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23

專訪／《民主之眼》導演鍾宜杰、新聞攝影家謝三泰：那些日夜守在新聞現場的攝影記者，如何為台灣留下重要影像？

在台灣傳統媒體生態中，攝影記者常被視為文字報導的附屬角色。然而，紀錄歷史時刻的影像卻可能比文字留下更多時代的記憶。由鍾宜杰執導、耗時二十年拍攝的紀錄片三部曲《民主之眼》，透過謝三泰、潘小俠等九位資深攝影記者的鏡頭與訪問，重返1980年代社運狂飆到解嚴後民主轉型的漫長歷程。《VERSE》深度訪談導演鍾宜杰、新聞攝影家謝三泰，共同梳理過去到現在台灣攝影記者的獨特工作文化與價值。

「在台灣當攝影記者，就像是被支配的角色。」新聞攝影家謝三泰說道，他曾任《自立晚報》活躍於1980年社運時期，拍攝北京天安門學運、白色恐怖受難者系列專題，被認為是台灣最重要的攝影家之一，不過他至今卻仍這麼形容攝影記者在社會的價值。

在以文字為主導的台灣媒體編輯室，攝影記者常被認為是可被替代的配角。編輯室一聲令下，攝影趕到現場，拍完文字的配圖，又繼續往下個現場按快門，然而在這些工具、輔佐性的照片外，攝影記者能透過鏡頭留給後世觀看的，究竟是什麼？

2025年，紀錄片《民主之眼》以九位台灣重要的新聞攝影記者為敘事主角：謝三泰、黃子明、劉振祥、何經泰、潘小俠、張乾琦、何叔娟、許伯鑫、蔡明德，透過口述歷史與影像回顧，闡述他們如何透過鏡頭紀錄、參與台灣政治轉型的1980、1990年代。

《民主之眼》鍾宜杰導演

台灣新聞攝影家謝三泰

說起《民主之眼》拍攝的契機，導演鍾宜杰分享，攝影記者前輩相繼退休、留下許多台灣重要歷史照片，卻鮮少有人真正認識這群攝影工作者，國內也幾乎沒有論文、紀錄片講述攝影記者的價值所在。這些日夜守在街頭的攝影記者，在當時卻被新聞同業視為異類、甚至揶揄沒錢賺。「但你看，現在供奉在美術館的照片，都是這些前輩拍的。」鍾宜杰笑說。

2023年，紀錄片開拍第二年，訪談對像潘小俠病逝的消息，也讓他更篤定這部片的價值。「我意識到時間不多了，得趕緊拍下這群人的故事...」

本刊深度專訪導演鍾宜杰、新聞攝影家謝三泰，剖析台灣傳統媒體的編輯室生態與攝影記者的文化，更看見晚近的商業和速食趨勢如何一步步窄化深度攝影報導的生存空間，但攝影記者仍持續與惡劣的媒體環境搏鬥，產出令人深省的影像內容。

攝影是文字的配角？

1988年，台灣解除報禁，報業市場湧現眾多新媒體，根據《台灣光華雜誌》統計，解禁首年度即有近百家媒體登記成立。謝三泰回憶，隨著報紙版面的擴增，以及因應解嚴後群起的社會運動，各家媒體新聞照片需求大幅增加，是台灣史上最大量招募攝影記者的時期。不過他也感嘆，縱使攝影記者編制有所擴增，但照片在新聞產製中仍屬於輔助地位，多以服務文字、作為配圖為主，攝影師很少能參與報導的方向。

這樣的媒體文化，在鍾宜杰眼中並非新聞工作的常態。曾任《路透社》攝影主任的他指出，在外媒體制中，文字與攝影有著平等地位，可共同討論新聞大綱、獨立產製內容，「大概只有台灣媒體有著文字與攝影不對等的地位，這是很弔詭的事。」

他認為這樣的現象，似乎也來自整體社會價值，因為台灣長期把藝術教育，擺在工業技術、科學知識之後，時至今日，國內大專院校仍沒有任何以攝影為專業的獨立科系。

1992年4月24日總統直選台北車站靜坐新聞現場，攝影記者於街頭合影。（謝三泰攝影）

不斷衝向現場的人

1980年代解嚴前後、處處受限的媒體環境中，為何仍有攝影記者願意利用業外時間，帶著相機衝向街頭關注社會運動？

鍾宜杰說，《民主之眼》片中訪談的攝影記者如謝三泰、潘小俠、蔡明德等人，他們其實原本就是一群渴望投入社會改革的知識分子。謝三泰回憶起當年進入報業的心情：「我對社會有很多見解卻一直被壓抑，後來進到《自立晚報》有空間表達意見時，就非常珍惜這個工作。」

1979年，台灣經歷「橋頭事件」與「美麗島事件」，隨後80年代的台灣社會進入民主轉型期，街頭運動狂飆，這也讓許多心繫社會的攝影者投身報業。而秉持「無黨無派、獨立經營」的自立報系以及具本土人文關懷、重視影像的《人間》雜誌，也正巧為這群人提供發聲與報導的空間。

1989年，在《自立晚報》任職的劉振祥、謝三泰、侯聰慧等人，向公司提案增設由攝影記者主導的「攝影專欄」，讓影像能以自己的視角展開報導。像是謝三泰拍攝的北京天安門學運、北淡線最後列車等重要圖輯，都是在此版發表。

「除了跑時效性的新聞，也思考這個新聞議題影響力是否會延續至未來。」對於謝三泰來說，攝影不只是拍下眼前的新聞，也從歷史的視角出發，思考這些影像如何讓後世觀看。

「當然，這種長時間的專題追蹤，報社不可能提供經費資源，全憑攝影記者在業外不斷投入心血與熱情。」因此那些後來成為歷史見證的影像專題，多半是攝影記者利用業外時間，一點一滴累積而成。

1995年2月《自立早報》上班時間。右/潘小俠、左/杭大鵬。（鍾宜杰提供）

熱炒店與紅茶店裡的評圖會

在社運現場跑新聞，得閃躲抗議群眾的磚瓦、警方的催淚彈，回到報社還得與文字編輯「激烈討論」該如何挑選上刊的照片。工作高壓長期累積下，讓「熱炒店」成了這群社運前線記者重要的避風港。

謝三泰回憶，新聞現場結束後，街頭前線的攝影記者、社運圈朋友常約在林森南路「龍門客棧餃子館」、金山南路「阿才的店」、和平東路「攤」，喝酒聊到天亮，藉著酒精抒發情緒。「喝醉睡店裡、脫衣露懶叫，都是發生過的事...」酒醉之際他們談論政治觀點，也不忘關心彼此拍攝現場的狀況：鎮壓水車那個噴水出來拍的如何...誰誰誰砸雞蛋的畫面有沒有抓到？雖說是關心，但其實也在互相剾洗（台語：挖苦）。反正就是一群大男人群聚喝酒，大家的狀態都很瘋癲。

這種獨特的飲酒文化，凝聚了攝影記者緊密的同袍情誼，也意外產生影像創作靈感。當年許多經典的創作雛形，像是潘小俠的豆腐板油畫、葉清芳私攝影皆萌芽於此。

鍾宜杰另外說起當時攝影記者圈子獨有的「評圖會」。大約在1980年代末，從美國接受正規攝影教育的科班學子歸國，業內同仁為了持續提升拍攝技術與思維，開始在青島東路附近的泡沫紅茶店舉辦每週例行攝影評圖會，帶入西方的攝影技術與思考邏輯，以幻燈片輪播評圖形式，相互討論攝影作品。

鍾宜杰笑著說，在報社發稿的照片反而不是最關鍵，能不能在評圖會上拿出好照片，壓力反而更大。當年業外創作的熱忱來自大家內心的榮譽感，一位攝影記者若是拿不出報社稿件以外的照片，彷若愧對這個職業，因此那時產出了許多重要的攝影專題。不過這樣的評圖文化，隨著1990年代末期媒體數位化，而逐漸消失。

1995年《自立早報》攝影組，於「阿才的店」門口。（鍾宜杰提供）

數位、商業、人工智慧：再次衝擊新聞攝影

「1995年，柯達（Kodak）推出數位相機時，我就嗅到了媒體將要改變的味道。」謝三泰分享初聞數位相機上市的複雜心情，「我非常抗拒，數位沒有拍底片的手感，影像產生得太快了...底片在對焦、構圖與後期暗房沖洗過程，能保有思考的節奏。」當時新聞攝影圈甚至流傳著一個笑話：「數位化等於找死，但不數位化，也只是在等死。」

而商業經營趨勢也正快速改變台灣媒體生態。2003年《蘋果日報》進駐台灣，以大量圖片、八卦娛樂、即時新聞策略快速擴張市場，讓《聯合報》、《自由時報》等傳統主流報社，不得不改變經營策略與之抗衡。

鍾宜杰說道，當時《蘋果日報》全國地方攝影加上狗仔調查組的編制有近兩百人，對比《中國時報》全部攝影加起來也只有三十多人，台灣原生傳統大報人少根本打不贏《蘋果》。後來，主流媒體順應市場趨勢擴大攝影組編制，但攝影記者地位有提升嗎？「並沒有，他們只是為了大量供應刺激感官的配圖...」

此外，媒體商業化前，不論文字或攝影記者，大多帶著「教化社會」的報導意識，願意花時間深耕議題；不過現代媒體講求即時、零延遲的節奏，記者角色被退化為資訊的「告知者」，像是電視台SNG車（衛星新聞採訪車）進行現場連線直播時，待在報社的主管監看螢幕，同步指揮現場記者如何取景、播送內容，大大抹去了攝影記者本人對於新聞現場、影像呈現的發揮空間與報導思維，因此攝影記者的功能，也比過往1980年代更像是位工人。

2022年，生成式AI的快速普及也再次改變攝影記者在媒體的價值，許多媒體開始減少攝影預算，改採用AI影像作為資訊性圖片。究竟過去以來攝影記者所做的傳統紀實攝影，是否還重要？

鍾宜杰以反面思考，「當廉價且快速的人工智慧影像充斥整個媒體世界後，傳統紀實攝影必然會成為珍貴、不可替代的資料。」對於傳統紀實攝影的價值，謝三泰表示「我認為它是具備人的情感，那是攝影記者本人對於社會議題現場的情感，比如說逃逸移工議題很多人都在拍，像是張良一、黃子明等攝影家都在拍，不過重要的是，攝影者如何去解讀這些現場，大家拍的角度都不一樣。」

2004年11月7日專訪李登輝後李總統談政治哲學。（鍾宜杰提供）

現代紀實攝影的新樣貌？

面對現代對於紀實攝影的挑戰，新一代的攝影記者開始反思媒體舊有的規範，試圖打破傳統紀實攝影與當代藝術的疆界，轉向複合媒材、甚至是觀念藝術的跨界結合。例如獨立媒體《報導者》所製作的「21世紀廢墟少年」數位調查報導，跳脫紀實攝影框架，將現場照片轉為負片形式，邀請讀者主動透過手機正片模式解碼觀看，也結合現場訪談聲音、網頁互動，這類跨界形式激發了大眾強烈的感官共鳴。

對於影像在「紀實」與「藝術」表現上的結合，也讓鍾宜杰思考「事實」（Fact）、「真實」（Reality）與「真相」（Truth）三者在當代的關係。在AI能夠輕易憑空造像的今日，攝影記者的任務與限制究竟是什麼？又該如何與人工智慧影像相互競爭？現代紀實、藝術影像形式上的跨界，雖是攝影記者夾縫求生的一劑良方，「但這不能只靠一帖藥，而是要能直視並處理病灶，才是長遠之計。」

鍾宜杰認為，答案終究得回到最初的困境中去尋找。首先是推動影像教育的體制化，補足高教端長期缺乏專業攝影科系的缺口；其次是建立攝影工作者的專業化體系，讓攝影記者成為編輯室裡能共同決定報導方向的人。

回望那些曾經只是報紙配圖的影像，如今進入美術館、印刷成攝影集出版，被當代的人不斷重新翻閱、凝視，成為台灣珍貴的歷史檔案。

從過去以來，攝影記者始終藉著照片傳遞著：他們如何透過攝影觀看、理解世界。無論是傳統紀實，或是正在蓬勃發展的當代攝影，人們或許能試著停下目光好好「閱讀」照片，從中細細體會攝影記者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