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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龍瑛宗:人生好美,人生真是美得令人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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亻厓庄文學系列選集:閱讀文學大師經典

導讀龍瑛宗:人生好美,人生真是美得令人悲哀

寒微的出身不給人做夢的餘地,但苦痛是寫作的養分,文學是從不放棄的夢。以大名鼎鼎的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成為唯一投稿到日本文壇,並成功得獎、一躍登上文壇的作家,龍瑛宗擅用細膩的藝術之眼,令讀者感到昇華。本次選入四篇作品〈貘〉、〈白鬼〉、〈不為人知的幸福〉和〈薄薄社的饗宴〉,看他書寫生命一體兩面的「悲哀」與「美麗」。

亻厓庄文學系列選集《龍瑛宗:為生活上妝的記夢者》。

寒微的出身不給人做夢的餘地,但苦痛是寫作的養分,文學是從不放棄的夢。以大名鼎鼎的處女作〈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成為唯一投稿到日本文壇,並成功得獎、一躍登上文壇的作家,龍瑛宗擅用細膩的藝術之眼,令讀者感到昇華。本次選入四篇作品〈貘〉、〈白鬼〉、〈不為人知的幸福〉和〈薄薄社的饗宴〉,看他書寫生命一體兩面的「悲哀」與「美麗」。

如果在日治時期,一個作家夢

無論在什麼時代,總有許多人對「作家」這份職業抱有美好憧憬,就連近幾年的調查裡,作家也總列在青年勞工的夢幻職業榜上。儘管實際上,作家的生活絕不浪漫,這卻不妨礙人們做夢。 

到底該怎樣才能成為作家?它不像普通的工作,是靠投履歷錄取的。首先必須要有毅力,能持續不斷寫作,產出各式各樣的文字和作品。其次,還必須找到願意接受這些文字和作品的報刊雜誌與出版社,以此賺取稿費或版稅,才能有足夠餬口維生的收入。當然最根本的,是必須具備對文字語言的敏感度,此外,還有對生活與世界的深度觀察,對事物的思索,還有廣博的閱讀量或對某些領域專精的知識等等。

 在今日,隨著科技的發達,人們愈來愈容易跨過上述這些門檻,找不到報刊雜誌與出版社,可以轉從自媒體起家;對世界、事物、知識的視野,則可以把搜尋引擎當作後盾。僅剩的條件,大概只剩對文字語言的愛,以及義無反顧繼續寫下去的意志力了。 

然而,距今將近一個世紀以前,也就是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情況卻與現在大不相同。在一九二〇到三〇年代的臺灣人,如果想要成為作家,將會面臨比現在更多的考驗。 

首先,當時臺灣人的職業仍普遍以務農為主,生活較為貧困,除非是富商或地主家族出身,否則在初等教育、職業教育之外,通常便很難繼續往上接受中高等教育,而整體社會的識字率,也僅有三、四成左右。換句話說,光是可以讀、可以寫,就已經是當時臺灣很少數、很稀有的一群人了。

若是幸運地身在稀有的那一群人之中,並且又決定想要以書寫為志業,那麼接著,就必須得要面對語言的問題。在日治時代中期,臺灣人日常生活裡習慣使用的語言,仍是臺灣台語、客語,或各原住民族的語言。但當時的官方語言、學校教育裡大力推行的,卻是殖民者所說的日語、寫的日文。這也就意味著,想要寫作的臺灣人必須得要二選一:要嘛,是去討論、思考該怎麼把自己習慣使用的口語給化作文字,要嘛,就是得加倍努力,去學習使用一個自己陌生的語言。可是無論怎麼選擇,都得要費更多的精力與功夫。

最後,再假設真的創作出作品了,但能否光靠寫作賺錢、維持寫作生活,也是一大問題。當時能夠刊登文藝作品的空間,是報紙的文藝欄或各種雜誌,但是一來,像是前面說的,整體識字率不高,也就意味著讀者數量有限,作家不一定能幸運地獲得足夠的支持;二來則是,在殖民統治之下,言論不如今天自由,作品能否順利發表,或是刊物能否照常出版,也取決於題材、內容可不可以通過統治者的審查。

總而言之,如果在日治時期懷有一個作家夢,就必須要克服重重考驗。尤其,殖民統治是不平等的,如果是日本人,可能稍加努力就有追逐這個夢想的資格了,但如果身為臺灣人,那就好像是賽跑時,起跑線落後了好幾圈。

龍瑛宗,他的精神活在文學裡

即便如此,日治時期的臺灣,仍有一批知識分子不畏艱難,有志於文藝創作。他們希望透過文學作品達到更遠大的理想,或藉由文字留下臺灣人的生活記憶,或發聲改善民族的、階級的艱難處境,或單純追尋精神性與藝術性的提升,最終,他們也在臺灣文學史上留下了可觀的成果。

龍瑛宗便是其中一位,也是相當特別的一位。

他和其他臺灣文學作家最不一樣的兩點,第一點是他的客家人身分,這在以福佬人為主、大多都說臺灣台語的臺灣文學作家群體裡,顯得相當殊異;第二點則是他的出身背景──別說是實踐夢想、成為作家了,他其實僅僅連懷抱這種夢想的條件都缺乏;然而從結果來看,龍瑛宗卻在文學的領域裡發出了比任何人都耀眼的光芒。

龍瑛宗本名劉榮宗,出生於一九一一年──那正好是日本帝國的年號由明治改為大正的前一年,同時也是中華民國誕生的前一年──生在當時臺灣的新竹廳竹東郡北埔庄,也就是現在的新竹北埔。北埔是一個小山村,四周多丘陵與山地環繞,與平地城市隔絕,在清代原是賽夏族與其他平埔族的混居地,直到漢人進入開墾,才形成以客家人為主的漢人聚落。他的父親劉興源在北埔街上經營小本生意,買賣樟腦、雜貨、鴉片等,家境尚可,但算不上富裕。龍瑛宗是家中排行第八的孩子,上有四個哥哥、三個姊姊, 下有兩個妹妹,而十七歲以前的龍瑛宗,就是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在北埔這塊客家聚落的土地上長大的。

「亻厓庄文學季」導讀人陳明珠。

在他十三歲、公學校五年級時,一位姓成松的日本人老師在課堂上教授了日本文學經典《萬葉集》,使他領略到文學內涵的魅力與文辭之美,種下了他的文學夢。然而,就如前面所說的,他的家庭並非富豪、地主或仕紳階級,家中的子女們也仍得要為了維生而務實地打拚,沒有太多做夢的餘力。因此,龍瑛宗只得一方面攻讀職業學校,以求出社會能有穩定的經濟收入,另一方面,則持續購買書籍,閱讀著世界上優秀的文學作品,從中汲取藝術的養分。

一九三〇,那年他虛歲二十歲,從私立臺灣商工學校畢業,表面上,他成為了一介臺灣銀行行員,但在心裡,龍瑛宗仍一直懷想著他為之傾倒的文學與藝術。只是,在夢想實現之前的蟄伏與忍耐是無比煎熬的,更何況,曾有四年的時間,他服務於臺灣銀行南投分行,分行裡除了他,其餘都是日本人,而他從小生長在客家聚落,不懂臺灣台語,卻得要面對當地說著臺灣台語的客人,或是擔任臺日翻譯,也因此工作上經常碰到困難,使他有一段喪氣低落的歲月。

不過,負面的經驗,往往可以成為孕育文學創作的土壤。龍瑛宗在精神上從未忘卻文學,而他成名的契機,也就在於將這段過往的體驗轉化成日文,寫成小說,並投稿到日本的《改造》雜誌參加文學獎,而且,竟然也真的得了獎。雖然名次是佳作,但卻是當時唯一一位投稿到日本文壇,並且成功得獎的臺灣人,創了紀錄;更不得了的是,這篇還是他的小說處女作,完完全全是一鳴驚人,讓龍瑛宗一躍登上了文壇。這篇小說,就是大名鼎鼎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

為現實套上藝術的濾鏡

在臺灣文學史上,〈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是不容忽視的作品。小說裡既勾勒了臺灣的物產、景象,也寫出了當時臺灣小知識分子所感受到的沉悶、憂鬱,描繪了滯塞的殖民地氣氛與理想難以實現的哀愁,在當時屬於新穎的題材與內容。此外,再加上第一篇獲得日本雜誌徵獎的殊榮,這些都增添了這篇作品的重要性。不過卻也因盛名所累,日後人們在提到龍瑛宗時,往往只會想起這篇作品,卻容易忽略在這篇處女作之後,他其實還持續創造著自己的文學世界,鍛造出自我的風格。

正是因為如此,本次的選集所選取的四篇作品,便是希望能讓讀者們體會到龍瑛宗文學世界的豐富多樣,並且也能從中看到他的生命軌跡。

〈白鬼〉是一個簡單的小品:敘事者「我」在某年初夏,從N鎮(南投)回到C鎮(竹東),因為錯過公車,只得走路回家鄉(應是指北埔)。在黑暗寂寥的路途上,「我」幻想起關於鬼魂的種種,竟正巧在路上碰見一個宛如鬼魂般的蒼白身影。究竟那是鬼?是人?讀者跟隨著「我」的思緒與描述,彷彿也實地在這夜晚的路途裡走了一趟,能想像那黑暗裡的山村風景。

同樣地,〈貘〉的故事背景也在龍瑛宗的家鄉北埔,寫的是當地一個富庶家族徐家的興盛與沒落。敘事者「我」與朋友徐青松雖然家境不同,只是平凡家庭的孩子,童年時期兩人的感情卻非常要好,只是隨著人生的發展,兩人漸行漸遠。十年過後,兩人重逢,卻有了截然不同的境遇。題目的「貘」是一種傳說的生物,據說會吃掉人所做的夢,而小說故事便是以此為象徵,將財富比喻為貘,暗指誕生於富裕人家的徐青松的夢想已被啃食,然而,沒有夢的人,如何過活?與獸又有什麼區別?這是小說核心的探問。

在〈貘〉裡,有個段落描寫了「我」與徐青松在討論女人,在此,女性是配角。不過,在另一篇小說〈不為人知的幸福〉當中,龍瑛宗則讓女性成為主角,而且是整個故事的敘事者。這位女性以「我」自稱,小說中雖然沒有給她一個名字,但她的悲慘故事卻可以代表當時傳統中下階層客家婦女普遍的悲慘處境。在那個男女不平等的年代,「我」從小被賣作童養媳,命運坎坷,卻也漸漸在生存的掙扎當中培養出自主的意識,一度獲得了只屬於自己的「不為人知的幸福」。透過這篇作品,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到龍瑛宗對於女性的關懷,還有對於中下階層人民生活的憐憫。

除了女性之外,龍瑛宗的文學作品也經常描寫到原住民,這在當時的漢人作家裡相當罕見。這或許是因為,在他幼時成長的故鄉北埔,就經常見到原住民身影的緣故吧,所以在〈貘〉裡也有著相關描寫。而在龍瑛宗三十歲,也就是一九四一年時,他曾短暫被調派至臺灣銀行花蓮分行工作,也寫下一些作品保留了這段經歷,〈薄薄社的饗宴〉就是其中一篇隨筆。這篇文章寫他參加一場花蓮阿美族薄薄社的婚禮,並在其中觀察記錄了阿美族的神話、語言、文化等,是四○年代東部原住民生活情景的一個切片。

綜觀龍瑛宗的作品,可以從他的文字裡感受到對於現實的細膩描寫與美感。他也經常運用色彩的視覺、樂音的聽覺、氣味的嗅覺等,為讀者營造出具體切身的感受。可以說,他總是透過夢與幻想,來為現實套上藝術的濾鏡。於是,無論是多麼悲慘的經驗、難堪的處境,都能透過這種方式,令讀者感受到昇華。

雖然成功當上了作家,但龍瑛宗的人生稱不上順遂。到了戰後,日本殖民結束,龍瑛宗卻又得面對日文和華語的語言轉換,再加上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圍,他因此一度中斷創作數十年。但即使如此,他也絕不消沉悲觀,到了晚年,又再度挑戰以華語進行創作。在他前期的作品〈龍舌蘭與月〉裡,以他在花蓮工作時的經驗為基底,描繪了一段孤獨的經驗。文中,他曾經寫下這樣的喟嘆:「人生好美」、「人生真是美得令人悲哀」;但反過來說,人生不也是悲哀得好美嗎?

也許,「美」與「悲哀」的一體兩面,正是龍瑛宗文學的核心,也是他一生經歷的寫照吧。

盛浩偉|作家、文化評論者

本文轉載自「閱讀亻厓庄 — 客籍文學大師文選集」,更多內容請見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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