

當時,我們也都是第一次看《悲情城市》,要看還要解說,非常不專心。忙著當台灣歷史導覽,希望謝晉認識台灣,只要片中出現台語台詞,我們就急著口譯;只要謝晉略有疑問,我和陳鴻元一定搶著回應,相信有問有答多少都可以寫成新聞。然而走過文革,看過大風大浪,謝晉洞悉我們的雞腸鳥肚,一路不多開口,偶一提問,不是問他們在說啥?就是沒啥營養的地理常識,半生不熟的空洞對話,還真難落筆錄聞。後來才知,謝晉當過福建電影廠廠長,台語難不倒他,無需現場翻譯,而且老狐狸如他,更不會輕易在記者面前露口風。

 謝晉看完《悲情城市》的第一個感想是:「這麼長啊!大陸可要分上、下集來演呢!」其他英、美影評人中亦有人認為《悲情城市》太長了點,看片時可能生理勞累,無心專注於劇情和藝術欣賞。

《悲情城市》全長2小時38分鐘,是當年金獅獎23部參賽作品中片長最長的一部,較諸整個影展中其他觀摩作品,也僅次於劇場名導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重現印度史詩的5小時電影《摩訶婆羅多》(The Mahabharata)。

好電影沒有長不長的問題,所謂「『太長』可能是《悲情城市》最大的缺點⋯⋯」其實是句反話,論者挑不出其他缺點時,只能汎汎就長度找話題。當年現場觀影感受毋寧是意猶未盡,33年後重看了數位調光版的《悲情城市》,不知不覺就來到主題樂音響起的黑畫面,黑,讓人咀嚼低迴,一點都不嫌長,所有的細節方方面面前後呼應照顧周到,真的是綿密史詩。當年我寫下「攝影機經常擺著不動,由出鏡、入鏡的人物構成一則詳實的生活寫真,每一段畫面都有其意義,實難再動剪刀剪短」,如今重看還是同樣感受。

《悲情城市》亮相後,當地媒體評論都相當友善,外交官許貞吉看見我都會向我解說義大利媒體的評論與標題,不管是專業見解,或者採訪得知的風風火火,整體情勢的熱鬧指數都可以是新聞寫作的素材,看著《悲情城市》與侯孝賢的照片佔據義大利報紙,都夠讓旁觀的我們腎上腺素揚沸。

果不其然,就在影展落幕之前,《悲情城市》陸續先斬獲了兩座獎。

首先是義大利最暢銷的電影雜誌《CIAK》頒給了「金拍板」特別獎(CIAK就是拍板),得獎理由是:「以原創藝術及迷人的感性手法,導演了一部巨大悲劇史詩故事。」不過,《CIAK》選出的最佳影片是法國導演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的《我要回家》 (Je Veux Rentrer à la Maison)。 

我在照相機的觀景窗中看著侯孝賢穿著西裝(你知道要侯導穿西裝有多不容易嗎?),含笑領獎,按下快門時,雖然開心,卻也難免胡思亂想:「會不會就差這一步?」

《悲情城市》第二座獎則是「昂利哥・富奇龍利(Enrico Fulchignoni)特別獎」,侯孝賢的國際行銷代理人珍・包芙(Jane Balfour)告訴我,能拿到這個獎,比得金獅獎更覺得驕傲。不過,威尼斯官網上的得獎紀錄則是以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獎(UNESCO Award)定名。

(圖/新經典文化提供)

義大利裔的昂利哥・富奇龍利是詩人、新聞工作者和電影愛好者,曾任聯合國國際教科文組織的處長,一生致力消弭電影困局,增進各地人民相互認識與了解,名聲卓著。1988年病逝後,威尼斯影展主席吉列爾莫・畢拉吉(Guglielmo Biraghi)出面號召組成紀念委員會,每年威尼斯影展期間,從參賽作品中選出一部最符合昂利哥生平理想的電影,1989年委員會召集人是有「法國新浪潮電影之父」美譽的尚・胡許(Jean Rouch),他們認定《悲情城市》最合乎昂利哥人道主張精神。可惜,1989年也只是第二次頒發,台灣媒體對昂利哥此人此獎相對陌生,金獅獎又太金太亮,完全遮蓋掉「昂利哥・富奇龍利特別獎」光采,33年來鮮少有人談及《悲情城市》與該獎的關係。

影展最後高潮無非就在誰是大獎贏家?《悲情城市》累積的好評是否保證就能贏得金獅獎?頒獎前夕,《悲情城市》得獎耳語甚囂塵上,有的義文媒體甚至以「悲傷的獅子」預告《悲情城市》即將贏得金獅獎,我感覺節氣已臨,卻無法確知他們消息來源,不敢有聞就錄,就怕二手傳播一旦落成白紙黑字,若有閃失,百口莫辯,更無顏見人。而且,《悲情城市》團隊成員事先都已接獲內幕情報得知可能拿下大獎,但都被下了封口令,深怕風聲走漏,壞了大事。

媒體同業有人猜到吳念真等人喜形於色的表情,有人側面聽聞有代表團員樂得高呼:「這個結果一點都不意外!」卻都面露詭譎神色,避而不談,暗自划水,別無管道的我,只能把賭注押在謝晉身上。

大會排定9月15日頒獎,14日晚上,我賴在製片張華坤的房間不肯離去,一方面是探詢,另一方面則是等待有人「報佳音」,就可以攔截取得第一手戰報。我是想問又不好直問,只能拐彎抹角扯淡:「我好擔心,如果我們空手而回,豈不是白忙了一場?」張華坤則是不能說又不好表態,只能打哈哈地對著天花板回話:「不會吧,最好不要啦。」吞吞吐吐之間,兩人合演了一齣各有心思的「諜對諜」爛戲,如今回想起來,1989年9月14日的那個晚上還真是採訪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夜。

雙手空空回到旅館,唯一想到的方法就是打電話找謝晉,直接探口風。前三回,但聞電話鈴響,沒人接聽,直到午夜時分,剛開完最後一次評審會議,才回到旅館房間的謝導演終於接起了話筒。

面對發稿和競爭壓力,我不想再兜圈子,直接問導演有無好消息:「導演,明天我們不會失望吧?」知道評審有保密義務的謝晉同樣也是打哈哈,沒直接回答,眼看他沒要急著掛電話,我繼續死纏活賴訴說著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的重大意義,兜著繞著無非就是想從他口中問出點蛛絲馬跡,最後還是再問了一次:「導演,明天我們不會失望吧。」這一回,謝晉倒是爽快回應:「放心,你們會開心的啦 ! 」

坦白說,有獎和拿大獎的開心指數全然不同,我鍥而不捨:「開心?是否就代表《悲情城市》贏得了金獅獎?」這回我聽見了他在電話那端的笑聲,他再補了一句:「放心啦,就是這個結果了,你們等著聽好消息了。」他說的是白話文,而且是大白話,就差yes or no的肯定句,就差臨門一腳,我還是如哽在喉,忐忑難安,關鍵真就在於有獎和拿大獎是完全不同等級的事。

整顆心七上八下,我只能再和陳鴻元通電話探詢戰情,得到更肯定的答案:「剛才你一離開房間,張華坤就告訴我們說:『明明就得了大獎,還說什麼不會得獎?』」雙方說法一交叉比對,剩下的就是作文與快跑比賽了。

後來才知道,影展主辦單位早在13日即已先行召開評審會議,全體11位評審委員中,只有九位出席,法國女評審和義大利男導演雖然都因另有私務不克出席,但已分別將意見封在信封中或以電話告知投票意願。原先以為會引發爭議的金獅獎得主,在評審委員一致通過下,確定由《悲情城市》獲得最高榮譽。大會規定,評審結果需交由最高委員會在15日中午12時(台北時間晚上6時)公佈。

如果得獎名單已經在13日產生,14日為什麼還要開一次評審會?擔任謝晉翻譯,陪同出席評審會議的王定一事後告訴我:「地主國義大利影人對於該國得獎率偏低有意見,主辦單位才會再度召開評審會議,經過數小時辯論後,仍然維持原先名單。王定一指出九位評審在女主角獎項曾有激辯,謝晉力荐英國電影《她早走了》(She's Been Away)資深女演員佩姬.阿什克羅福特(Peggy Ashcroft)和潔拉汀.詹姆斯(Geraldine James)並列影后 ; 有的評審則認為佩姬年歲已高,不如鼓勵新人,幾經辯論後仍決定頒獎給佩姬。

(圖/新經典文化提供)

通宵為聯合晚報及聯合報發出《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文稿後,我趕去敲侯孝賢的房門,想見證他如何面對這閃亮一刻,侯孝賢正在房中整理行李和資料,聽到我問:「導演,心情如何?」他笑著雙手一攤:「沒有什麼心情,我現在還能說什麼?」他手上拿著一張國內剛傳來的剪報傳真,告訴他影評人黃建業發表了一篇文章聲援他,因為台灣有些人還在吵著《悲情城市》是不是騙了新聞局,偷渡完整版拷貝出國比賽,侯孝賢感慨說:「每天都還在計較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

接著我又趕往影展記者會,在掌聲、叫好聲和此起彼落的噓聲中,聽見主持人宣布第46屆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金獅獎由侯孝賢執導的《悲情城市》獲得,現場有不少記者發出噓聲抗議,但亦有人鼓掌叫好,場面相當混亂。

評審團主席史米諾夫隨後以不流暢的義大利語發表評審感言,他強調評審都很敬業,希望以感性良知、愛心和倫理道德來評選最佳影片。《悲情城市》獲頒金獅獎頒是全體委員毫無異議的共識,更對侯孝賢導演手法特別表示敬意。外界有人認為三個月前發生在北京天安門的六四悲劇,讓國際影人格外同情描述政府暴力的《悲情城市》,史米諾夫說:「我們沒有受到任何壓力,大家的決定完全一致,大家都認為這是一部偉大的電影,該片的藝術成就和靈性經驗確值獲得金獅獎,金獅獎必須頒給該片,而且僅此一部。」

這段記者會實況我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傳回台北,畢竟這才是「官方」說法,前面的小道消息才得著背書。折騰老半天後,帶著疲憊身子坐進頒獎典禮會場,我已經沒有力氣去問為什麼頒獎典禮未能準時舉行,人才坐下,不知不覺就沒了意識,渾沌睡去。直到樂聲響起,才猛然驚覺醒。

威尼斯影展頒獎典禮不像奧斯卡那麼華麗隆重,沒有穿著華服的主持人,除了布縵,幾乎沒有布景。大會祕書長負責讀報得獎作品名單,每一段落中間還有身穿古典服裝、頭戴面具的伶人串演莎劇精華(坦白說,是不是莎劇全是我猜的啦,其實聽不懂義大利文),以插科打諢的方式點綴現場氣氛。

老牌女星佩姬上台領取「沃爾庇杯最佳女演員獎」時,連聲稱謝,她感謝大會安排的威尼斯之行,也感謝同片演出的女星潔拉汀,她推崇威尼斯影展是增進人類和諧和相互了解的文化藝術活動,獲得如雷掌聲。

每位得獎人領獎之後,大會都會特別放映得獎作品的片頭片段,讓觀眾重溫影片內容,也對優秀作品再一次致敬。

侯孝賢是最後一位上台領獎的得獎人。

司儀一提到他的名字,全場歡呼聲不斷,與得獎名單記者會上的噓聲連連大不相同,一位影展職員告訴我只要義大利影片沒得獎,就會出現噓聲。不過,頒獎典禮上形勢已改,侯孝賢笑嘻嘻地上台領得最高榮譽金獅獎,光是站在台上讓記者拍照,就左顧右盼擺足了兩分鐘笑容與英姿。

隨後,侯孝賢表示:「兩年前隨友人初到麗都島,心中還在問何時才能參加威尼斯影展,沒想到這麼快就參加,並且得獎。我在拍完《悲情城市》時才感覺到自己已經自由、解放了,就像個正在鑽木取火的原始人,這座金獅獎就像那塊木頭,可以滋生熊熊火焰。」

頒獎典禮後,史米諾夫出席年代公司舉行的慶功酒會,當面向侯孝賢致意。他的簡短交心,我認為很重要,可惜台北沒伯樂,沒人理會我這篇文稿。

史米洛夫指出《悲情城市》全片沒有一個特寫鏡頭,只是遠遠觀察並表現人生,手法高雅,與蘇聯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Андре́й Тарко́вский)作品相類,都是對自我和電影藝術有充分信心,才敢如此處理。

喜歡讀詩,尤其對唐詩有研究的史米洛夫特別推崇《悲情城市》的剪接手法,認為頗具詩情意境。在旁的剪輯師廖慶松不禁連聲說:「我們運氣真好,碰到了知音。」廖慶松表示他在剪輯該片時,確實是追求杜甫、李白詩的意境,以氣韻為重,不想太過細瑣交代彼此情緒,史米洛夫竟然一眼就看穿他的剪接心思,而且既認同又喜歡。

謝晉也來到慶功酒會,他提及《悲情城市》視野遼闊,取材又是當前電影罕見的變遷社會中的家族故事,格局遠勝其他儘在私情瑣事上打轉的電影,是1989年影展最好的電影。他還強調侯孝賢作品中蘊含深厚人文情感,確具大師氣勢。

不過,謝晉也認為華人電影應該「百花齊放」,有人拍商業電影,有人則來拍柏格曼或費里尼式電影,讓不同口味的觀眾各取所需,否則如果大家都只想拍柏格曼電影,觀眾怎麼受得了?

我不太記得那晚的慶功派對怎麼結束的,或許大家都喝醉了,邱復生了開了48瓶香檳慶功,不醉也難。只是台北那頭還在催我繼續寫稿,還得挑燈夜戰,只能提早離場。這場水都戰役是我採訪人生中最開心也最艱難的一戰,誠如一開始所說設定的目標:電影得獎,才不虛此行。但也要電影得獎,才知寫稿有多累。

影展落幕後第二天下午,匆匆搭火車前進翡冷翠,不想再回頭,不再想《悲情城市》,摸著起繭的手指,更不想再寫《悲情城市》這四個字。33年後,《悲情城市》可以複製貼上,彈指完事,但人生有幾個33年?我的青春都消磨在威尼斯的日落餘暉中,成了叨叨敘敘話當年的花甲老翁了,但我沒能忘記那段閃亮的日子,我依舊會哼唱《悲情城市》主題曲。

《悲情城市 經典劇照書(33週年珍藏版)》封面(圖/新經典文化提供)

◎書籍介紹◎

本文收錄自《悲情城市 經典劇照書(33週年珍藏版)》
出版|新經典文化
作者/編輯|年代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我在拍完《悲情城市》時才感覺到自己已經自由、解放了,就像個正在鑽木取火的原始人,這座金獅獎就像那塊木頭,可以滋生熊熊火焰。」——侯孝賢,1989年威尼斯影展獲獎致詞

「這部影片最驚動人的不是二二八的題材,而是侯孝賢深沉的人文觀照,對生存的艱難與生命無常所抱持的悲憫胸懷。很多電影觀賞時讓人無限激動,不久便隨風而逝。《悲情城市》經得起細讀細嚼,令人反思低迴,無法忘懷。」──林懷民,雲門舞集創辦人


文字/藍祖蔚 圖片/新經典文化提供 編輯/Mion 核稿/郭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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