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法律從理解開始：專訪茁越律所所長楊筑鈞
多數人是在新聞標題或判決結果裡，第一次遇見法律。它看起來總是已經完成判斷，語氣冷靜、結論明確。但對楊筑鈞來說，法律真正開始運作的時間點，往往更早，也更混亂。在成為茁越國際法律事務所所長之前，楊筑鈞已在刑事案件中看過大量生命的斷面。那些走進法庭的人，並不只是被告或罪名，而是一段段在生活裡失去方向的過程。作為律師，她的工作不只是辯護，而是嘗試理解一個人為什麼會走到這裡、也將這個看似無法靠近的領域，透過YouTube的方式讓更多人能夠分享這份「理解」。
雖然身為律師事務所的所長，楊筑鈞並非來自任何與法律相關的家庭。父親是計程車司機，母親是家庭主婦，成長環境與「司法體系」沒有直接連結。她第一次對法律產生印象，反而來自童年時的電視畫面與社會氛圍。
母親常說，楊筑鈞小時候是三個孩子裡最好帶的一個，只要打開電視播放《包青天》，就能安靜地坐在那裡看完整集。後來，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新聞裡反覆出現「總統」、「法律系」這些詞彙。雖然那時候並不真正理解政治，但直覺地覺得法律似乎與「重要的人」有關。那時候她對母親說，自己以後要讀法律。理由很單純，因為她以為那是一條能夠走向影響力的路。直到真正進入法律系，她才發現現實的距離。課堂裡的民法、刑法、行政法，教會她如何操作制度，卻沒有告訴她，這些規則為什麼存在，又是為了回應什麼樣的生活情境。
真正讓楊筑鈞開始理解法律，不是某一門課，而是實際面對案件的時刻。學生時代她參與法律服務社替民眾進行諮詢，第一次意識到法律不是用來展示知識，而是用來解決問題。
一位前輩律師曾對她說，重點從來不是法條本身，而是你能不能讓法官理解你的故事。當時她並不認同，覺得法律應該只有對錯。但進入實務後，她才慢慢理解，法條本身無法自行運作，必須透過敘事，才會真正被使用。
刑事案件裡，最常被忽略的是「理解」
走進刑事案件現場後，楊筑鈞接觸到的不是抽象的犯罪類型，而是大量重複出現的社會結構問題。詐欺是其中最密集的一種。她曾在地方法院旁聽，一個下午的庭期裡，十多件案件中有大半與詐欺有關。帳戶、人頭戶、車手，成為制度裡不斷被標記的角色。
在許多案件中，被指控的人並非一開始就意識到自己正在犯罪。工作機會、貸款誘因、甚至恐嚇，讓原本生活單純的人一步步被捲入。她曾接手一名家庭主婦的案件，對方長期待在家中、社會接觸有限，因為尋找家庭代工被要求交出帳戶與提款卡。帳戶後來流入多筆詐騙款項，在一罪一罰的結構下，刑責極重。
在與當事人會談時，她清楚感覺到對方理解事情的能力明顯不足。即使案件已進入第三審，對方仍無法完整說清楚事情如何發生。問題不在於制度是否設計得足夠嚴格，而在於現實裡，法院很難有時間真正理解一個人為什麼會走到那裡。
刑法其實設有「其情可憫」的減刑空間，理論上，制度並非完全忽略背景與動機。但在大量案件與時間壓力之下，理解往往變成奢侈的選項。讓楊筑鈞反覆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將一個人送進監獄之後，事情是否真的被解決了。若沒有修復生活結構，判決本身只是暫時的停頓。
法律事務所不是製造對立的地方
創立茁越國際法律事務所時，楊筑鈞並未將規模或營收放在第一位。她更在意的是，能否真的協助當事人回到相對正常的生活狀態。在她看來，官司本身就是一種失序的生活。她常勸當事人不要提告，也會拒絕一些只為情緒出口的法律行動。即使這意味著放棄收入，她仍認為，真正解決問題比累積案件更重要。
這樣的思考也延伸到她與團隊的關係。她習慣將律師與助理之間的關係稱為合作，而非上下級。她在意成員是否在這裡獲得想要的成長，也尊重職場應有的邊界。溫柔並不等於沒有立場，而是一種選擇站在對方身旁的方式。
後來，她開始在 YouTube 與社群平台分享法律內容。起初只是行銷嘗試，卻逐漸變成她與公眾對話的重要場域。即使短影音成為主流，她仍選擇長篇形式，因為她相信，三分鐘無法承載完整的法律敘事。
楊筑鈞並不否認，法律與政治難以完全切割，也曾在公開討論中被反覆貼上立場標籤。但她始終維持一條界線，不為迎合流量而簡化專業。在她看來，真正的法律普及不是告訴大眾答案，而是讓更多人理解問題本身。
對楊筑鈞而言，律師的角色從來不只是站在法庭上的那個位置。更多時候，她選擇在法律抵達之前，先把一個人的故事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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