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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羅》導演曹瑞原:影集只是起點,盼台灣人繼續探尋土地的故事

《斯卡羅》導演曹瑞原(前左)與攝影指導韓紀軒(前右)於拍片現場。

從2017年便開始籌備,讓讀者和影迷引頸期盼多時的《斯卡羅》,終於開播了。接受採訪時曹瑞原坦言,面對這樣一部備受期待的改編劇,壓力確實不小。「我到現在都還不敢相信,這部戲居然可以完成。」

《斯卡羅》改編自陳耀昌醫師的《傀儡花》,故事以1867年發生於恆春半島南端的「羅妹號事件」為起點,並以美國領事和台灣原住民之間的愛情故事為主軸,交織出150年前,台灣原住民、河洛人、客家人和西方人之間的互動與情仇;前導短片公開後,更是讓不少影迷大為驚豔,甚至提前盛讚其為台灣的「史詩鉅作」。

導演曹瑞原確實有理由備感壓力,因為《斯卡羅》的故事核心,的確就是影響近代台灣史的關鍵事件──用原著作者陳耀昌的話說,「羅妹號事件」就像「蝴蝶效應」的源頭,第一次引翅拍動之後,又拍出了牡丹社事件、台灣建省,以及長達半世紀的日治時期,幾乎就是「台灣150年近代史的起點」。

雖然是重要的歷史事件,但「羅妹號事件」在教科書中,卻經常只被一筆帶過,甚至直接略過不提,至今依然少有人知,而對曹瑞原來說,這也反映了一件事:台灣人對於這塊土地的面容,其實並不清楚。「所以《斯卡羅》、《傀儡花》只是一個起點,希望推動台灣人,去回顧、尋找這片土地上的故事。」

曹瑞原認為,在此之前,台灣影視作品的故事背景,頂多上溯至日治時代,但日治之前的題材,卻幾乎是一片空白;而《斯卡羅》,就是一個新的嘗試,希望將台灣歷史劇的光譜拉寬、年代拉遠。更重要的是,《傀儡花》確實也提供了一個機會,讓讀者將台灣放在更寬闊的世界史中看待,從而發現,其實台灣和這個世界的牽連,遠比原本想像的還要豐富許多。

之所以會接下這齣戲的導演工作,曹瑞原說,其實是一股情緒,和幾個巧合交織的結果。

「當時聽到文化部想用1億5000萬的預算,做一部旗艦型的戲劇時,影視業界都覺得非常不看好:1億5000萬怎麼拍?但當時我想,如果政府都踏出了這一步,你至少應該去參與吧?如果業界不去呼應、鼓勵政府的政策,政府以後只會更冷淡,所以至少我應該要去踏出這一步──這就是我當初去爭取這個案子的初衷和情緒。」

巧合的是,曾和曹瑞原合作過的編劇,當時也正好在和陳耀昌合作、將《傀儡花》改寫為劇本,於是也希望曹瑞原能參與改編工作,「好像冥冥之中有個安排,在把我推向這個『火坑』,各種因緣際會在催促我接下這個工作。」

另一個巧合則是,某出版社負責人有次曾抱著一堆書拜訪曹瑞原,其中一本就是《傀儡花》;後來曹瑞原決定參與這個案子,才發現這本書,居然就躺在自己的桌上。「所以真的只能問天吧,冥冥之中,太多巧合了。」

改編劇本:文字和影像媒材的差異

既然改編自小說,自然很難避免討論原著小說和改編劇本之間的差異,而其中一個差異,就和媒材本身的特性有關。比方說,小說《傀儡花》裡,就隨處可見作者陳耀昌醫師對族裔性的辯證:為什麼某個族群就能「高人一等」,而「中原」和「夷狄」又該如何區分?既然西方來的洋人也是「夷狄」,為什麼卻似乎很受人敬重?身為原住民和客家人混血後代的蝶妹,在這樣的劃分之中,又屬於何方?

「陳醫師是血液專家,他使用蝶妹這樣的角色,就是希望傳達出,台灣是多元文化混合的結果,因為身為客家、原住民混血的蝶妹,最後嫁給了河洛人,正好就融合了今日台灣族群的幾個重要元素。」小說裡的這些討論,顯然發揮了文字媒材「文以載道」的功能,也看得出作者陳耀昌的使命。

外籍演員谷無為(左)飾演《斯卡羅》中的萬巴德醫師,經常關心温貞菱飾演的蝶妹。

然而導演曹瑞原指出,這種關於認同的討論、以及對族裔身分的質疑,比較具有「文字性」,在影像媒材中並不容易表達。「觀眾在看小說時,沒有視覺和聽覺,而是靠腦中的想像去編織劇情,也因此小說的力量有時更強,可以隨著讀者的想像力而擴大。相比之下,戲劇影像基本上就是創作者和觀眾的直球對決。」

這種直球對決,讓改編劇本必須重新梳理人物和劇情,強化人物的個性、以及人物之間的關係,並將張力更飽滿的故事線挑出來,用愛情、親情幾條故事線當主軸,才能讓觀眾投入這部戲。

「陳醫師寫這本小說時,也刻意描寫了150年前,台灣的宗教信仰、飲食、地理環境、交通,以及人民生活的樣貌;這些零零總總當然精彩,但就戲劇的角度而言,都不是故事張力之所在,不太可能在戲劇裡直接呈現,因為觀眾要看的是人物生命的旋律,而不只是時代的景況,否則就變紀錄片了。」曹瑞原笑著說道。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戲劇也有個優勢,是文字所沒有的:在小說裡,不論是原住民、客家人、河洛人,甚至是西方人,他們的對白全都以中文呈現;然而在《斯卡羅》的戲裡,各個角色卻能以自己的語言和彼此對話,因而也更能直觀地呈現出台灣族群的多元樣貌。

影像語言如何避免「污名化」?

改編劇本與原著的另一種差異,則跟史實考據有關,或許也更有深意。比方說,在原著小說裡,在「羅妹號事件」中因為海難上岸、卻遭排灣族龜仔甪社原住民殺害的杭特夫人,其頭顱並沒有被帶回到龜仔甪的部落裡;然而《斯卡羅》卻對這個細節做了小小更動,在劇中讓龜仔甪人帶回了頭顱。

曹瑞原指出,這個更動,有部分是為了符合劇情所需,讓戲變得更吸引人、更符合前後邏輯。「此外,我們在收集資料的時候,也發現原住民經常會把敵人的首級帶走、放在部落裡祭祀,藉此獲得永久的和解,也讓被殺害的人成為部落的朋友。」

對曹瑞原來說,這個細節也反映出了,我們在面對不熟悉的文化時,可能會習慣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

「我們對砍頭文化看得太窄了,背後其實有原住民對生命、宇宙的崇敬,是我們了解不夠。你慢慢看,就會發現出草、獵頭的傳統,並不如我們想像的殘忍——其實現代人更殘忍,因為我們用的是核子彈、病毒,一次可以殲滅幾千、幾萬人,但原住民的傳統,卻會用一顆頭顱,來試圖讓無止盡的戰爭和仇恨慢慢化解。」

不過關於砍頭意涵的討論,也確實帶出了另一個重要的課題:像小說這樣的文字媒材,還可以用附註說明的方式,來避免「汙名化」讀者不熟悉的文化,然而影像卻很難這麼做,那麼改編成影視作品的《斯卡羅》,又該如何避免汙名化?

曹瑞原認為,如果觀眾只看到影像的某個片段,當然很容易就被畫面給帶走、很容易斷章取義。「比如前導短片公開時,我也聽過一些媽媽說,那個砍頭的畫面太殘忍了。但我相信,如果觀眾真的有認真看完整部戲,就能感受到影像創作者,究竟是只想用影像做殘酷的表現,還是對文化其實有更周延的看待。」

在曹瑞原看來,如果《斯卡羅》能引起不同觀點的討論,那也是影視作品的貢獻,因為如此一來,相關議題也才有機會不再只是被汙名化的對象,也才能讓大家有機會進一步去嘗試了解。「一個文化的演變、精練,是長時間累積而來的,也許是一部小說、一部電影,再加上好幾百部戲劇慢慢堆疊起來的,所以你不能想要光用這部片,就去救贖台灣人對這個島嶼的理解,我想那是很難的。」

曹瑞原做了個比喻:台灣就像「面容模糊的母親」,也像一幅「散落破碎的拼圖」,而《斯卡羅》終究只是拼圖裡的其中一塊,但他希望未來有更多人能一起,一步步把這個面容給拼湊回來。

選角大不易

一提到《斯卡羅》拍攝過程中遇過的困難,曹瑞原臉上便推滿了苦笑──太多了,該哪裡講起呢?

不過對於這樣一部需要「史詩級」戰鬥場面、族群又多元複雜的戲劇來說,有個挑戰是顯而易見的:這麼多的演員,得去哪裡找?「光是臨時演員,總共就有六千多人次;在這樣一個連臨時演員都找不到的產業裡,你要怎麼找到這麼多人?這部戲的背景是清代,要怎麼找到這麼多人願意剃頭?很多人今天演完,明天還得去上班的!」

曹瑞原直言,在台灣,閩南語、客語的演員,近年已經不算難找,然而原住民和外國演員,卻因為台灣市場太小、無法餵養產業需要的專業人口,因而終究很難形成一個人才庫。不過事後回看,曹瑞原依然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很多演員的出現,都被他看作老天爺的賞賜。

「像美國領事李仙得這個角色,我一開始就在想,台灣應該很難找到適合的人選,可能必須到好萊塢、或是比較近的紐澳,去尋找外國的劇場演員。」後來劇組在選角時,也調查了居住在台灣的外國人,於是有個同事將法比歐(Fabio)介紹給曹瑞原,然而他起初對Fabio的印象並不深刻,「他當時的形象,比較像是綜藝節目的表演者,讓他演歷史人物,似乎不太恰當。」曹瑞言回憶道。

然而深入理解法比歐之後,曹瑞原卻逐漸改觀──他發現,法比歐雖然沒有戲劇經驗,但在表演上是有潛力、有天分的。最後讓他決定用法比歐的關鍵原因,是法比歐自導自拍了一部短片,雖然片長不到一分鐘,卻讓曹瑞原看見,他在影像上是有魅力的,而且是懂鏡頭的——或許更重要的是,法比歐非常愛台灣。

法比歐用心詮釋「李仙得」這個角色,使自己內外皆融入台灣歷史劇。

「為什麼這點很重要呢?你想想,如果今天找的是一個對台灣不熟悉的西方演員,你還要花很大的力氣,跟他講解台灣的歷史背景,才能讓他進入這個角色。但法比歐就沒有這個問題。」

法比歐當時告訴曹瑞原,他多年前在實踐大學交換學生之後,就決定留在台灣生活,但當時的他,並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念頭;等劇組和他接洽、找他飾演李仙得時,他才突然意識到,老天之所以要他留在台灣、一待就是七年,或許就是要他等待這個角色。

持平而論,法比歐的個人背景,也確實和劇中的李仙得非常契合:李仙得雖然是美國駐廈門的領事,但實際上他在法國出生、成長,後來才歸化為美國籍;而身為法國人的法比歐,講起英語也帶有些許法國腔,想必和李仙得當年講話的口吻非常類似。

同樣讓曹瑞原覺得「冥冥之中已有注定」的,還有飾演英國探險家必麒麟的周厚安──「厚安接下這個角色之後,有天看資料時才發現,原來必麒麟居然和他同月同日生,讓他自己都嚇了一跳。」

現在回看,使用這些原本就住在台灣、和台灣有淵源的外國演員,而不是從國外找演員「空降」來台,或許也更加適切,因為像法比歐這樣的人,本來就對台灣和亞洲文化有興趣,和當年深受東方文化吸引、因而前來探險的李仙得、必麒麟,確實也有共通之處。

然而曹瑞原也直言,這種作法其實非常冒險,「因為即使是短場的戲,如果演得不好,感覺就不對了。當然大家會原諒你是素人演員,但影視產業面臨的是國際競爭,外面不會有人同情你用的是素人。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把他們內在的表演天分給激發出來,我覺得我們是很幸運的。」

其他讓曹瑞原印象深刻的選角,也包括吳慷仁。「其實他是我第一批決定的角色。」面對吳慷仁這樣的明星,曹瑞原起初也有點擔憂,因為他飾演的水仔,其實並非戲中最主要的角色。「很多知名演員,只會想演最重要的主角、站在戲劇的最前面,好讓別人看見自己的魅力和光環。但水仔這個角色,只是一個很卑微的平埔族,完全沒有魅力和力量,只有想生存下去的欲望而已。」

然而吳慷仁依然接下了這個角色,還為這部戲瘦了十多公斤,「他會參與這部片,也是因為他有些使命感,想要為台灣文化承擔些什麼。我認為他可以為了這部戲去改變自己、接受這樣的挑戰,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曹瑞原說道。

吳慷仁演出卑微求生的社寮頭人「水仔」,命運游走在外人跟斯卡羅之間。

至於花最多力氣找到的演員,則絕對是飾演卓杞篤的查馬克.法拉屋樂。來自屏東的查馬克.法拉屋樂,其實是一位國小主任暨排灣族歌謠的傳承者,除了學校事務之外,也在泰武國小的兒童古謠隊任教,工作非常忙碌;由於他原本就有奉獻投入的領域、成就也很高,因此想說服他演這部戲,並不是容易的事。

於是曹瑞原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幾乎像是「跟監」一般,查馬克.法拉屋樂走到那,他就跟到哪。「他去演講,我就到演講的場合去等他;他帶小朋友去國父紀念館表演,我就在散場後的出口等他。」曹瑞原的真摯,最後終於打動了他。

「其實卓杞篤這個角色對他來說,是很有壓力的,因為卓杞篤在族人的眼裡是一位英雄,他們會擔心自己沒有匹配的身分和魅力,可以去飾演這樣的角色。」

《斯卡羅》的意義:包容、謙卑,與台灣影視業的未來

如果將《斯卡羅》和曹瑞原的另一部知名作品《一把青》並置,我們也能發現兩部戲的題材,都是對台灣來說至關重要、卻較少人注意到的一段歷史。「這兩部戲的共通點,對我來說,就是「包容」兩個字──現在的台灣,就是由多元族群融合、各種文化累積而成的。」這點,其實也呼應了陳耀昌醫師在原著《傀儡花》中,想表達的核心概念。

更重要的是,曹瑞原認為跨海來到這座島嶼的人,不論是幾百年前的閩粵移民,還是1949年過來的大陸移民,總歸都是為了生存。唯有回歸人性,才能看見先民渡海來台的艱辛、看見他們在荒蕪之中求生,也才更能珍惜現在的台灣──原來我們真的是好不容易,才能走到今天。

「觸動我的是人性、是生命;我的影像創作不為政治服務,而是為人服務的。我想把這些人的生命旋律和姿態訴說出來,用人的方式去理解和包容。」

此外,曹瑞原也期盼藉由《斯卡羅》,將原住民的文化和價值「高高舉起」。「如何理解原住民文化,並不只是台灣的問題而已,而已經是世界性的議題了。我從原住民的文化之中,看到了共生、永續的概念,也看到他們如何謙卑地與大自然相處,這就是現代人該學習的。」在《斯卡羅》的拍攝過程中,原住民對生活場域的敬重,也讓曹瑞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原住民不論做什麼,每到一個場域,都會先對土地的靈,進行虔誠的告解和祭拜。」曹瑞原回憶道,有次劇組決定前往一個祖靈地、對祖靈表達敬意。「那是一個要鑽進草叢裡的地方,裡頭非常安靜──是那種會讓你覺得恐怖的安靜,居然沒有任何蟲鳴鳥叫,甚至連風都沒有。」

祭祀過程中,曹瑞原一直覺得,祖靈當時真的就在現場靜靜地看著他們;等祭祀一結束,樹梢上的鳥便開始鳴叫,風也來了,整個場域轉瞬從原本恐怖的靜謐,突然變得涼爽通透。帶路的族人告訴他,那表示祖靈正在歡迎他們。

「我的教育一直告訴我,很多東西只是迷信而已;但我現在慢慢發現,宇宙裡不是只有人類而已,人類也不該唯我獨尊。如果不敬天,老天是可以懲罰人的。經歷過這次的瘟疫之後,大家應該也能體會到,人終究是無法勝天的,而原住民,就有這樣內蘊的謙卑精神。」

訪談最後,曹瑞原話鋒一轉,坦言歷史其實不是他拍《斯卡羅》最主要的用意。「我只能說,在台灣歷史這幅拼圖上,我擔負起了我的責任、拼上了自己的一塊拼圖。但我最關心的,還是影視產業的未來。」

曹瑞原指出,台灣的高職和大學體系有非常多的影視專業科系,他每天都看見年輕人熱情地選讀這些科系,但後端的影視產業卻依然相當孱弱、不夠完整,導致年輕人花了這麼多時間去學習,畢業後卻只能失望轉行,不啻是國家資源的浪費。

在他看來,台灣人其實充滿文化的質感──幾百年來,台灣這塊島嶼,有多少文化曾經在此沖刷:荷蘭、西班牙、日本、原住民、中國大陸移民,再加上東南亞新住民的文化;只要政府資源夠,其實是可以散發出很大光彩的。「但就算製作預算比不上國外,我們也依然要在國際社會中競爭;如何運用有限的資源,不輕易放棄讓台灣影視業變得更好的機會,就是所有專業工作者的責任。」

曹瑞原(導演|作品橫跨紀錄片與劇情片,屢獲國內、外影展之肯定,包括《孽子》(2002)獲金鐘獎最佳導演獎,《孤戀花》(2005)獲新加坡國際亞洲電視獎最佳導演優勝獎、印度新德里影展評審特別獎,《一把青》(2015)獲金鐘獎及亞洲電視獎最佳導演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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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轉載自《印刻雜誌》第216期(8月號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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