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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吳濁流:寫小說,是為時代做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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亻厓庄文學系列選集:閱讀文學大師經典

導讀吳濁流:寫小說,是為時代做見證

漢詩人、小説家、文學運動家吳濁流,一生以文學捕捉臺灣人民經歷的殖民傷痛、戰爭恐懼及社會動盪。戰爭期間,他冒著論罪的危險寫作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只為向自己經歷的時代作交代。本書收錄作品前七章,看主角胡太明從兒時被牽著走上學路,一路走進新舊思潮的碰撞、身分階級的掙扎⋯⋯是作家奮勇以筆迎戰殖民地人命運的風骨。

亻厓庄文學系列選集《吳濁流:歷史巨輪下的鐵血行者》。

漢詩人、小説家、文學運動家吳濁流,一生以文學捕捉臺灣人民經歷的殖民傷痛、戰爭恐懼及社會動盪。戰爭期間,他冒著論罪的危險寫作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只為向自己經歷的時代作交代。本書收錄作品前七章,看主角胡太明從兒時被牽著走上學路,一路走進新舊思潮的碰撞、身分階級的掙扎⋯⋯是作家奮勇以筆迎戰殖民地人命運的風骨。

吳濁流的一生

吳濁流出生於新竹新埔,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是漢詩人、小說家也是文學運動家。他曾任公學校教師,因抗議郡視學凌辱臺籍教師,憤而辭職,赴中國任《南京新報》記者,著有《南京雜感》記述他看到的中國。返臺後,他續任《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新生報》等報記者,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轉往大同工學院、臺灣機械同業公會服務,直至退休。

吳濁流任職苗栗四湖公學校時,適值苗栗漢詩社栗社成立,他也是栗社的重要詩人。一九三五年左右,他開始以日文創作小說,〈水月〉、〈泥沼中的金鯉魚〉都是這時期的作品。在戰爭期間寫的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不僅內容上是驚天之作,也為他的新文學創作定格定調,和戰後的《無花果》、《臺灣連翹》,都有他獨創、獨具的小說創作風格。

一九六四年,鑑於世風萎靡,吳濁流毅然捐出私蓄創辦《臺灣文藝》,成為反共文學當道時、一支突出的本土文學旗幟。為發揚光大臺灣文學,更成立吳濁流文學獎,並捐出退休金成立「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他對臺灣文學的貢獻及影響,既深且遠。

《亞細亞的孤兒》及其寓意

作者在日文版的〈自序〉中說:「這部小說,是我在戰爭時期寫的,也就是從一九四三年起稿,至一九四五年脫稿,以臺灣在日本統治下的一部分史實做為背景。但當時這是任何人都不敢寫的史實,這些事情我照史實毫不忌憚地描寫出來。」同時,他還說,寫這部作品時,他住在臺北警察署宿舍的對面,以最不安全的地方反而安全的理由,沒有搬家。不過總是寫了兩、三張稿紙便藏在廚房的炭簍裡,累積到一定的數量就送回鄉下的老家。

〈自序〉說明了吳濁流的小說創作理念——寫小說是為了向自己經歷的時代交代,冒著被發現會以叛逆者或反戰者論罪的危險,不顧自身安危秉筆據實直書。他也認為寫這樣的作品,時機來了、稍縱即逝,才迫不及待寫下來。這和他後來經歷二二八事件,寫《無花果》及交代身後二十年才能發表的《臺灣連翹》情形相同,他的小說除了反映時代、社會的真相,為歷史留下見證之外,訐奸伐惡、以春秋之筆寫小說,也是吳濁流獨步文壇的特色。

《亞細亞的孤兒》最早是以小說中的主角「胡太明」為書名,分五篇出版,印至第五篇時,承印的《民報》因二二八事件遭封社,印妥的第五篇遭封存,事後卻散失。一九五六年,在日本出版時就改為現在的書名。「胡太明」用白話說,就是「為什麼要堅守大明臣民的立場?」臺灣漢裔移民都以漢人自居,明也是漢人建立的朝代。原書名「胡太明」可用肯定的語氣解讀為「為什麼要堅守大明臣民的立場」,也可以疑問句解讀為「為什麼?」。「太明」即「大明」,代表日治初期不同世代的臺灣知識分子,對漢族移民裔文化身分認同的差異,受過漢文教育的一代,都自認自己屬於大明遺民,這是主角太明祖父胡老人的觀念,胡太明這一代,就要問自己明明是日本人,為什麼還要自認為是大明遺民?改題的原因,據作者自白說是與世界名人越共領袖胡志明的名字太相似,在反共國策下,恐遭攀誣。隔年在日本再版時,曾改名《被扭曲的島》。楊召憩未經作者授權的漢譯本,則以《孤帆》為名,之後,傅恩榮的譯本,未註明譯者的廣鴻文、遠行、前衛、草根版,以及黃玉燕依日文重譯的春暉版,都以《亞細亞的孤兒》為題。

漢譯本的讀者及研究者,大部分不再就「太明」切入,以胡太明全部的經歷看,孤兒意識是小說主角胡太明故事的終極意象,也是吳濁流一生履歷的結語。胡太明的一生都是在日治時代、戰爭時期度過,儘管臺灣總督府大力推動皇民化運動,臺灣人終究還是臺灣人、不是皇民,到了中國卻被懷疑是日本間諜,四處碰壁。臺灣人是亞洲的孤兒,恐怕找不到更貼近的形容。對照戰後的臺灣人以中國為祖國,二二八事件以及日後的白色恐怖統治,忍不住要讓人想起吳濁流的先知預言——孤兒哪來的祖國?

從選本看全文

本文選僅節選全文六分之一不到的篇幅,無法以管窺天。下面以分篇簡述的方式,讓讀者認識這部小說的全貌。

◉第一篇

生在亂世濁流中的胡太明,適逢政權改朝換代,已有三十五年維新歷史的日本政權取代封建帝制的清國統治臺灣。失去政權依靠的漢人傳統文化和代表現代新文明潮流的日本文化交替的時代,出現像太明的祖父胡老人那樣的、試圖力挽漢文化於狂瀾的傳統勢力,也有像太明這一代的,即使勉強由祖父安排進入漢書房,還是不敵唸公學校的新時代潮流。漢書房教育失去科舉功能之後,只剩延續漢文和漢文化的功能,能做為謀生工具的只剩看風水的地理師、漢醫、算命、漢書房塾師等日趨黃昏的行業。胡老人和彭秀才是這類人的代表。

太明是新的世代,從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是穿文官服的公學校教師。父親胡文卿是舊知識體系培養出來的漢醫,新時代的知識不足,面對西醫只能自嘆不如,雖努力吸取新知,想趕上時代潮流,但本質上是舊人物,有了錢有了地位就染上了舊鄉紳的毛病,金屋藏嬌、蓄妾、嫌棄糟糠之妻,即使中了仙人跳破財,也不肯回頭。

太明一到派任的公學校,便發現日本人教師和本地人教師壁壘分明的對峙,他雖無意介入,但受到本土人教師的猜忌和冷諷熱嘲,一天也不曾休止。至於日本人教師則是進不去的銅牆鐵壁。

「選本」只選到這裡,第一篇還有以下幾個重要情節:

(一)和太明同梯進入該公學校的日人女教師內藤久子,二人互有好感,但當太明正式告白時,久子卻以彼此不同民族讓太明絕望。
(二)太明認真輔導學生,創下空前的優秀升學成績。但無力改變日人教師對本地學生的歧視和暴力相向的過度體罰。
(三)一向為人溫和、沈默的曾訓導,在教學研究批評會上,針對有人批評公學校學生日語欠佳,是本島人教師的責任。反駁說,本島人教師日語不好,不是日本人教的嗎?校長自己的日語,也是錯誤連篇,校長口口聲聲「內臺一如」,卻連會場的教師名牌都在歧視本島人教師。教訓校長真正的內臺一如是對人不懷偏見、不戴有色眼鏡來看人。曾訓導說完頭也不回地走出會場,辭職不再回到學校。
(四)彭秀才去世,象徵舊時代結束。經過青春慟哭失戀打擊的太明,不相信畢業於明治大學、在中國住了四年回來的師範前期學長的話,「臺灣人到哪裡都因為是臺灣人,而處於受歧視的立場」,仍毅然決定到日本留學。

◉第二篇

太明到了日本之後,先是滿心歡喜地讚嘆:﹁優美的國土,優美的人民!」昔日師範學校中途退學的藍姓同窗卻澆了他一盆冷水,「臺灣是鄉下,你所持有的思想,在這裡不適用,你一年級生從頭開始學習吧。」、「你在這裡最好不要說出自己是臺灣人。臺灣人說的日語很像九州口音,你就說自己是福岡或熊本地方的人。」令太明疑惑的是,在臺灣的臺灣人,不過是內臺不平等的二等國民,至少還可以當臺灣人,到了日本,臺灣人卻自動放棄臺灣人身分,假冒別地方的人。

太明進入工業學校就讀,以到日本留學的目的是學習實業知識,拒絕參加臺灣社會運動的團體「臺灣青年」,太明低調卻堅持臺灣人的身分。激進的藍,不敢在日本人面前表白臺灣人身分,卻用北京語和中國人打成一片,高喊「建設新中國」、「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廣東來的中國人認同太明的客家人身分,聽到太明是臺灣來的,立刻翻臉說他是間諜、日本特務的爪牙。太明氣得掉頭而去,藍反責他是不足與共事的「豎子」。

日本留學經驗,讓太明見證了臺灣人離開臺灣之後,如何自我消解。回到臺灣卻一直找不到工作,家族成員為了分產的事勾心鬥角,生命陷入迷惘、徬徨。因巧遇公學校同事黃君,應邀到他的農場幫忙。對農場女工施行現代知識教育,教導她們日語、算術、生理衞生的基本知識,避免孕婦因拒絕男醫而難產死亡的悲劇重演。但農場難敵殘酷的現實、經營不下去了,特務的爪牙也找上太明,加上日本財團的侵門踏戶、連胡家祖墳都遭侵佔,卻苦無對策,屈從派鄉紳甘為統治者鷹犬,故鄉已面貌全非,於是興起遠走中國的念頭。

第一次離鄉去日本,是為了尋找「臺灣人」生存的新天地,鎩羽而歸,歸來的故鄉已沒有他的容身之處。再次離鄉,是被迫出走,已經沒有「幻想」,是流亡也是逃生。

◉第三篇

成太明南京行的就是昔日厲聲譴責歧視臺籍教師的校長後,憤而辭職的曾訓導,日本帝大畢業後到了中國,返臺奔喪巧遇太明,回去南京後為太明覓得專門學校教職。到了南京的太明暫住曾家,加速學習北京話。太明由上海登岸時,曾即提醒別洩露二人的臺灣人身分。曾說:「我們到那裡都不會被信任,如宿命的畸型兒似的。我們本身沒有任何罪,卻要接受這種待遇是不公平的。我們不要有成為受排斥的繼子根性,我們不是要用語言,而是用實際行動來證明,為建設中國而犧牲的熱情,我們不落人後。」太明的日本經驗可以理解曾的心態,卻忍不住自問:「因為是『蕃薯仔』(臺灣人的別稱),為什麼就必須忍受如此屈辱呢?」生為臺灣人,難道就必須要面對原罪般被扭曲的命運?

太明在上海看到的是「以讀書人為傲的封建思想的殘滓」,以古典的優雅活在近代文明裡的上海,「這些⋯⋯只使人的靈魂麻痺,沒有使人靈魂安祥之物。」太明離開上海到南京的火車上,看見一個年輕的女子連鞋站上天鵝絨面的座席取架上的行李。南京街頭看到的是徘徊街頭的乞丐、野鷄(流鶯),破壞公園的重物,只知大砲數目的花花公子,從睡夢中醒來,不是應酬吃飯、打牌,就是聽戲。專注牌局的父母,可以不管孩子生病、發高燒。太明後來與淑春(穿着鞋站在火車座席上取行李的女子,他們在太明的課堂上相遇)結婚,生下一女,把小孩交給奶媽照顧,照樣出去跳舞打牌。太明根本無法從淑春身上找到成家的慰藉,又不能做盲從的愛國主義者,他仍然是漂泊、無依的孤兒。

西安事變後的某天半夜,南京警察逮捕了他,理由只是因為他是臺灣人。連乞丐、野雞都可以存在的南京,卻沒有臺灣人存在的空間,除非和曾一樣掩藏自己臺灣人的身分。太明從不掩藏自己的臺灣人身分,但也要有人舉報才會被逮捕。太明的中國行,見證了「臺灣人」在中國也是犯罪的罪行。太明被關在充滿臭氣臭蟲的陰暗斗室裡,設若不是嫁給警官的學生素珠和幽香聯手相救,胡太明這亞細亞的孤兒,很可能就要成了中國南京城裡的冤死孤魂。

◉第四篇

逃命回到故鄉的太明,立刻成為警察監視的對象,家園也完全變了貌,民眾已完全屈從於日本統治,哥哥當了保正,把家裡的房間改成榻榻米。戰爭爆發後,民生物資被大量搜刮。不能享有正常國民權利的臺灣人,卻要負起超過一般日本國民的戰爭責任。太明為避免出門被跟蹤,乃閉門讀書,日本人卻不放過他,以海軍軍囑的名義把他召赴戰場,派赴廣東。太明在此見識了殺人如兒戲的戰爭荒謬現象,被強迫觀看一場、為節省子彈、改用武士刀行刑、同時酷殺十八名中國人的場景。擔任刑場通譯的太明當場暈厥,連日高燒囈語,被認為不可救藥送回臺灣。

隨著戰局吃緊,皇民化的步調加快,太明回鄉靜養時,當保正的哥哥、鄉長助理、附近的知識分子,都改了日本姓名。太明在自宅附近墾地種香蕉,被水利會指為擅自開墾。接着收到水利會通知,為了增產需把池塘填平,改為水田。改作水田的池塘,年收穫量不過千斤,依照公定價格僅九十二元五角三分,需繳特別水租三十五元,加上普通水租,以及開墾費和地租,比買新田還貴。何況,池塘填平,下方的四、五甲田地要變成看天田。戰爭使統治者瘋狂,為了增產,庄役所要求農民要正條密植,插秧的間隔用尺測量,縱二十一公分,橫二十公分,七十歲的老農憑一生的耕作經驗,知道怎麼插秧收穫量最高,檢查員硬是逼老農插好的秧田,犁掉重插。市上已買不到米了,米糧都被軍方搜刮殆盡,警察和保正組成搜查隊搜查民眾私藏米穀。太明的母親,可以說是被「食日本屎」的保正兒子氣病致死。太明的同父異母弟志南加入青年團,又被迫申請志願兵。

戰爭帶來的鄉里和家裡的景象,雷厲風行的皇民化運動,固然令人擔心面臨民族滅亡的危機。但太明認為皇民化的確是打擊臺灣人脊梁骨的政策,表面上臺灣人也許會因此而失勢,不過中這種政策毒的僅是一小部分眼睛被利益蒙蔽的人,多數的臺灣人,尤其是農民依然保持著未受毒害的健全精神。他們沒有知識、沒有學問,但得自大地的生活,與大地緊密相連,不為名利、宣傳動搖,代表民族的希望仍在,所以,太明以黎明前的黑暗形容這個時代。

◉第五篇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日本美國正式宣戰,苦無出路的太明,在糧食局的外圍機構米穀協會擔任會計,這裡讓他徹底見識了日本官僚的貪腐、無能,他們霸佔了主管職位,有許多學歷、教養良好、品德高尚的臺灣人,無法任官。太明無法忍受這樣的工作環境,辭職離開到臺北的雜誌社工作,卻發現文化圈裡充斥著只為自己謀利益的軍國主義幫閒幫凶。旋又接到動員令,出席勤勞護國獻身會。回到故鄉時,遇到庄役所的職員挨家挨戶收取總動員獻金,看診一人收三角錢的胡文卿,應捐一千元。戰爭末期的臺灣人,既遭物資的剝削,又遭精神上的凌虐,可以說已陷入全民瘋狂的狀態。保正志剛的兒子達雄大學不唸了,要參加志願兵,迷信皇民化的保正父親竟然很高興,經過太明的激烈駁斥,達雄才表示重新考慮。太明的弟弟志南,應召勞動,過勞病倒,送回家不久就死了。

弟弟的死,導致太明發瘋了,終日吟誦:「頭家是大哥/大哥是賊頭/人剝皮/樹剝皮/山也剝皮」、「白晝土匪」。有人說,胡太明瘋了,有人說他是佯狂裝瘋。有人說他偷渡遠走他鄉,有人說看到他走向大海自沉。總之,幾個月後,太明便突然消失了,再也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亻厓庄文學季」開幕活動現場。

以小說創作挑起被殖民者的命運

《亞細亞的孤兒》雖然有不少吳濁流自己的生命履歷可以對照比讀,但它仍然是百分之百虛構的小說,不要拿吳濁流的個人經歷去按圖索驥。的確,胡太明和吳濁流年紀相仿,有許多相同的人生經歷,作者的小說這麼寫,純粹是要為和他同時代知識分子的身心經歷,留下歷史的見證。

祖父胡老人固然期許太明能延續漢文化的香火,卻經不起時代新思潮及現實的衝擊、考驗,漢文化是油盡燈殘。太明接受的日本教育,是和西方現代化思潮接軌的、立足在人道、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等現代化指標的新思潮。祖父是臺灣人的根,太明代表的是臺灣人的希望、願景,但當太明邁入臺灣人的現實社會生活之後,做為殖民地人的挫敗,讓他不顧一切從臺灣逃出去,逃去日本、鎩羽而歸,逃去中國、差一點冤死囹圄,才發現天大地大,並沒有臺灣人遁逃的空間。像原罪一樣,臺灣人無論逃到哪裡,都要背負著這樣的原罪,所謂亞洲的孤兒,就是從這裡興發的。但《亞細亞的孤兒》不再逃避原罪,而是以「唯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的心態,正面迎戰殖民地人的命運。

胡太明選擇出走以換取臺灣人生存空間的作法,未必是正面迎向命運的積極作為,但太明每一次從外面回來,都發現殖民統治者在臺灣人立足的土地上帶來更多新的苦難。每走出去一次再回來,即增加一重他做為臺灣人苦難負荷的重量,可見吳濁流並不以「逃」為殖民地人的救贖之道。

小說的結局,胡太明是佯狂或真瘋並不重要,面對軍國主義者排山倒海而來的瘋狂舉措,有良心有自覺的有知識臺灣人,不瘋狂又能如何?

其實,吳濁流在第四篇早有伏筆,不論戰爭販子如何瘋狂,皇民化毒害多深,臺灣社會的光源、希望還是立足大地生存的多數農民。孤兒的噩夢、孤兒的命運,和胡太明一樣消失於茫茫大海又何妨?

彭瑞金臺灣文學評論家

本文轉載自「閱讀亻厓庄 — 客籍文學大師文選集」,更多內容請見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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