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隆市長林右昌 ✕ 前文化部長鄭麗君：透過歷史與文化的縱深，重新尋找城市的新生命力

作為海港城市的基隆，始終是處流動頻繁之地。大航海時期至今的悠遠歷史，造就了這座城市豐厚的養分。近年來，文化先行的城市治理，似乎讓基隆變得有些不同，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齊心協力下，多元歷史場景透過大規模的保存、修復及串接重現風華，引擎般帶動城市各區嶄新的發展契機，也讓市民更認識自己從何而來，又將朝何而去。

問：先請麗君部長聊聊你心目中的基隆？

鄭麗君（以下簡稱君）：我是台北出生、長大的孩子，當我想看海、看港口，第一個就會想到基隆。從小到大，很容易成群結隊來到基隆，它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個港口。

隨著年齡漸增，慢慢瞭解到，基隆港在台灣歷史上長時間是台灣第一大港口。從史前、大航海、清治、日治，到戰後，這座城市一直扮演重要角色，是台灣與世界連結的客廳。發現基隆不只是台灣的基隆、更是世界的基隆之後，就有種想更深切認識它的渴求；而深厚的歷史底蘊，也讓藝術文化的種子在此生根發芽，許多音樂家、文學家都以在此地發生的故事為養分，而孕育出動人的創作。由於上述種種，我會說，基隆不單是引領我們連結世界的重要門戶，也是帶著台灣人認識自己的文化城市。

林右昌（以下簡稱昌）：部長說她是台北孩子，但她沒提到的是，其實她還是基隆媳婦，先生是土生土長基隆人。而我恰恰相反，是在基隆出生、長大，但到了台北求學、工作。雖然現在是基隆市長，但我從來沒想過有天我會回到基隆當市長；一開始，我太太很反對我從政，我也沒有預期要選舉，不過，後來覺得好像回到基隆服務、重新認識這座城市，是個難得的機會、甚至是使命。

像部長說的，基隆有過一段非常豐厚的歷史，但即便我是基隆人，在回到基隆之前，對於這裡其實是陌生的。我相信，我們那個年代許多基隆孩子也一樣，對於這座城市、這片土地的瞭解是斷裂的。大學的時候，開始從書本、影像等各種媒介重新認識基隆；一直到後來回來選市長，對於基隆的願景便是透過歷史與文化的縱深，重新尋找這座城市的新生命力，就像一棵葡萄樹，根鑽得越深，上頭的果實味道會更甜美厚實。

我過往的專業是都市計畫，但我非常重視文化、歷史——特別基隆本身就有那麼特別的文史背景。因此，當上市長之後，我就決定以文化與歷史作為城市發展的核心價值，結合兩個面向，啟動基隆市的再造，無論是市港再生，還是整座城市軟硬體的轉變。

我想，放眼全台灣，很難看到推動城市發展的核心單位是文化局，而不是交通或工程部門。「大基隆歷史場景再造計畫」作為城市再造的重要一環，背後最重要支持我們的就是當時文化部的「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我們拿到預算最多那年，文化局的資本預算是之前的 28 倍以上；這是個很驚人的數字，我當時看到都嚇一跳，畢竟在城市治理層面，文化部門經費要增加 10、20％ 都是少見的事，遑論二十幾倍。

問：麗君部長任內積極推動「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能否聊聊當初的起心動念？又為何選定基隆市為旗艦示範？

君：我想大家不一定知道台灣的土地面積僅佔全球萬分之三，生物種類卻佔全球將近百分之四，那是全球國家平均值的一百五十倍。位處熱帶和溫帶之間的地理位置、多變的地形結構，造就了我們無比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然而，孕育自極具生命力的土地和海洋的我們，對自己的瞭解有多少？

音樂家馬水龍的創作根生於基隆廟埕傳統戲曲的滋養，作家王拓的文學深受基隆民間生活影響，作曲家葉俊麟的七千多首曲目產生自港口天天上演的悲歡離合，這片土地賦予了我們高度的文化多樣性，但我時時有這樣的感觸：台灣人好像時常是故鄉的異鄉人——我們渴望認識自己，渴望說自己的故事，但不知道從何開始。因此，我上任文化部長那時，就希望有機會讓我們與自己的過去重新連結，不只是找回歷史與文化記憶，更是要擁有再發現的能力，具備當代的視野重新思維、感受及陳述歷史。這件事得從保存下生活中的記憶做起。文化保存不能只是單點、單棟的搶救運動，一座城市需要的是大規模的再造，從文化價值出發與過去重新扣連。找到城市的靈魂與生命力所在後，自然會知道未來要創造什麼、往哪裡走。

「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有個重要的機緣，在我當立委時，太平輪遇難事件家屬來向我陳情；因為太平輪紀念碑被劃在軍營內，悼念家屬還得申請，且一年只能進去一次。後來我去找了右昌市長，原先僅是要討論如何讓紀念碑不再為圍牆所困，結果市長就談起他想透過文化歷史再造基隆的願景，他說這得要整區來做，串連起文化資產，找回基隆的真實面貌。

那回太平輪紀念碑的討論給了我很大的啟發。後來，我把這種大規模文化保存的想法寫進了政策白皮書，上任文化部長後提出推行；而最早開始的基隆，就是所謂的典範計畫、旗艦計畫。在這個再造歷史現場的運動當中，文化部希望讓各地方的文化局處成為主要推動單位，串起其他局處共同參與。

所以，為什麼基隆會是典範？因為有林右昌市長，他同時擁有城市規劃的知識與人文視野，且願意親自主持這個計畫，在行政治理上突破限制，整合跨局處。此外，基隆的再造還涉及港口，市長爭取了港務公司合作進行配套，宏觀地重新思考文史建築與現下生活空間的關係，才能讓文化傳承與經濟發展共生共榮。這樣的文化視野，才有機會把記憶找回來，讓城市帶著靈魂向前走。

昌：蔡英文總統和麗君部長都是非常重視歷史與文化的領導人，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機緣。國家和城市治理關乎價值的選擇與專業的實踐。擔任首長，每天都在做不同的選擇，這些選擇都不是容易的，要怎麼把有限的資源配置在對的地方？背後就是價值選擇——你相信什麼樣的價值，就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八〇年代以後到我上任前，隨著全球化帶來的產業變遷，基隆無法回應與調整，因而漸漸衰敗；背後的問題是，當你不清楚城市背後的歷史與文化價值，當然也看不清楚城市發展的方向與願景，也就無法擬定正確的計畫，結果就是競爭力落後。

單點建築的修復或保存、透過圖文的觀念傳遞⋯⋯這些固然重要，但都比不上整體環境對於人帶來的認知改變。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把文化與歷史放在所有建設政策的前面，從文化出發治理城市。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其實很困難。就像部長提的太平輪紀念碑，為了這個事情，我們後來甚至把整個營區遷走。那背後有多難協調，真的是難以想像。現在新的中濱營區（和平營區）已經蓋好，部隊遷走了；接下來就是要把原營區的建築拆除，部長任內圍牆已經退縮，那是第一步，下一步要把圍牆拆掉，讓太平輪紀念碑和法國公墓串在一起；除此之外，未來還會連結退輔會榮民紀念園區，共同縫合成再現大沙灣歷史園區。

同樣地，當文化先行，為了要讓民眾更容易親近大沙灣歷史園區這個歷史場域，我們選擇將交通號誌往後退，延長斑馬線，打造適宜步行的歷史廊道，串接起園區與區公所旁的公園。以城市交通來說，這樣的策略可能會被罵，但，這就是一種以文化為優先的價值體現。當目標確定了，心中的答案滿容易就出現了。

君：為了這個區域的再造，即便文化部同意了，市府還要打通國防部，還要說服行政院；即使有了錢，但怎麼用，還卡在很多內部的法規制度，我深深覺得市長真的不容易做。當一名市長沒有極大的決心，這當中每一個關卡都可能卡住、就此停下。現在看起來好像很自然，營區就是遷走了、圍牆就是打開了，但背後環環相扣，每道關卡都需要異常強大的決心才可能推進。

就像最近在和平島的考古工程，右昌市長也是大力支持，他甚至會主動用 LINE 傳照片給我，跟我分享進度。當真的有發現，他不但絲毫不覺得麻煩，反倒像是如獲至寶，告訴我那是台灣四千年的歷史文化記憶；甚至在我卸任前，他還來我辦公室說：「這個考古不只是基隆的事情，應該是全台灣的事情。」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對於文化的重視與宏觀視野。

對於一座城市來說，文化歷史是有加值作用的，以基隆港再造為例，它以保存了文化建物，帶動了整個港的再造、港務及相關產業的發展，甚至還台灣的戰略與國家發展策略結合，實踐了共榮的可能。這讓文化部能夠拿基隆為例說服其他城市，大規模的文化保存可以讓城市找回認同意識與光榮感。現在有 37 個計畫正在進行，一點一滴把台灣多元的歷史面貌重新拼湊回我們的生活空間裡頭；我很欣慰的是，也許等我年紀更大，這些計畫都長出故事，我就可以帶著孩子到每座城市去，從爸爸的故鄉基隆開始，好好認識自己是誰。

昌：一切的力量背後，是因為有價值的支持。在這次的計畫裡頭，我也不諱言，我們某種程度上翻轉了中央跟地方的關係，市府從不會計較這個是誰的事，該做的就撿起來做；因為我們沒有時間等待，所以主動出擊，回過頭來協調、爭取中央與市府的計畫連結。

問：經過這些年的努力，市長希望未來帶給下一代什麼樣的基隆城市印象？

昌：基隆是海港城市，是國家的門戶，各種文化在這邊匯聚，因此這座城市性格理應是熱情奔放、開放積極，且充滿想像力的；它的色彩不應該是灰灰暗暗的，反倒應該是繽紛的。然而，在我上任前，大家對基隆的想像多半是模糊、甚至是陰沉的。

我大學讀景觀設計，深深知道城市意象的轉變需要長時間努力。既然基隆的冬天氣候濕冷，我就鼓勵團隊多使用溫暖的色系；從我們第一個色彩計畫「和平橋色彩塗佈計畫」開始，到現在最夯的正濱漁港彩色屋，都從一開始被周邊里民罵臭頭，到後來因為廣受旅客歡迎而轉為認同。我要講的是，民眾習慣於現狀，但說真的，過去二、三十年的基隆處在一種特殊的情況下，我們不該把那個特殊情況當作常態，身為城市治理者，我們要有自覺，把基隆本來人文薈萃的多元城市意象找回來。

透過城市再造，我們慢慢地調整這座城市，慢慢地讓民眾能夠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或者新的社會價值。如果基隆做得成，我相信，我們真的可以把文化治理當作台灣國家治理的主軸，讓人民對自己文化更有自信、更有光榮感。

君：文化保存並不是「復舊」而已，它會讓想像力生生不息，它會創造希望。每座城市最終都要帶給市民希望，並讓居住於此的人找到生活的起點。基隆這幾年的治理經驗，整體來看是個非常好的典範，我認為右昌市長真的可以到國際上分享，特別在台灣這樣一個東亞的新興民主國家，如何經歷文化流失到文化認同的歷程、一座海口城市如何透過治理落實民主價值，我想這會是世界很想知道的故事。我想，透過文化，每座城市都可以找到城市本身的自信與希望，甚至有機會讓台灣在世界中定位；越在地，越國際，城市的力量其實非常大。

昌：其實我們做那麼多，某種程度也想回答：台灣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生命經驗往往決定了我們的認同，在大家看見的空間再造、文史爬梳背後，對於我和麗君部長來說，背後更大的理想是，讓未來的孩子更認識自己從何而來，更有自信地看待自己身處的土地、城市，還有我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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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E VOL. 22 新的一年，重新認識與定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