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國寶怎麼修？修復師洪順興、林永欽：22年修復古畫佛像幕後揭秘

文物修復師，是一個不斷向材質學習的職業，探尋文物原來面貌的過程，又得尊重時間留下的痕跡，兼顧保存與創新。

故宮博物院於1965年在台北外雙溪復院時，就有文物修復室，今年正好迎來一甲子。

不同於其他博物館將典藏管理與修復歸為一類，故宮擁有國內唯一獨立的文物保存修復部門，並以書畫、圖書文獻、器物與織品規劃四種修復空間。原設立於門禁森嚴的地下室，今年則搬遷到鄰近馬路的第二展覽館。

走進故宮人氣特展《從印象派到現代主義—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名作展》的大樓內，通過層層關卡，來到剛完工的器物修復室，開放式的淨白工作場域，放置各種專業儀器，窗戶為防紫外線和隔熱以雙層玻璃設計，且每一扇窗皆配有電動捲門增強保護，如同實驗室滿載著現代科技。

器物修復範圍涵蓋瓷器、銅器、琺瑯、木器與漆器等，材料向來廣泛，常需使用化學溶劑，有時還得戴上防毒面具，「那些都不是立即能看出傷害的，尤其像丙酮或是苯類，傷害多少都會累積在身體裡。」負責器物修復的林永欽說道。來到故宮已有13年，他能長期接受這份危險又孤獨的工作，純粹是興趣。

22歲那年，林永欽剛退伍，便背著包包離開家鄉鹿港，帶著雲林工專機械材料工程的學歷，北上找工作。

做過誠品書店的圖書倉管、中文書採購及藝文展演活動企劃，又到民間美術公司，歷經五年台北職場的磨練，他的熱情仍找尋不到專業的支撐。得知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在鹿港舉辦「施鎮洋傳統木雕傳習計畫」，考量能回家學藝又不必花錢，逐辭職重返家鄉，拜木雕大師施鎮洋為師，展開為期三年半寺廟傳統木雕工藝的習藝之旅。

微薄的薪水，林永欽全憑興趣熬了過來。學成後，受施鎮洋鼓勵，報考台南藝術大學古物維護研究所木質組，成第二屆研究生，一念又是四年半。畢業時，已經38歲的他，先是租用學校空間接案，再與太太成立修復工作室，當時市場競爭少，許多博物館都來找他合作器物修復，陸續完成朱銘的人間系列彩繪木雕、義大利那不勒斯貴族用花轎等作品。

私人修復工作經營不易，太太偶然發現故宮徵修復師，便向他提議。2012年，林永欽順利進入故宮器物修護室，但曾在外接案的經驗，讓他第一天報到時，就被告誡要小心，公務員身份並不普通，一堆人在等他這個位置。

不過對一個鮮少來故宮的鄉下孩子而言，進宮仍是特別體驗，「這個有歷史、有特色的博物館，當然有它保守跟外界不一樣的那面，但它的文物身份就是那麼特別，漸漸覺得在這裡工作其實也不容易，而且比在其他博物館做修復要更有責任。」林永欽說。
雖每次修復都是挑戰，但他最難忘將清乾隆時期〈金壽佛〉三尊佛像修復完成的經歷，「當初送來的時候是散的，我根本也不知道它修好後會是什麼樣子，其中一尊只剩下一顆頭跟一隻手，要修復原就有點困難。」但他沒放棄，查找藏傳佛教相關資料，並尋求研究人員協助，才將從來未公開展出過的佛像，經由木頭雕刻修出完整身軀，順利在故宮南院的「呼畢勒罕─清代活佛文物大展」展出，首次在民眾面前現身。

被黏住的修復師

除了林永欽，許多修復師也都來自台南藝術大學古物維護研究所。現為登錄保存處副研究員兼科長的洪順興，就是第一屆研究生，自2003年進宮以來，負責書畫修復已有22年。

從小熱衷畫畫，洪順興高中參加美術社時，就以美術系為大學夢想志願，畢業前為了將自己畫作裱掛在人來人往的穿堂，到裱畫店收集素材，成了他第一次裝裱經驗；後來考上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水墨組，進一步了解傳統顏料、紙張與保存，同時更對精緻的裝裱工藝產生興趣。

「一接觸後，三十多年來都未曾脫離，就好像紙張碰到漿糊，被黏住了。」 洪順興笑說。

書畫因環境變化影響，是最難保存的文物。為讓畫作不出現皺摺，並使水墨呈現最佳觀賞效果，常以一套嚴謹的裝裱工序來進行保護或加固，而漿糊即是其中關鍵。

如同廚師調製醬汁，修復師進行書畫裝裱時，也要根據不同物件先自製漿糊，再透過刷子將紙張打糊後，使書畫紙質變得輕薄、濕潤，待乾燥再用手工紙覆蓋，以另一板刷塗勻，讓紙與畫作貼合，每一步驟如履薄冰，只要漿糊品質不對，即會造成書畫受損。更重要的是，漿糊要能讓裱件重新裝裱，在未來被揭裱時，反推之前的裝裱工序，讓書畫得以成功修復。

大學畢業後，洪順興曾試著進入故宮，但因當時裱畫室無缺額，後來自開工作室做書畫裝裱，只是這份職業在相對保守的年代，母親更期待他能回家鄉教美術或開補習班，「可是做修復有它迷人的地方，尤其自己動手做完的成就感，自己會有很大的滿足。」不過，經營工作室是孤獨的，在講求經驗的這行裡，他技術上仍有瓶頸，且無從求助。

1999年，台南藝術大學成立古物維護研究所，透過學院教育培養本土修復師，洪順興重新回到校園修習東方繪畫。讀研究所期間，前往故宮實習，成為裱畫室第一個實習生。研究所一畢業，因熟捻故宮修復工作，直接受到錄用，並修復郎世寧〈錦春圖〉、清代〈金剛薩埵〉唐卡等作品。

除了書畫裝裱修復，洪順興其實也想過當廚師，但他幾經思考，修復跟做菜相似，同樣對視覺、味覺都要靈敏。廚師面對客人，而修復師直面文物、歷史與觀眾，拿到一件文物，更需戰戰兢兢，所以他修復寧可慢，多想幾步也要把事做好。

快樂的時光

洪順興與林永欽都生於1960年代，即便將邁入60歲，身體狀態略有下滑，但只要能進行修復，就是他們最開心的時刻。洪順興說：「現在最快樂的，是將一疊厚厚的紙裁齊，看到整齊的紙，心裡就會感到滿足。」他稱自己有強迫症，也因這份堅持，才能讓它穿越時空的文物恢復生命並重回展台。

雖然在故宮沒有修完文物的一天，兩位修復師仍對這份工作滿是感激。洪順興說，自己就像冥冥之中被安排到這，「小時候，我們家做早點、饅頭需要用麵粉，現在修文物用的漿糊也是麵粉做的，那我媽媽做裁縫，常在剪布、縫針線，其實跟我現在做裝裱一樣，用的也是兩種工具——漿糊刷與鬃刷。」

「興趣可以跟工作結合，已經是人生中很幸運的事。」林永欽笑說自己與洪順興都是孤獨的人——用熱情支撐這看似枯燥乏味的工作環境。

與他們一樣孤獨的文物，則有裱料相伴。每件百年文物上的裱料，隨作品歷經相同歲月，傳統書畫裝錶會更新裱料，但洪順興進故宮多年，常思考如何將這些材料有效留存，且受最少影響，修復過程就有他自己的原則：「院內的傳統，其實我們就是幕後工作，是為了保存而不是突顯自己的工作能力，即使有些書畫全色（補繪）不好，我們還是不會把它拿掉，而是保留它的歷史痕跡。」

一旁的林永欽對「保留」有不同看法，認為早期器物修復拙劣，材料品質不佳，既然有機會再被修復，「我們就不一定完全認定這是歷史進程，因為故宮文物是一個傳世品、精緻工藝品，所以我們還是得把它移除，再用現代更好的科技和材料去修。」

林永欽說，自己曾遇過一批民國60年代的陶瓷器，材料經過數十年因劣化、變色，為了展出，同事運用最新材料再重修，「畢竟經過30、50年，每個時代都有更好的材料出現。依照文物不同，也有不同的修復邏輯。」

器物修復的工作常讓洪順興感到佩服，「我們書畫有一定傳統程序，被教導的方法一直在重複使用，那他們材料日新月異，在材料上的思索是我們該學習的，雖然我們同一套方法下來，反而我們被制約，而他們是開放的。」

近期，他們剛修復完赴捷克特展的故宮文物，洪順興希望，未來這些修復室可以相互支援，分享修復材料上的應用經驗。除了內部資訊交流，作為當代博物館也要走出去，看看同行如何突破技術、觀念如何不故步自封，做到國際化，「同時我們也希望故宮的修復室，有能力將這些經驗分享給台灣各大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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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VERSE》032「故宮，百年之後？」，訂閱更多藝術走入生活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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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E VOL.32 故宮100+ 百年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