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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在基隆:城、海、山與未來

基隆市長林右昌 ✕ 前文化部長鄭麗君:透過歷史與文化的縱深,重新尋找城市的新生命力

作為海港城市的基隆,始終是處流動頻繁之地。大航海時期至今的悠遠歷史,造就了這座城市豐厚的養分。近年來,文化先行的城市治理,似乎讓基隆變得有些不同,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齊心協力下,多元歷史場景透過大規模的保存、修復及串接重現風華,引擎般帶動城市各區嶄新的發展契機,也讓市民更認識自己從何而來,又將朝何而去。

問:先請麗君部長聊聊你心目中的基隆?

鄭麗君(以下簡稱君):我是台北出生、長大的孩子,當我想看海、看港口,第一個就會想到基隆。從小到大,很容易成群結隊來到基隆,它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個港口。

隨著年齡漸增,慢慢瞭解到,基隆港在台灣歷史上長時間是台灣第一大港口。從史前、大航海、清治、日治,到戰後,這座城市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是台灣與世界連結的客廳。發現基隆不只是台灣的基隆、更是世界的基隆之後,就有種想更深切認識它的渴求;而深厚的歷史底蘊,也讓藝術文化的種子在此生根發芽,許多音樂家、文學家都以在此地發生的故事為養分,而孕育出動人的創作。由於上述種種,我會說,基隆不單是引領我們連結世界的重要門戶,也是帶著台灣人認識自己的文化城市。

林右昌(以下簡稱昌):部長說她是台北孩子,但她沒提到的是,其實她還是基隆媳婦,先生是土生土長基隆人。而我恰恰相反,是在基隆出生、長大,但到了台北求學、工作。雖然現在是基隆市長,但我從來沒想過有天我會回到基隆當市長;一開始,我太太很反對我從政,我也沒有預期要選舉,不過,後來覺得好像回到基隆服務、重新認識這座城市,是個難得的機會、甚至是使命。

像部長說的,基隆有過一段非常豐厚的歷史,但即便我是基隆人,在回到基隆之前,對於這裡其實是陌生的。我相信,我們那個年代許多基隆孩子也一樣,對於這座城市、這片土地的瞭解是斷裂的。大學的時候,開始從書本、影像等各種媒介重新認識基隆;一直到後來回來選市長,對於基隆的願景便是透過歷史與文化的縱深,重新尋找這座城市的新生命力,就像一棵葡萄樹,根鑽得越深,上頭的果實味道會更甜美厚實。

我過往的專業是都市計畫,但我非常重視文化、歷史——特別基隆本身就有那麼特別的文史背景。因此,當上市長之後,我就決定以文化與歷史作為城市發展的核心價值,結合兩個面向,啟動基隆市的再造,無論是市港再生,還是整座城市軟硬體的轉變。

我想,放眼全台灣,很難看到推動城市發展的核心單位是文化局,而不是交通或工程部門。「大基隆歷史場景再造計畫」作為城市再造的重要一環,背後最重要支持我們的就是當時文化部的「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我們拿到預算最多那年,文化局的資本預算是之前的 28 倍以上;這是個很驚人的數字,我當時看到都嚇一跳,畢竟在城市治理層面,文化部門經費要增加 10、20% 都是少見的事,遑論二十幾倍。

問:麗君部長任內積極推動「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能否聊聊當初的起心動念?又為何選定基隆市為旗艦示範?

君:我想大家不一定知道台灣的土地面積僅佔全球萬分之三,生物種類卻佔全球將近百分之四,那是全球國家平均值的一百五十倍。位處熱帶和溫帶之間的地理位置、多變的地形結構,造就了我們無比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然而,孕育自極具生命力的土地和海洋的我們,對自己的瞭解有多少?

音樂家馬水龍的創作根生於基隆廟埕傳統戲曲的滋養,作家王拓的文學深受基隆民間生活影響,作曲家葉俊麟的七千多首曲目產生自港口天天上演的悲歡離合,這片土地賦予了我們高度的文化多樣性,但我時時有這樣的感觸:台灣人好像時常是故鄉的異鄉人——我們渴望認識自己,渴望說自己的故事,但不知道從何開始。因此,我上任文化部長那時,就希望有機會讓我們與自己的過去重新連結,不只是找回歷史與文化記憶,更是要擁有再發現的能力,具備當代的視野重新思維、感受及陳述歷史。這件事得從保存下生活中的記憶做起。文化保存不能只是單點、單棟的搶救運動,一座城市需要的是大規模的再造,從文化價值出發與過去重新扣連。找到城市的靈魂與生命力所在後,自然會知道未來要創造什麼、往哪裡走。

「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有個重要的機緣,在我當立委時,太平輪遇難事件家屬來向我陳情;因為太平輪紀念碑被劃在軍營內,悼念家屬還得申請,且一年只能進去一次。後來我去找了右昌市長,原先僅是要討論如何讓紀念碑不再為圍牆所困,結果市長就談起他想透過文化歷史再造基隆的願景,他說這得要整區來做,串連起文化資產,找回基隆的真實面貌。

那回太平輪紀念碑的討論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後來,我把這種大規模文化保存的想法寫進了政策白皮書,上任文化部長後提出推行;而最早開始的基隆,就是所謂的典範計畫、旗艦計畫。在這個再造歷史現場的運動當中,文化部希望讓各地方的文化局處成為主要推動單位,串起其他局處共同參與。

所以,為什麼基隆會是典範?因為有林右昌市長,他同時擁有城市規劃的知識與人文視野,且願意親自主持這個計畫,在行政治理上突破限制,整合跨局處。此外,基隆的再造還涉及港口,市長爭取了港務公司合作進行配套,宏觀地重新思考文史建築與現下生活空間的關係,才能讓文化傳承與經濟發展共生共榮。這樣的文化視野,才有機會把記憶找回來,讓城市帶著靈魂向前走。

昌:蔡英文總統和麗君部長都是非常重視歷史與文化的領導人,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機緣。國家和城市治理關乎價值的選擇與專業的實踐。擔任首長,每天都在做不同的選擇,這些選擇都不是容易的,要怎麼把有限的資源配置在對的地方?背後就是價值選擇——你相信什麼樣的價值,就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八〇年代以後到我上任前,隨著全球化帶來的產業變遷,基隆無法回應與調整,因而漸漸衰敗;背後的問題是,當你不清楚城市背後的歷史與文化價值,當然也看不清楚城市發展的方向與願景,也就無法擬定正確的計畫,結果就是競爭力落後。

單點建築的修復或保存、透過圖文的觀念傳遞⋯⋯這些固然重要,但都比不上整體環境對於人帶來的認知改變。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把文化與歷史放在所有建設政策的前面,從文化出發治理城市。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其實很困難。就像部長提的太平輪紀念碑,為了這個事情,我們後來甚至把整個營區遷走。那背後有多難協調,真的是難以想像。現在新的中濱營區(和平營區)已經蓋好,部隊遷走了;接下來就是要把原營區的建築拆除,部長任內圍牆已經退縮,那是第一步,下一步要把圍牆拆掉,讓太平輪紀念碑和法國公墓串在一起;除此之外,未來還會連結退輔會榮民紀念園區,共同縫合成再現大沙灣歷史園區。

同樣地,當文化先行,為了要讓民眾更容易親近大沙灣歷史園區這個歷史場域,我們選擇將交通號誌往後退,延長斑馬線,打造適宜步行的歷史廊道,串接起園區與區公所旁的公園。以城市交通來說,這樣的策略可能會被罵,但,這就是一種以文化為優先的價值體現。當目標確定了,心中的答案滿容易就出現了。

君:為了這個區域的再造,即便文化部同意了,市府還要打通國防部,還要說服行政院;即使有了錢,但怎麼用,還卡在很多內部的法規制度,我深深覺得市長真的不容易做。當一名市長沒有極大的決心,這當中每一個關卡都可能卡住、就此停下。現在看起來好像很自然,營區就是遷走了、圍牆就是打開了,但背後環環相扣,每道關卡都需要異常強大的決心才可能推進。

就像最近在和平島的考古工程,右昌市長也是大力支持,他甚至會主動用 LINE 傳照片給我,跟我分享進度。當真的有發現,他不但絲毫不覺得麻煩,反倒像是如獲至寶,告訴我那是台灣四千年的歷史文化記憶;甚至在我卸任前,他還來我辦公室說:「這個考古不只是基隆的事情,應該是全台灣的事情。」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對於文化的重視與宏觀視野。

對於一座城市來說,文化歷史是有加值作用的,以基隆港再造為例,它以保存了文化建物,帶動了整個港的再造、港務及相關產業的發展,甚至還台灣的戰略與國家發展策略結合,實踐了共榮的可能。這讓文化部能夠拿基隆為例說服其他城市,大規模的文化保存可以讓城市找回認同意識與光榮感。現在有 37 個計畫正在進行,一點一滴把台灣多元的歷史面貌重新拼湊回我們的生活空間裡頭;我很欣慰的是,也許等我年紀更大,這些計畫都長出故事,我就可以帶著孩子到每座城市去,從爸爸的故鄉基隆開始,好好認識自己是誰。

昌:一切的力量背後,是因為有價值的支持。在這次的計畫裡頭,我也不諱言,我們某種程度上翻轉了中央跟地方的關係,市府從不會計較這個是誰的事,該做的就撿起來做;因為我們沒有時間等待,所以主動出擊,回過頭來協調、爭取中央與市府的計畫連結。

問:經過這些年的努力,市長希望未來帶給下一代什麼樣的基隆城市印象?

昌:基隆是海港城市,是國家的門戶,各種文化在這邊匯聚,因此這座城市性格理應是熱情奔放、開放積極,且充滿想像力的;它的色彩不應該是灰灰暗暗的,反倒應該是繽紛的。然而,在我上任前,大家對基隆的想像多半是模糊、甚至是陰沉的。

我大學讀景觀設計,深深知道城市意象的轉變需要長時間努力。既然基隆的冬天氣候濕冷,我就鼓勵團隊多使用溫暖的色系;從我們第一個色彩計畫「和平橋色彩塗佈計畫」開始,到現在最夯的正濱漁港彩色屋,都從一開始被周邊里民罵臭頭,到後來因為廣受旅客歡迎而轉為認同。我要講的是,民眾習慣於現狀,但說真的,過去二、三十年的基隆處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下,我們不該把那個特殊情況當作常態,身為城市治理者,我們要有自覺,把基隆本來人文薈萃的多元城市意象找回來。

透過城市再造,我們慢慢地調整這座城市,慢慢地讓民眾能夠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新的社會價值。如果基隆做得成,我相信,我們真的可以把文化治理當作台灣國家治理的主軸,讓人民對自己文化更有自信、更有光榮感。

君:文化保存並不是「復舊」而已,它會讓想像力生生不息,它會創造希望。每座城市最終都要帶給市民希望,並讓居住於此的人找到生活的起點。基隆這幾年的治理經驗,整體來看是個非常好的典範,我認為右昌市長真的可以到國際上分享,特別在台灣這樣一個東亞的新興民主國家,如何經歷文化流失到文化認同的歷程、一座海口城市如何透過治理落實民主價值,我想這會是世界很想知道的故事。我想,透過文化,每座城市都可以找到城市本身的自信與希望,甚至有機會讓台灣在世界中定位;越在地,越國際,城市的力量其實非常大。

昌:其實我們做那麼多,某種程度也想回答:台灣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生命經驗往往決定了我們的認同,在大家看見的空間再造、文史爬梳背後,對於我和麗君部長來說,背後更大的理想是,讓未來的孩子更認識自己從何而來,更有自信地看待自己身處的土地、城市,還有我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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