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1/28

蔡瑞珊專欄／在被奪走名字的年代，完成自我表達：瑪麗・雪萊與《科學怪人》

最初是因為《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我對作者瑪麗・雪萊（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婚前姓「戈德溫（Godwin）」產生好奇。

這本小說常被讀成一則關於科學野心的寓言：人類在理性與技術的狂妄之下，創造出不可控的怪物，並最終被自己的創造反噬。然而真正讓我無法釋懷的，並不是故事前段的驚悚，而是結尾那種荒誕中藏著的深沉悲哀。那個被創造出的存在，行事暴戾、形貌醜陋，像是世界一眼就要驅逐的異類；可他在心底深處仍保有渴望——他渴望被理解、被接納、被愛。那種渴望並不高尚，甚至有些笨拙，但它真實得令人哀傷。

我讀完後忍不住想：寫下這樣的悲哀的人，究竟是什麼樣的女性？在那個年代，她如何看待生命？又如何承受自己的位置？

我對瑪麗・雪萊的興趣，從來不只是文學史上的好奇，而更像是一種身體層面的共鳴。十八、十九世紀的女性不平等是清晰可見的：法律、財產、婚姻、名聲、出版，幾乎每一個制度都設計成讓女性退到陰影裡。

可令人不安的是，兩百年後的現在，我們以為自己已經遠離了那個時代，但在生命底層的呼吸裡，仍能感受到「社會價值的目光」。那種目光不一定再以明文規訓的方式出現，它更多時候是隱形的評分：你是否得體、是否合群、是否成功、是否足夠柔軟卻又不失能幹。它像空氣一樣存在，甚至讓人難以指出它從何而來，卻又無法否認它在某些時刻確實逼近。

因此我羨慕瑪麗的選擇，羨慕她的不羈，也羨慕她為此付出的代價。羨慕並不意味著我想複製她的人生，而是我想進一步閱讀她：她怎麼在被否定的年代裡，仍然把自己活成一句話，活成一種表達。

女性主義先驅之女

瑪麗·雪萊／理查‧羅斯威爾作品, 油畫, 約1831-1840年

瑪麗・雪萊原名瑪麗・戈德溫，出生於1797年的英國，一出生便失去了母親。她的母親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十八世紀最重要的女性主義思想先驅之一，在女性仍被視為男性附屬的年代，公開為女性的理性、權利與自主辯護。母親在生產中離世，瑪麗從未真正認識她，卻終其一生都活在她留下的思想陰影與精神召喚之中。那是一份沉重的遺產：她承接了自由的信念，卻必須在極不平等的世界裡，獨自承擔這份信念所帶來的代價。

她的父親經營書店與出版社，她自小生長在閱讀的環境裡。閱讀讓她靠近世界，也讓她更早意識到：世界並不為女性預留同等的道路。

正因如此，我越來越不願用「理想的追尋」來描述瑪麗。那個年代的女性，很難談「追尋理想」；她們連擁有完整自我的資格都不一定被承認。瑪麗所做的，更像是一種隱隱的、尚未被命名的自我表達：在限制中，努力讓自己不消失。她的自我表達最初出現在愛情裡——出現在珀西・雪萊身上。

十七歲那年，她遇見已成名的詩人珀西・雪萊。這段相遇後的人生，顛簸而不凡。雪萊一方面迷戀她母親所代表的思想傳統，另一方面也被瑪麗安靜而銳利的聰慧吸引。這是一段註定不被祝福的關係：階級、婚姻制度與社會道德層層阻隔在他們之間。

瑪麗幾乎是在極其清楚後果的情況下，做出了人生第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決定——私奔。她不顧父親反對，選擇離開既有軌道，走進一條無法被保證的道路。那不是浪漫的冒險，而是把自己交到一個未知之中，並決定對那未知負責。

以愛情之名

皮耶考特，《風雨》，油畫畫布，1880，大都會博物館典藏。

私奔初期的生活曾經輕盈、自由，彷彿短暫逃離世界的庇護所。但現實很快追趕而來。債務、貧困與年輕的天真，使生活變得艱難而不安。他們曾經歷斷水、斷電，必須不斷逃離原本的居所，在貧困與不安之中思索最基本的問題——到底要怎麼生活。理念並不能自動兌現為麵包，愛情也無法取代現實的秩序。後來雪萊因繼承一筆突如其來的遺產，生活才得以暫時穩住，不至於真正斷炊。

這一轉折並不讓他們的信念顯得廉價，反而殘酷地提醒：堅持從來不只是意志問題，它往往也需要條件支撐；而女性在那個年代尤其容易被迫站在「沒有條件」的邊緣，必須用更大的代價去換取同一點點空間。

更劇烈的代價很快到來。瑪麗與雪萊所生的第一個孩子，在襁褓中夭折。那是一場幾乎無法承受的失去。對瑪麗而言，那個孩子彷彿是她在私奔、流離與不安之中唯一能緊緊抓住的真實存在；孩子的死亡讓她再次陷入無根，像漂浮於世界之外，失去了與現實連結的重量。如果說私奔是她的選擇，那孩子曾經像是那個選擇在世上留下的證據；證據消失後，她的生命像被連根拔起，連悲傷都無法安放。

而雪萊的「自由」又帶來另一層裂縫。雪萊相信開放性戀愛，深信情慾是流動的，不該被佔有、不該被制度約束。這樣的觀點在當時看來前衛而迷人，卻也在親密關係裡變得極其尖銳。當瑪麗終於開口，質疑他是否仍要不斷尋找其他女性時，雪萊近乎不可置信地看著她，彷彿她背叛了某種早已預設的立場，對她說：我以為你絕對不可能對我說出這樣的話。你的母親是女性主義的先驅，她所寫的《為女權辯護：關於政治及道德問題的批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 Moral Subjects）被視為現代女性主義運動的奠基之作；她對愛情的開放性、對性慾流動性的理解，理應成為你身體裡的血液。

那一刻，雪萊說的並不只是辯解，而是一種典型的轉移：他把思想的重量放在瑪麗身上，彷彿只要她感到痛、感到不安，便是她不夠進步、她背離了理念。瑪麗聽懂了，也正因為聽懂了，她的回應才顯得格外清楚而安靜：她說，她接受這一切，但她自始自終想對他忠貞。這句話不是退讓，而是一道界線。

她沒有否認自由的價值，卻拒絕讓自由成為一種只要求她承受、卻不要求對方負責的工具。她選擇忠貞，不是因為無知或依附，而是因為那是她願意承擔的愛的形式。只是這樣的選擇，在一個不斷要求女性「更進步、更開放」的語境裡，反而顯得孤獨而艱難。

《科學怪人》的誕生：被創造卻不被承認的存在

瑪麗雪萊《科學怪人》 1831年版封面

如果從十七歲私奔算起，到《科學怪人》完成，不過短短兩年。兩年之內，她經歷失去孩子、經歷經濟的不穩與生活的困頓，經歷愛情裡信念的裂解，也經歷一個女性在社會目光下幾乎無處容身的現實。她將這一切毀滅寫入《科學怪人》，於是小說裡的怪物並不只是怪物——他更像一個被創造、被召喚、卻又立刻被遺棄的自我。

怪物渴望創造者的愛，渴望一個能夠承認他存在價值的目光；他之所以走向暴戾，不是因為邪惡，而是因為他所渴望的回應永遠缺席。人們常說若科學怪人的造物者：書中的「維克多·法蘭肯斯坦」（Victor Frankenstein），能對自己創造的怪物投以一點憐憫與愛，悲劇或許不會發生。但讀者心中往往也隱約明白，這正是人世間最困難的課題：永遠不要將自己的生命託付給一個永遠不可得的追尋。

更殘酷的是，這部作品最初甚至無法用她的名字出版。寫作本身是一種表達，可署名卻是另一層抵抗：那是「我存在，我說話，我負責」的宣告。當她被剝奪署名的權利，等於再次被剝奪存在的重量。她不只是寫下絕望，也活在那絕望的制度裡。

於是《科學怪人》的悲哀不僅呈現在作品中，也呈現在其後的人生：一個女性創作者，即使寫出了傳世之作，仍可能被迫站在名字之外，站在作品的旁邊，像一個被允許靠近卻不被允許擁有的人。（她在第二版終於放上自己的名字）

同時，她妹妹與詩人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之間的關係，也以另一種方式映照著愛情的虛幻與殘酷。妹妹懷了拜倫的孩子，卻被拋下；即使獲得金錢補償，那份被遺棄的空洞仍無法被填補。這一切彷彿不斷提醒瑪麗：所謂的愛與被愛並不在期待與奢求裡，真正的歸屬與踏實終究必須由自己完成，而非倚賴他人施予。

她看見愛的火焰，也看見愛如何在階級與權力結構裡變形；她看見自由的語言，也看見那語言如何在現實中成為新的壓迫。

雪萊二十九歲離開人世，瑪麗沒有再走進另一段婚姻，她選擇守著他的作品，也守著那段曾帶來光亮、也帶來傷痕的關係，一直到五十三歲。若只用浪漫或執著解釋她，仍然太輕。更接近的理解也許是：雪萊死後，她的自我表達不再能透過關係折射，而必須把自我表達轉化成另一種更緩慢、更艱苦的形式—整理、保存、出版、以及繼續寫。

她把「不消失」做成一項長期工程。她的人生未必清晰順遂，但她始終沒有放棄那種處於渾沌之中的追尋狀態：即使不知道將走向何方，仍然持續回應內在的召喚。

在縫隙裡自我表達

《春》（Primavera），波提且利，1482年

瑪麗所在的年代，女性幾乎沒有理想可追；她們最多只能在縫隙裡完成自我表達。而自我表達，就是那個年代女性最接近理想的形式。不是抵達某個被允許的位置，而是在不確定之中，仍然拒絕沉默。瑪麗的勇敢，不只是私奔；更是在私奔之後，在失去之後，在名字被奪走之後，仍然選擇留下來說話。她的選擇不一定換來幸福，但它依舊有意義—因為它證明了一個人可以在被否定的世界裡，仍然為自己的生命負責。

勇敢不是不怕，而是在怕的時候仍往前一步；選擇不是任性，而是清醒地承擔代價；接受不是投降，而是不再把希望寄託在不會回應的人與制度上；沈默也不是消失，而是把自己留在更長的時間裡，用更深的方式活下去。

也因此，兩百年後的我，仍然讀她。因為我也正在渾沌不明裡前行，必須面對現實的掙扎：在我所相信的事物裡，到底要如何生活？在商業與理想的拉扯之間，在現實不斷要求計算與權衡的日常裡，「要如何生活」依然是一個無法輕易回答的問題。我沒有瑪麗那樣劇烈的時代壓迫，但我仍能在社會價值的目光裡感到窒息；我沒有她那樣的命運巨浪，但同樣在現實裡被迫計算、被迫權衡、被迫做出選擇。

在這樣的時刻，我反而更清楚地明白：不能放棄的不是某一個清楚的答案，而是讓自己仍然留在表達之中。只要還能說話、還能書寫、還能為自己的生命留下痕跡，那麼即使尚未抵達，我仍然沒有背離自己。

瑪麗・雪萊之所以重要，並不只因她寫出了一部文學經典，而是因為她用一生示範：在不平等的世界中，人仍然可以選擇為自己的生命負責。那份選擇或許帶來絕望，但它也帶來一種更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