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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的讀書人詹宏志(三):你做了編輯,全世界的事你都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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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90年代,詹宏志認為,在新電影浪潮那個時期,你不可能用算計的觀點去看待那件事。沒有一件工作是有錢的。大多數時候是因為你有一個碰到困難的朋友,所有人都覺得你應該去做那件事,做到最後,幾乎連身家、性命都要賠進去的。

張鐵志(以下簡稱鐵):你在1980、90年代,怎麼會參與這麼多重要的事?

詹宏志(以下簡稱詹):我一直都覺得是在幫朋友忙。如果知道他們會變成大師,搞不好就不敢這樣。我非常喜歡他們的作品,他們是有才氣的人,可是你並不知道他們後來的遭遇。我會去參加那些工作,都是因為他們是潦倒的朋友,我因為狀況比較好,所有東西都是我在付帳,當時我是唯一有固定收入的人,我就覺得理所當然應該要付所有的錢。

這種情感、胸懷,我猜想比我們年輕的一代,是不容易感受到的。我們那時候很少人會想「權利」這件事,「權利」是一個現代的概念。現在當然鼓勵大家要爭取自己的權利,但是講到自己權利的時候,會覺得很丟臉,要講權利一定只能講別人,怎麼可以講自己?

我在1980年代,剛開始做出版的時候,台灣第一本暢銷理財書剛起來,當時就覺得不能適應。理財這種事怎麼可以講出來呢?怎麼好意思告訴人家,我在追求財富呢?人不是應該要救國、救民嗎?那個理財的書出版時,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impact(影響)。

鍾永豐(以下簡稱鍾):有一個問題我一直很好奇,1970、80年代的時候,烽火雲起,文化運動、社會運動、民主運動,你不會受到召喚嗎?我知道那時候很多人對陳映真有一種歉疚,沒有去搞那個東西,沒有站在同一個陣線上。你那時候不會有這種被召喚卻沒辦法上戰場的焦慮?

詹:有!我其實也寫過這樣的文章。我那時候在遠流出版社,邱義仁常常跑來,他一面進來一面道歉說:「歹勢、歹勢!有特務跟著我。」他轉一個彎就上樓躲開那個跟蹤者。王榮文就說:「我會被你害死!明天就會有人來查水表了!」

我們雖然這樣說,可是都是充滿愧疚的,他也是讀書讀到好好的,到美國去留學,現在變成沒有正常的工作,也不知道前途在哪裡。尤其邱義仁是一個幕僚,連站到台前的那種英雄角色都稱不上。那時候我們一邊抱怨,但他只要做任何事,要幫誰競選,我跟王榮文就出錢。因為都覺得充滿愧疚。

陳映真要做任何事只要找我,我就乖乖去幫他做這個、做那個。有一些世俗的事,他也會跑來問,譬如說有人倒他帳,或者感情、生活問題,他會找我。我其實比他小很多,但可以幫他處理,或起碼給他一些建議。因為我工作得很早,比較懂人情世故,但我不能拋頭露面,因為會害到我的老闆。

鐵:你在遠流是哪一年到哪一年?

詹:我進遠流其實是1983年,剛開始我是兼職,因為當時還在開麥田咖啡店,有些工作我是在咖啡店裡做的。1984年才變成全職工作。

鐵:那時候是編輯還是總經理?

我先是做總編輯,後來我因為想要找周浩正來,我跟王榮文說周浩正是我的師父,我不能把他請來做我的工作人員,這樣不禮貌,所以讓他做總編輯,我去做企劃經理,王榮文有點為難,不過也同意了,他就聘了周浩正做總編輯,我去做企劃經理,做了幾個月,王榮文說你做總經理,周浩正是總編輯。

後來我就有一個想法,為什麼只能有一個總編輯?我們可以做一個editorial room,有各種不同的總編輯,所以我就找了第二個編輯室的總編輯陳雨航,又做了學術書的編輯部,由我自己兼總編輯。第四個編輯室找了郝廣才做兒童書的總編輯。最後莊展鵬來做台灣館的總編輯,那時候我們總共有五個編輯室。

鐵:你做到哪一年?

詹:我一直做到90年,之後就去波麗佳音,兩年後又回到遠流,回去了一年,又第二度離開。

鐵:你剛剛說你選擇兼任學術館的總編輯?在你有興趣的知識領域那麼多,為何是選擇兼任學術館的總編輯?

詹:第一個,因為出版學術書一直是老闆不贊成的。你找任何一個人去當總編輯,我就會被為難,但我去做就不太會有人攔著我。第二個,學術書是當時認為不好賣的書,所以我就要負更大的賣書責任,要讓學術書能賺錢。

事實上,我們學術書做得還滿賺錢的,還開始賣《新橋譯叢》。《新橋譯叢》本來是新光吳東昇出版的,負責主編是康樂,耶魯大學的博士。吳東昇是哈佛的博士,他們一個在 Cambridge(劍「橋」),一個在 New Haven(「新」黑文),「新橋」是這麼來的。第一批出去每本書賣不到兩、三百本,退回來兩個輪迴之後,新光的家族就講話了。

康樂問我的意見,我說這個書的工作方式不是這樣做,因為你是把這個書當一般的書賣給各書店,但買的人並沒有那麼多,沒賣掉的書店把書退掉就會有一個印象說:這個書是不好賣的。但是,如果你只看幾個書店,東海大學的書店、清華大學的水木書苑,至少韋伯是賣得不錯的。

照我的看法,這個書應該只印400本發給大學書店。如果400本是發給20間書店,每間賣了20本書,那書店會覺得這個書賣的不錯,就會繼續賣,這個情勢就逆轉了,這跟藝術電影用兩家或一家戲院演是同樣的原理,如果你用院線,兩天、一天就下片了。康樂說有沒有可能讓我來賣那個書?可是那個書是新光基金會出的,我就跟吳東昇講。

吳東昇把這個消息帶回去,說這個是很好的事,結果有人有意見,說這個人看上了搞不好將來會賣很好,又捨不得了。我說:「這樣子,我付錢給作者,也付錢給基金會,新光基金會名字永遠在裡面,因為這是你做的事。」他才同意把書給了我。

後來證明我那樣的工作方式,我只發400本,書的後面都有一個說明,叫「沉默但堅定」。

我會繼續出這些書,但是因為我們沒有錢做廣告,你如果喜歡這個書,你要告訴我你是誰,你要填讀者資料,這樣我才會能夠降低訊息成本。最後2000本可以賣完了,這個學術書就活下來了、整個系列就活下來了,韋伯的書就不只是活下來,變成一直可以賣的書。還是要有工作的方法,去想溝通的邏輯。

詹:我在編輯工作上其實是一個很現實的思考者。我願意有浪漫的情懷,但一定要找到現實基礎,什麼東西才能構成工作的結構。

我對出版業最大的影響,就是我改造了出版業的合約。現在我看各個出版社的合約拿出來都可以認得,每一個合約都是我用的合約。在我之前,台灣出版社的合約完全長得不是這樣子,完全是跟現在乙方甲方爭議一樣的,每個都是把作者欺負死的。

鍾:你經歷過那麼多專業,怎麼沒有碰到流行音樂?

詹:我做過滾石的總經理啊!我第一次做唱片是1983、84年,做的第一張唱片是羅大佑的《未來主人翁》。後來做齊豫、潘越雲,還做了當時大家覺得不可能的李恕權。

鍾:當時滾石為什麼會找你當總經理?

詹:我那時從美國回來,在家待了一段時間之後,三毛(段鍾潭)就來找我了。那時候滾石很小,辦公室只有六個人,營業規模也很小,也養不起老闆,所以三毛在王安電腦上班,二毛(段鍾沂)在中影上班,我當總經理,每天要寫一個工作日記本,因為他們晚上要看白天在做什麼。

做了一段時間後就覺得自己不合適。我的作息跟大家不一樣,流行音樂的工作者都是傍晚起床,晚上才進錄音室,還要聊天、暖身,真正開始配唱可能是午夜12點。我都早上5點鐘起床,8點已經進辦公室,但白天我是約不到任何人的!所以作息跟我不是很合適。

在滾石上班,沒有人沒有事,我把書拿出來看,同事來敲門,我還很緊張趕快放到桌子裡。可是在報社工作、出版社工作都沒有這個問題,我上班看書很合理,這就是我的工作。我是個學經濟的,我同學多少人都在銀行,但我一點都沒有想去那個地方,只想找一個上班可以看書的地方。

1990年代初期離開遠流的時候,又去做波麗佳音,也是三毛找我。波麗佳音是台灣滾石、香港嘉禾跟日本波麗佳音共同合資成立的公司。我又做了一年的總經理,還把倪重華找去,出了林強的《春風少年兄》,出伍佰的唱片、黑名單工作室,做了一年就辭職。

日本的波麗佳音希望我能夠幫他做亞洲曲目發展的顧問,所以我又做了一年日本A&R的顧問,但不合適啦!我對創作沒有任何貢獻。那個都是社會上已經有積累,要爆發出來的時候。我人在那裡,我對那樣的事是有感覺的,我是支持這個事的,但我不是發動這個事的人。

鐵:這就是你的角色,辨識出重要的趨勢或創作,然後把它賣出去!

詹:也不見得都有很成功,我賣林強賣得很成功,可是我賣伍佰第一張沒有賣成功。我們的確是看到它的可能性,但是那個時間可能還沒有完全對。我當時也簽下了張震嶽,但我離開的時候,張震嶽還沒有出唱片。

Landy(張培仁)那樣的人比我更合適。他說他是我徒弟,但他做得比我好很多。我在當時幫很多人寫歌詞,但我的歌詞幾乎都不是原創的,大部分是改歌詞。製作人不滿意歌詞,不好意思找原作者,譬如說,詞是吳念真的,不好意思找吳念真改,就跑來找我說。所以,很多歌都跟我有關,但我都沒有名字,我都是那個改歌詞的人,我是個救難隊啦。

鐵:開玩笑問一下,聽起來你那時候也是常常覺得不合志趣就離開,直到後來自己創業。

詹:我換工作是出名的,羅大佑就嘲笑我:「你應該開個名片展!」

大部分時候都是我覺得自己不適合了就離開。譬如我做新聞工作,在《中國時報》,可能被人家看成是明日之星,但我就覺得我完全不對,因為我的朋友王健壯他們是對新聞反應很敏銳的人,而我是每天後悔的人!

我做的是副刊,可是我也要講新聞。譬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宣布——其實第一個在副刊上做這個報導也是我。第一次是在瘂弦那裡,以撒辛格得獎,一個晚上把他的小說譯出來,把他所有的故事寫出來,整個晚上換版,第二天再訪問到他本人。

從那之後,《聯合報》跟《中國時報》每年都會在這時間上競爭。後來我到了《工商時報》如法炮製,諾貝爾經濟學獎一公布,整個晚上就開始工作。我可能沒有讀過他東西,但用一個晚上,囫圇吞棗地寫一整版出來他到底幹了什麼。

有一次我做完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二天去訪問蔣碩傑,他說:「我今天早上看了各報,講經濟學獎,你的副刊做得最好!」我就覺得很羞愧,如果我多一天,可以寫得更好一些。沒有一天的報紙是被我完成的,每一天都是被我遺棄的。Deadline到了,你就必須結束。

後來我去做《時報周刊》總編輯,那是週刊,禮拜三出刊,禮拜二晚上得熬夜,總編輯簽版下去就天亮了。禮拜三白天會睡覺,下午3點鐘我們回到辦公室檢討當期雜誌。禮拜四大家還懶洋洋的,禮拜五開始有點著急,禮拜六所有採訪人都找不到,禮拜一就火燒屁股了,明天要交稿!

到禮拜一、禮拜二,整個屋子像瘋人城一樣,搞到禮拜二晚上,每個小時大家大呼小叫,最後做完,又睡一覺、又變懶洋洋。就變成按照雜誌的節奏生活。後來離開周刊的時候,我當時跟王榮文講說:「我寧願一年寫12本書,也不要編雜誌!」那個節奏制約著你。

書是顛倒過來,它有多種節奏,你可以自己想,比如說明天要舉行奧運,我今天要出一個奧運觀戰手冊,我一禮拜連寫帶編都可以做出來。我如果編一個百科全書,可能花十年、二十年,所以它有多重節奏,比較符合我的個性。

所以我在做報紙的時候,我每天都很後悔,都覺得我沒有做到我該做的事。真正做新聞的人不會這樣子的!昨天的事,他立刻就忘掉,今天的事有很強的動機,那才是做新聞的人。我想一個事情那麼慢、那麼長,應該做別的事。

我大部分的辭職都是這種內在的。外在的也不是沒有啦,但是這一部分比較少,因為我個性其實算是好相處,不太跟別人起衝突,我覺得我們之間有矛盾,我就走了,我不會到了要兵戎相見的地步。我一直在找自己適合什麼。我找到書的出版社,一度以為那是我一輩子的工作,我一度以為,我會一輩子在遠流。

鐵:離開波麗佳音之後的下一步是創辦PChome?

詹:PChome是1996年創辦,我中間失業了好多年,是在家裡。在那之前我出過錢,促成了某些創業譬如《商業周刊》,但是我沒有真正自己處理一個事業,之前都是個經理人。

鐵:而那正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電腦開始普及,網路開始出現。

詹:也不是,我也說不上來。我覺得,從那之後的career都是多出來的。包括今天也是,我都覺得是多出來的。我也不是說,現在這個事不好,但真的不在我人生想追求的東西裡面。

鐵:你現在最想做的還是某一個意義上的編輯?

詹:對,某一個意義上的編輯工作,那個的確是我心裡最嚮往的。

鐵:PChome現在是巨大的電商平台,但回到今天的主題,對你來說,這裡面是不是也有一種編輯的哲學?

詹:不能說沒有。你做了編輯,全世界的事你都可以做。你就是各式各樣的matches(媒合),你要認出各式各樣的元素,也需要各式各樣的策展的概念。不過,這畢竟只是你要促成的交易,這對我來講很難滿足。

「做完交易又如何?」你做出版社是要做兩件事,你又要做生意,但你又要懷藏某些價值,但只是做到生意去,就沒有後面那一面。想要做two-face(雙面人)不可能,一個工作解決兩個內心的願望,這個事是不太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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