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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植物園:景觀與文化疊加的城市森林

台北植物園:景觀與文化疊加的城市森林

身為歷史最悠久、位處都市核心的台北植物園,在更迭的政權下、研究與推廣的使命中,打造以植物為主角的空間,讓市民與自然、人與環境得以長久共存,

位於市中心的台北植物園是許多台北市民熟悉的生活場景。

對許多台北人來說,位於南海路的台北植物園,是再日常不過的生活場景,也是充滿記憶的場所。然而,在滿布綠意的園區裡頭,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與知識體系。今日我們見到的台北植物園,實為超過百年來植物及文化不斷交相疊加而來的樣貌,更象徵著不同時代下人們對於植物持續更迭的投射與想像。

走進台北植物園,漫步於高聳的椰子樹蔭下,在水泥叢林裡難得飽嘗熱帶風情。細看展示牌,園中植物經主題規畫,錯落有致。除了傳統分類,在這裡還可以找到以十二生肖命名的植物、文學、佛經中的植物。光線陰暗的枕木步道兩側種植約200種蕨類,甚至有一處稱作療癒庭園,視覺之外,還能靠觸覺及嗅覺來欣賞。

植物的疊加,殖民想像與台灣原生

台北植物園於日本治台後設立,在台灣6座國家植物園中成立最早。當時日本人剛躍升世界列強,從歐洲引進植物園系統,但這可不只是遊憩觀光的綠地,而是植物採集、分類、研究、保種、試驗,展現帝國實力的場域。當時日本將台灣視為南進基地,領台之初便在台北城南門外設立植物園前身的「台北苗圃」,調查、蒐集殖民地花草樹木、試種椰子樹、橡膠樹、油棕等熱帶經濟作物。此後苗圃於1921年改稱植物園,由林業試驗場改組為中央研究所林業部經營。

雖然日人實驗試種的橡膠、棕櫚油產業並未成功,當年根據殖民者的南國想像,大量栽種椰子樹塑造的熱帶風情,至今仍留在園內。林試所植物園組組長董景生指著花壇解說,後繼的管理者會在盡量不破壞原本植物的情況下疊加其他植物,以台灣原生種為主,形成新的景觀。

「台北植物園分成三大部分:園區、標本館、種原庫(全名國家林木種原庫)。」董景生指出。壓製、收藏日治時期至當下的植物標本逾48萬份、正在進行影像數位化的標本館,位於三元街的林試所大樓;其中最珍貴的,莫過於百年前植物被命名發表時,作為鑑定依據的「模式標本」,如台灣杉等1900餘份,均收藏在此。

1924年落成的腊葉館,曾為植物標保收藏空間。

種原庫,低溫保存活體組織,不對外開放;園區則具備蒐集培育、保存各種植物的研究功能,以及展示推廣、普及植物知識的雙重使命,像是薑區蒐羅台灣野外所有能見到的薑科原生種及外來品種,包括全台分布最廣的月桃及野薑花、頂部枝幹常旋捲的閉鞘薑科、又名瓷玫瑰的火炬薑等,花朵顏色豔麗各異,充滿熱帶風情。

從薑區往西北側前進,可見二層樓的西式紅磚建築以及繪有門神的中式四合院建築,有如時空錯置。董景生解說,磚造建築為1924年落成的腊葉館,為當時研究、收藏植物標本的空間,充滿大正時代風情的台灣漫畫《採集人的野帳》即以此處為故事舞台。

隔壁的欽差行台則是台灣現今僅存的閩式官署建築,清代為招待外來官員而建,原址在今西門町中山堂附近,日本領台後總督府曾進駐辦公,後來遭到拆除,只剩遷至植物園內的一小部分建築保存至今。

林試所植物園組組長董景生表示,欽差行台是台灣現今僅存的閩式官署建築,原本位於西門町中山堂附近,後遷至植物園。

走出欽差行台,外頭依序栽種清代台灣蓬勃外銷的茶、日治時代引入的咖啡樹、新住民常用的魚腥草、客家族群的仙草。董景生說,原本還種有原住民部落常見的香苦草(山粉圓),但因為光線不足、生長不佳,目前已無栽種。這塊飲料植物區,特意栽於腊葉館及欽差行臺兩座建築門前,就像台灣人每日都要來一杯的飲料,象徵了這座島上多元族群的變遷與融合。

文化的疊加,循歷史而來的參訪路徑

從前日本皇族官員訪台視察,來到植物園畔,則有另一條固定路線。先從位於今日南海路的參道走進建功神社,參拜不分台日、因公殉職的戰死者,再移動到旁邊的茶室喫茶休息,最後沿著種滿布袋蓮的大池來到商品陳列館,欣賞、購買台灣各地物產後踏上歸途。

「日本人來到台灣後,不可能到台人聚集的艋舺、大稻埕那一帶去開發,所以從台北城往南向拓展。」台北植物園園長范素瑋指著地圖細數。建功神社由總督府總督官房營繕課課長井手薰設計,考量到台灣高溫多雨的氣候,井手薰選擇鐵、混凝土為主的建材,外觀及建物配置均折衷西洋、和、漢三種風格,與傳統神社截然不同。

戰後,建功神社一度被中央圖書館進駐,後改為國立藝術教育館資料館南海書院,拜殿圓頂式屋頂也改為覆黃瓦的圓形攢尖頂,樣貌更接近北京天壇的祈年壇,又被稱為小天壇。「大池本來種布袋蓮,戰後才改成荷花。」范素瑋也說:「以前沿著商品陳列館走到大池畔,完全就是現在新宿御苑仍保留的日式風光。」

台北植物園園長范素瑋介紹園中的植物與歷史。

商品陳列館原為二層樓的木造日式建築,由建功神社參道側向進入,是一片前樹後湖的閒逸情調。1916年舉辦台灣勸業共進會展覽時落成,當時為迎賓館,隔年才改為商品陳列館。

往後包含皇太子裕仁來台、台灣生產品展覽會、始政30年紀念展覽會、台灣林產物展覽會等大型活動,商品陳列館都是重要的展出會場,不僅順應近代展覽活動中永久展示空間的風潮,也提供販售、定價、指導物產發展等功能。戰後此處規畫為國立歷史博物館新館,蓋起朱欄壁瓦、雕梁畫棟的中國古代宮殿式建築,池畔可見垂楊與中式涼亭,風景已經與植物園典藏的玻璃底片中留下的影像完全不同。

同樣靠近荷花池,2014年重新整修開放的「南門町三二三」,可能是這一帶少數保留日式風貌的建築。范素瑋說,這棟日式木造平房得名自日治時期的地址「台北州台北市南門町六丁目三二三番地」,當時曾為茶屋,招待到植物園觀賞展覽會的客人。戰後荒廢失修,植物園聘請郭中端建築師規劃、並日本建築師堀込憲二查詢歷史紀錄,將原址修復為茶房,內部則打造為和室居間。

同時,禮聘日本庭作師小口基實設計枯山水庭園。董景生指出庭園淺色碎石上的「龜」、「鶴」兩座小島,龜的四肢及頭部清晰可辨,不似日式寫意含蓄。原來小口基實來台考察後,認為台灣文化比日本文化更直率,加上台灣的龜山島意象,便在此座枯山水庭園中,打造具象的龜鶴二島。

台北植物園裡除了植物外,擁有不同年代及形式的文化建築空間,包括具日式風情的「南門町三二三」。

董景生也說,許多人不知道台北植物園內百年前曾有動物園,而腊葉館、欽差行臺、南門町三二三,改建後轉為園內展覽空間,持續對民眾開放。至於商品陳列館、建功神社等周邊建築,都隨政權更迭、都市發展被賦予新的用途。每個進駐單位都有自己的使命,因而植物園被附加了多重功能,可以說植物園區的文化和花樹景觀,都是一層層疊加上去的。

除了植物研究,當繁盛擁擠的都會區缺乏一座森林時,植物園也對民眾敞開大門,承載了提供綠地、休憩遊樂的功能。

走入舞台背面 植物的後台備份空間

園內植物並非栽下後就落地生根、任憑生長。范素瑋指出,各地引進的植物常種不活,有賴研究人員及園丁不斷觀察調整,例如有些植物授粉的特定昆蟲沒有跟著引進,可能就要靠人工授粉。各區展出植物也會調整變動,例如多肉植物區,曾有一次由於不明原因湧出地下水,導致多肉植物大量死亡,園方就在該區開挖一條水渠加強排水,順勢沿渠種下紫蘇草、又稱水八角的大葉田香草等水生植物。

若園內植物種不活,又要去哪補充?「就要去後台找備份了。」范素瑋說出一個數位時代已屬常識的概念。

繞過宛如多角玻璃寶盒般保護著耐旱的多肉植物,只能在外側參觀的溫室左側前進,董景生拉開圍牆上緊閉的鐵門:「這裡就是植物園的後台。」踏入後台區域,水槽、大型溫室、植物盆架錯落置放,每一盆植物皆附標籤註明種名,有研究員赴各地採集,帶回來試種的,也有已在野外滅絕,只剩植物園內保有少數個體的瀕危物種。

「物種的生長與原生環境息息相關,需要園丁和研究員通力合作,參考野外生存條件,找出最適合的栽培方式、包括授粉的昆蟲、土壤和菌根的關係等等。」范素瑋指出,「有些植物在植物園很容易種活,稍不注意就長到別的地方去了,但原生環境可能被開發、或受強勢外來種影響,反而在野外所剩不多,這時植物園就肩負保種功能,有待將來找到適合的地點,再移地復育。」

「台灣地名植物溫室」,收集以台灣地名命名的珍稀植物,是林試所在2019年啟動「國家植物園方舟計畫」的一環。

林試所2019年啟動「國家植物園方舟計畫」,為全台瀕危植物保種,帶回植物園種植、展示,不只藏在後台,全台6座國家級植物園都是「植物方舟」。例如,台北植物園內有一座「台灣地名植物溫室」,收集百來種以台灣地名命名的珍稀植物,如大名鼎鼎的台灣杉、野外滅絕的桃園石龍尾、龍潭莕菜等,不只是國內外研究人員的祕境,也保存了消失植物復育的火種。

研究人員在後台與野外攜手搶救,方舟計畫也斥資8000萬經費,聘請國際知名的台灣建築師黃聲遠領軍的田中央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在台北植物園打造第一座「植物美術館」溫室,展出植物園保種收集的數百種台灣原生瀕危植物。

標本館以嚴格控管的環境條件,保存植物標本。

從殖民者的南國想像,到都市裡的一片綠地,從帝國展示國力的場域,轉為國家展示本土可見植物的舞台,身為歷史最悠久、位處都市核心的台北植物園,在更迭的政權下、研究與推廣的使命中,打造以植物為主角的空間,讓市民與自然、人與環境得以長久共存,是林試所在這座都會森林中,持續疊加的一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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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字/任容
  • 攝影/蔡傑曦
  • 編輯/梁雯晶
  • 核稿/梁雯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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