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7/24

荷馬將近三千年前的史詩《奧德賽》到底是怎麼流傳下來的？

諾蘭電影《奧德賽》讓這部近三千年前的英雄史詩引發全球熱潮，但一個誕生於書寫尚未普及年代的故事，究竟如何流傳至今？從歌者的口頭吟唱，到雅典的節慶朗誦、亞歷山大的校勘、拜占庭的抄寫，再到近代印刷、翻譯與銀幕改編，《奧德賽》這個故事的流傳本身也經歷了一場跨越千年、漫長而迷人的旅程。

諾蘭的電影《奧德賽》重新詮釋將近兩千八百年前的史詩，引發全世界對這個古老故事的興趣。

然而，荷馬的《奧德賽》是形成於希臘由口傳文化逐漸進入字母書寫的過渡期，那麼，這部史詩是如何流傳下來至今？

答案是，這是一場跨越千年的「口傳、定稿、校勘、抄寫與印刷」五重歷史接力賽。

要理解這場接力賽的起點，必須提到 1930 年代古典學界最重要的突破——「帕里-洛德理論」（Parry-Lord Theory，又稱口傳公式理論）。哈佛學者米爾曼·帕里（Milman Parry）與阿爾伯特·洛德（Albert Lord）試圖解答所謂的「荷馬問題」（Homeric Question）：荷馬史詩究竟出自單一作者之手，還是由長期的集體口傳逐漸形成？他們在1933 至 1935 年間，前往南斯拉夫，記錄當地不識字的歌手演唱數千乃至上萬行長詩，並由此發展出影響深遠的「口傳公式理論」。

這個理論認為，口傳史詩歌手既不是逐字背誦一篇固定文本，也不是毫無依憑地臨場創作，而是運用世代相傳的套語公式（formulae）、主題（themes）和故事模式（story-patterns），在表演中重新組合、即席吟唱。歌手腦中掌握的是一整套詞彙模組與情節架構，因此能演唱出長達數千行的史詩。這也是為什麼《荷馬史詩》中經常出現重複句式和固定稱謂，例如「足智多謀的奧德修斯」和「玫瑰色手指般的曙光」。

荷馬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口傳公式理論並不等於否定荷馬的存在，也不是說《奧德賽》只是一群人東拼西湊的產物。而是在荷馬以前，特洛伊戰爭、英雄返鄉與海上冒險的故事，可能已由希臘歌者傳唱了數百年；荷馬站在龐大的口傳傳統之上，重新選擇、組織和塑造這些素材，賦予這個史詩精密的敘事結構、人物塑造與主題安排。

無論如何，《奧德賽》不是一本從零開始的書，而是源自長期的集體口傳，經過荷馬或「荷馬傳統」的整合與塑造，再由後世歌者、朗誦者、學者和抄寫者接力傳承，一路抵達今日的大銀幕。

《荷馬和他的嚮導》（Homer and His Guide），威廉-阿道夫‧布格羅（William-Adolphe Bouguereau）1874。

第一棒：英雄傳說的口頭傳承與史詩的形成（約西元前 12 至 8世紀）

西元前12世紀邁錫尼文明崩潰後，希臘世界進入一段缺乏文字記錄的時期，但關於特洛伊戰爭、奧德修斯返鄉和諸神介入人間的故事，在數百年的口頭表演中被保存、改寫與擴充，並由被稱為 aoidoi 的吟唱詩人代代傳承。

約在西元前8世紀前後，荷馬或「荷馬傳統」從這片龐大的故事海洋中選擇素材，將它們組織成規模宏大、結構精密的《伊利亞德》與《奧德賽》。吟唱詩人通常配合里拉琴，以揚抑抑六步格演唱；格律、固定稱謂和套語公式就像爵士樂的節奏與和弦，使歌者不必逐字背誦整部作品，也能依循故事骨架與語言模組，在表演中即席組合出綿延數千行的史詩。後來的史詩朗誦者 rhapsodes，則接手公開演出與傳播這些作品。

The Apotheosis of Homer, 1827

第二棒：字母的誕生與雅典的「國家標準版」（約西元前 8 至 6 世紀）

西元前 8 世紀左右，希臘人從腓尼基文字那裡借來了字母，並加上母音，重新發明了希臘文字。這段時期，史詩開始被零星地記錄在牛皮或莎草紙上，各城邦流傳的版本極其混亂。

到了西元前 6 世紀的雅典，據說僭主領袖庇西特拉圖（Peisistratus）下令召集各地詩人，收集所有流散的吟唱片段，編纂出第一套「雅典官方標準本」。同時，在四年一度的「泛雅典娜節」上，吟遊詩人必須按照這套標準文本的順序，接力背誦《伊利亞德》與《奧德賽》。這讓荷馬史詩逐漸定型。Ulysses Deriding Polyphemus，1829

第三棒：亞歷山大圖書館的「標點與校勘」（約西元前 3 至 2 世紀）

隨著亞歷山大大帝的征服版圖，地中海文化中心轉移至埃及。在偉大的亞歷山大圖書館裡，誕生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現代文獻學家，如禪諾多圖斯（Zenodotus）與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

他們對來自地中海各地的荷馬抄本展開嚴密比對，發展校勘符號與文本比較，並將這兩部龐大的史詩，依照希臘字母的 24 個字母，各自精準地劃分為 24 卷。我們今天閱讀的章節架構，正是這群古代學者在莎草紙卷中整理出的成果。

德國藝術家O. Von Corven在十九世紀創作的亞歷山卓圖書館想像圖，部分基於當時的考古證據繪製

第四棒：拜占庭的羊皮紙與文藝復興時的印刷術（西元 4 至 15 世紀）

脆弱的埃及莎草紙在潮濕的歐洲極難保存，通常一兩百年就會風化碎裂。史詩能夠度過漫長的中世紀，歸功於拜占庭帝國（東羅馬）的默默守護。

當西歐陷入混亂、拉丁文取代希臘文之際，君士坦丁堡修道院與學者們，用極其昂貴耐久的羊皮紙，以希臘小寫書體，一代代手工抄寫著古希臘文的荷馬史詩。著名的 10 世紀《威尼斯抄本 A》（Venetus A），正是這段時期留下來最古老、最完整的《伊利亞德》至寶。

希臘文與拉丁文版《伊里亞德》（梵蒂岡宗座圖書館藏，15世紀）

到了1453 年君士坦丁堡淪陷前夕，大批希臘學者懷抱著這些珍貴的古典手稿逃往義大利，將火種帶回了西歐。1488 年，第一部印刷版的荷馬史詩在佛羅倫斯由學者狄米特里奧斯（Demetrios Chalkondyles）主持出版，這部流浪了兩千多年的作品，終於擺脫了手工抄寫的毀滅風險，進入了印刷時代。

第五棒：當代翻譯與影像的重新解構

進入現代後，這場接力賽並沒有結束，而是轉移到了「譯者」與「當代創作者」的手中。每一種語言，都有無數個關於《奧德賽》的翻譯與詮釋。

例如古典學家艾米莉·威爾森（Emily Wilson），在 2017 年出版了英語世界首部由女性完成翻譯並出版的完整《奧德賽》譯本，全美銷售超過百萬本。她擺脫了傳統維多利亞時代沉重、雄渾的古雅文風，改用精煉且具現代律動感的抑揚五步格，第一句就將奧德修斯定位為「一個複雜的人」（a complicated man），展現出極具現代心理學層次的新視角。

Emily Wilson

這個譯本，這句開頭，成為克里斯多福·諾蘭（Christopher Nolan）改編電影《奧德賽》時的主要靈感之一。諾蘭曾公開提到，威爾森譯本中那種流暢且直面人性複雜度的敘事語感，深深啟發了他如何在銀幕上重新構建這個三千年前的英雄神話。

荷馬《奧德賽》史詩的保存與流傳，是一個不斷變動、選擇和重建的過程。它起初活在吟遊詩人的歌聲與呼吸裡，接著被書寫在埃及的莎草紙上。經過雅典的公共表演與亞歷山大學者的校勘，在拜占庭的羊皮紙書冊中一代代重抄；又隨著希臘學術進入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進入印刷機中，在接下來的不同時期、不同國家，出現各種不同的譯本。當這些文字被轉化成今日 IMAX 膠捲的影音震撼，正因為荷馬這部深入人心的故事，歷經三千年來每一個時代，都以當代人最能理解的方式被重新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