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女性影像工作者歷史：吳垠慧《鏡頭後的她們：臺灣女攝影記者探尋》

女性攝影記者（一）簡扶育：用鏡頭記錄臺灣婦運及女史創作計畫

提到簡扶育，大多會想到《搖滾祖靈——臺灣原住民藝術家群像》（1998）或「女史無國界Unbounded Herstory」攝影作品。其實，這位活力充沛的前輩，在臺灣尚未解嚴的1980年代初，就擔任《婦女新知》雜誌攝影記者，為當年蓬勃的婦女運動留下珍貴的紀錄，她也依此展開女性肖像的拍攝計畫，即「女史無國界Unbounded Herstory」系列。

1986年簡扶育赴蘭嶼採訪時在海邊留下工作的身影（簡扶育提供）

透過攝影參與臺灣婦女運動

《婦女新知》雜誌（以下簡稱《新知》）為學者李元貞等人於1982年創辦，以犀利明快的文字和照片的傳播力，檢視社會歧視女性的觀念與規定，推動修法、立法改善女性在婚姻、工作權等遭遇的不平等待遇。

《新知》人才濟濟，不乏歸國學人提供國際視野的觀照，她們走出知識的象牙塔，以實際行動爭取話語權，在1980年代臺灣風起雲湧的社會議題浪潮中，為性平意識的建立、女性權益的拓展有著不可抹滅的貢獻。《新知》創辦之初，簡扶育就是社務委員，她喜歡攝影、也懂攝影，是雜誌攝影記者的不二人選——說是「攝影記者」，其實是「攝影志工」，雜誌社草創時期沒什麼經費，在熱情和使命感驅使下，即使沒有薪水、甚至得掏腰包捐款，仍義無反顧前行。

雖然婦運在篳路藍縷中披荊斬棘，卻也格外生機蓬勃，形象溫順的女性走上街頭，拉白布條、喊抗議口號，對戒嚴時期的臺灣社會來說，不僅難以想像，還會嚇壞一般人。

簡扶育記憶猶新的一場抗議遊行，是1987年1月10日舉辦的「華西街救援雛妓遊行」，據稱是臺灣戰後第一次婦女議題的街頭抗議，集結彩虹少女之家、《新知》在內的民間團體近300人，前往華西街抗議原住民少女被人口販賣。「全臺北的攝影記者幾乎都出動了」，簡扶育說，或許對遊行的宗旨不見得了解，但能在戒嚴時期走上街頭，又可大大方方地拿相機在華西街拍照，不會受到攻擊，記者們「可都是摩拳擦掌著」。

當時背相機的女性很少見，更別說簡扶育身上掛了3部相機和若干顆鏡頭，跑前跑後搶畫面的舉動，意外成了其他攝影記者捕捉的小焦點。幾天後，她在一本雜誌封面上看到自己被拍下來，只不過鏡頭對焦不準，她也忘了是哪家雜誌。

1987年臺北反雛妓大遊行中，簡扶育拍下身穿傳統服飾的羔露．瑪萊（漢名：陳美珠）拿起大聲公，用阿美族語對

儘管去採訪雛妓救援遊行的記者不少，最後主流媒體的處理方式是電視臺不予報導，報紙只刊登小篇幅或更低調的「圖文處理」（放一張照片加上圖說），不曉得是受制於政府對戒嚴時期街頭抗議新聞的冷處理規定？還是主流媒體對婦女議題的排擠所致？所幸，《新知》第57期（1987.2.10出版）規劃雛妓救援專題，為這場臺灣婦運史上的重要一役留下相對完整的紀錄。

這場抗議活動的高潮，是遊行者集合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桂林分局前面，李元貞拿著大聲公疾呼局長出面接受抗議書。李元貞被人牆包圍，沒有空隙可讓簡扶育擠入拍照，看到旁邊的電線杆她臨機一動，想居高臨下拍攝人群，可電線杆沒有任何著力點可攀爬，她和身旁一位不認識的男攝影記者商量：「我先讓你踩肩膀上去拍，你下來，再換我踩你的肩膀上去拍，這樣好嗎？」男攝影回她說：「妳先上去拍吧。」等簡扶育拍完下來，男攝影沒敢踩她的肩膀，另找方法拍照去了，簡扶育順利拍得李元貞在人群簇擁下高喊訴求的照片。

而今再看這張照片，它不只是場抗議的活動紀錄，而是社會首次為女性權益挺身而出的街頭運動。然而，這次抗爭並未獲得政府積極回應，隔年，婦女、原住民、人權、教會和學生等團體再度匯集，策動「救援雛妓再出擊」遊行，抗議政府的消極與牛步，簡扶育一樣全程參與。

女性攝影記者（二）何叔娟：從球場到社會場的十八般攝影功皆通

2024年夏季巴黎奧運，中華隊表現不俗，臺灣社會掀起一陣「奧運熱」，各家媒體派出的攝影記者，除了將令人熱血沸騰的照片傳送回臺，讓讀者感受高張力的賽事現場，也有幾位寫下採訪側記，記錄巴黎奧運出差20天的見聞和遭遇。當我把這些報導傳給何叔娟，問她是否有種既視感？她旋即一股腦地說起那段兵荒馬亂的奧運出差往事。

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7.25-8.9），《自由時報》派何叔娟前往採訪，那次臺灣的跆拳道、棒球奪牌呼聲高，因此，奧運新聞同樣受到媒體和民眾關注。何叔娟若非臺灣數一、也是數二，前往採訪奧運的女攝影記者，30年後再聊起那段「不可能的任務」，自是無法鉅細彌遺地陳述，但仍能想像她第一次出國採訪的手忙腳亂：要與時差對抗，與傳真機傳輸的速度對抗⋯⋯

2000年何叔娟赴美採訪留影。（何叔娟提供）

小小兵的奧運採訪行

何叔娟是臨時銜命前往奧運採訪，當時她才進報社兩年左右，沒想過長官會將這難得的機會交給一個「小小兵」，而且還是一位女攝影，既興奮又害怕。一般認為，女性不懂運動賽事，因此，女攝影鮮少被派去跑體育新聞。即使外人投以欽羨的眼光，何叔娟深知，一個人飛到地球另一端的陌生國度採訪將是一場硬仗，但她必須把握這次寶貴的機會。

臨時接獲指派，首要克服交通和住宿問題。機票難訂，只好搭商務艙，開幕當日才抵達巴塞隆納，一下飛機直衝典禮會場，可她的記者證在文字記者那兒，沒有證件只好設法買票進場。要知道，那是手機還沒出現的年代，記者頂多配備呼叫器，在國外要互相聯繫並不容易，至於跟家人報平安的方式則是「隔天看報紙，有看到我的名字，就表示人平安」。

旅館也被搶訂得差不多了。何叔娟透過旅西藝術家朱麗麗介紹，借住在一位臺灣留學生的住處兩星期，開幕典禮結束後搭地鐵欲前往住處卻不幸迷路，半夜12點多扛著行李和攝影裝備在外頭找路，心裡又急又氣，「後來是聽到《茉莉花》樂聲、循著音樂才找到住處」，抵達後還不能休息，得沖洗底片好傳回報社。

同行的文字記者住在選手村，她獨自住在留學生家，那幾天，得自己想方設法解決難題，所幸，其他報社同業相遇，也會給予些幫忙。在沒有網路的年代，攝影記者出國都是身負「重」任：機身、數顆鏡頭、上百捲正負底片、閃光燈和腳架等器材之外，還有一臺「重中之重」近20公斤的底片傳真機，得靠它才能將照片傳回臺灣。

出差辛苦，卻是攝影記者獨當一面的必經之路。何叔娟那次表現受到肯定，往後拍過不少體育賽事，特別是臺灣盛行的棒球、籃球。體育攝影相當仰賴技巧和對時間點的判斷，也因難度高，不少攝影記者樂於鑽研，或本身就是運動迷，能置身賽事現場又能磨練攝影技巧，一石二鳥。

1987年3月10日出刊的《婦女新知》第58期封面，以簡扶育拍攝的女性群像為組圖，顯現當時臺灣女性已投入各行

不管國內外，體育攝影記者以男性居多，何叔娟對體育的熱衷程度也只是「尚可」而已，體育攝影是邊跑邊學，慢慢熟知一些基本規範，像是：室內賽不能使用閃光燈，要靠底片增感，快門設定1/250秒以上才能凝結動態的瞬間等諸如此類，「一開始我也不曉得，拍籃球快門開1/60秒，被同業虧。」

何叔娟認為，拍體育賽事和拍立法院一樣，都能訓練反應，「你必須要預測運動員的動向，如果是拍棒球，用長鏡頭AE LOCK（自動曝光鎖Auto Exposure Lock，簡寫AE-L）對一壘、鎖定二壘，這才來得及。厲害的攝影記者照片不用裁，還能拍出特寫。」

「我都會偷看前輩站在哪裡拍照，等他離開，就跑去那個位置按一張，隔天『比報』再看他發哪幾張照片，從這樣偷學累積的經驗，學著判斷『新聞點』在哪兒。」這種土法煉鋼的方式適用於各個新聞路線的學習。1990年代初，《自由時報》攝影記者人力短缺，因而每個人的守備範圍很廣，何叔娟從國會、黨政、街頭抗爭、社會新聞到體育賽事等都得接招，她笑稱是「大人不在，猴子稱王」。這是她第一份在報社的工作，充分體驗到日報緊湊的節奏，最苦的階段，也是成長指數飛快跳躍的時候。

1994年，何叔娟跳槽《聯合晚報》，是《聯合晚報》錄用的首位女攝影記者，也是「聯合報系」攝影中心唯一一位女性，打破大報社「不用女攝影記者」的慣例。1995年轉戰《時報周刊》，直到2016年離開，生活就這麼隨著大小新聞滾動，不知不覺時光即逝，何叔娟略帶感懷地說到，當年送她相機的父親，不曉得會不會覺得後悔？

本文摘錄自《鏡頭後的她們：臺灣女攝影記者探尋》／吳垠慧 著．時報出版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書名：《鏡頭後的她們：臺灣女攝影記者探尋》
連結：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1059950?sloc=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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