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04

從口傳神話到現代小說：為什麼《奧德賽》與《伊利亞德》需要被一再改寫？

荷馬史詩不僅是西洋文學的源頭，更是一條歷經三千年的文化生成鏈。從口傳神話、荷馬史詩化，到後世改寫本，故事在重述中不斷獲得新意。本文剖析改寫本如何將片段式原作轉為線性敘事，指引讀者兼顧情節全貌與史詩深度，在變動之中體會古典不朽的魅力。

荷馬史詩的重述傳統與現代閱讀

荷馬史詩《伊利亞德》（Iliad）與《奧德賽》（Odyssey），相傳出自古希臘詩人荷馬（Homer）之口，是西方文學史上最早、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敘事典範。它們不僅奠定了歐洲「史詩」（epic / Epik）的敘述形式，更構成整個西方文化想像的原型結構。無論是英雄的榮耀（kleos）、命運（moira），還是人神之間微妙而緊張的關係，都在這兩部作品中獲得了最初而深刻的表述。

史詩最令人著迷之處，在於它同時屬於三個層面：神話、歷史與人性。它既不是純粹的歷史紀錄，也不是單純的虛構故事，而是一種集體記憶的詩性結晶。正因如此，後世無論是哲學、戲劇、文學乃至電影藝術，都不斷回返荷馬世界，重新詮釋這些原初母題。

為了協助讀者理解這一敘事傳統，有必要先簡要勾勒特洛伊戰爭在神話中的整體輪廓。依照希臘神話的書寫慣例，故事往往始於諸神之間的紛爭：三女神為爭奪象徵「最美女神」的金蘋果而起爭執，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將其判給愛與美的女神阿芙蘿黛緹（Aphrodite），因其許諾將世上最美的女子海倫賜予他，遂引發天后赫拉（Hera）與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的嫉妒與敵意。其後，帕里斯帶走海倫，希臘聯軍遠征特洛伊，戰爭延續十年。《伊利亞德》所描寫者，僅為此漫長戰事中的一段片刻，止於特洛伊主將赫克托耳（Hector）之死；而木馬屠城與特洛伊的最終毀滅，則屬於後續神話傳統的敘述，並銜接至《奧德賽》中奧德修斯的歸鄉歷程。

The Judgement of Paris - Peter Paul Rubens (1577 - 1640) - PD-art-100

然而，若從更宏觀的角度觀之，荷馬史詩本身亦只是這一神話傳統發展中的一個關鍵環節。希臘神話最初源於無定型的口傳敘事，散見於民間傳說與宗教想像之中，並無固定版本。荷馬的貢獻，在於將這些分散的素材加以整合與提升，形成具有宏大結構與藝術統一性的史詩作品，使之成為可傳承的文化經典。

其後，希臘悲劇作家如艾斯奇勒斯（Aeschylus）、索福克里斯（Sophocles）與尤里比底斯（Euripides）並未創造新的神話體系，而是以既有神話為素材，將之轉化為對命運、正義與人性處境的深刻探問，使神話進一步獲得倫理與哲學的深度。及至羅馬時代，詩人維吉爾（Virgil）在《埃涅阿斯紀》（Aeneid）中，更有意識地承繼並改寫荷馬傳統，將特洛伊的遺緒轉化為羅馬建國的神話基礎，使神話與歷史敘事交織，服務於帝國的文化與政治正當性。

由此可見，這一傳統並非單一作者的創作，而是一條橫跨數世紀的文化生成鏈：從口傳神話，到史詩的藝術化，再到悲劇的哲學深化，乃至帝國敘事的政治轉化，每一階段都在既有基礎上重新賦予神話新的意義。

然而，現代讀者若直接進入原典，往往會感到某種「斷裂感」。這正是因為古希臘史詩採取的是一種「片段式敘事」（episodic narrative）：它不從頭講起，而是從故事的中段，甚至高潮，直接展開。《伊利亞德》並不描述特洛伊戰爭的起因，也不交代木馬計的結局，而僅聚焦於戰爭第十年中短短數週的衝突核心，即阿基里斯的憤怒與和解。《奧德賽》則同樣不按時間順序敘述，而是透過倒敘與插敘，使主角奧德修斯的冒險成為一種回憶中的敘事。

Aeneas and his Family Fleeing Burning Troy 1654 by Henry Gibbs

正因如此，十九世紀以來出現了大量「改寫本」（Nacherzählung）。本書所依據的英文本，即出自阿爾弗雷德‧J‧丘奇（Alfred J. Church）之手，其目的並非逐字翻譯，而是為青少年與一般讀者提供一個「完整可讀的故事版本」。這類作品往往將原本分散於不同史詩與神話傳統中的材料加以整合，例如海倫之誕生（勒達與天鵝神話）、帕里斯的裁判、特洛伊戰爭的起因，以及木馬屠城的結局等。這些內容多半並不屬於《伊利亞德》本身，而是來自所謂「特洛伊神話循環」（Trojan Cycle）的其他失傳史詩或後世文獻。

因此，讀者必須意識到：眼前這部作品，是一個「經過整理的整體敘事」，而非原始史詩的直接再現。然而，這種改寫並非單純的補充，它同時也改變了敘事的性質。

首先，在結構上，原作的開放性被轉化為線性敘事。荷馬史詩常以插敘、倒敘與多重視角構成一種流動的敘事空間；而改寫本則傾向於依時間順序鋪陳，使故事更接近現代小說的閱讀經驗。

其次，在倫理觀上，也出現微妙轉變。荷馬筆下的世界並非善惡分明，而是一個由榮耀、權力、情感與命運交織而成的灰色場域。英雄既高貴又殘酷，諸神亦常任性甚至偏私。而在後世改寫中，這些複雜性往往被簡化為較為清晰的道德對立，使故事更具教育性與寓言色彩。這種轉變，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羅馬文化乃至基督教倫理對古典文本的再詮釋。

以《奧德賽》為例，其原作結構極具現代性。全書可分為三大部分：首先是「尋父篇」，描寫忒勒瑪科斯的成長與探索；其次是奧德修斯自述的歷險（典型的倒敘結構）；最後則是返鄉與復仇的戲劇高潮。值得注意的是，主角奧德修斯並非一開始便登場，而是在敘事進行相當一段時間後，才逐漸浮現。這種延遲登場的手法，使讀者在期待與懸念中逐步進入主題。

Achilles Lamenting the Death of Patroclus by Gavin Hamilton。

而改寫版本雖大致保留這一三段式結構，但在節奏與重點上有所調整。例如對獨眼巨人、女巫喀耳刻、冥界之行等奇幻段落加以強化，使其更符合一般讀者對「冒險故事」的期待。相對地，原作中關於身份認同（identity）、回歸（nostos）與家庭秩序重建的深層主題，則有時會被這些精彩情節所掩蓋。

因此，本書的閱讀關鍵，在於同時掌握兩個層次：一方面，把它當作一個完整流暢的故事，理解特洛伊戰爭從起因到結局的全貌；另一方面，亦需時時意識到哪些情節屬於荷馬原作，哪些是後世補充。唯有如此，讀者才能真正體會史詩原有的敘事張力與文化深度。

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來看，這種以英雄行動為核心、並納入人神互動的宏大敘事，常被視為印歐語系文化中特有的史詩傳統。相較之下，中國文學自早期即呈現不同發展方向：《詩經》偏於抒情，《春秋》與《史記》重在編年與紀傳，《山海經》雖富神話想像，卻未形成如希臘神話般結構完整的英雄史詩體系。至於《三國演義》，雖常被稱為「英雄史詩」，然其本質仍屬歷史小說：既缺乏吟遊詩人傳唱的口述傳統，亦未建立明確的人神互動框架，與荷馬史詩所代表的 epic tradition，仍有本質的差異。

After John Flaxman RA The Gods Descending to Battle, 1 March 1805

最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亦收錄約翰‧弗拉克斯曼（John Flaxman）的插圖。其線條簡潔、構圖古典，正體現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對古希臘藝術的理想化想像。圖像與文字在此也形成另一層互文關係，使讀者不僅閱讀故事，也進入了一種跨時代的審美經驗。

總而言之，《伊利亞德》與《奧德賽》不只是兩部古老的詩篇，而是一個不斷被重寫、重讀與再創造的文化源頭。從口傳神話的生成，到荷馬的史詩化，從悲劇作家的哲學深化，到羅馬時代的政治轉化，再到近代以來各種形式的改寫與再敘述，它們始終在歷史長河中持續轉變其意義與功能。當我們閱讀這樣一部改寫本時，其實正參與了一段長達三千年的文化傳承：在變動之中詮釋不變，在故事之中看見人類自身。這或許正是荷馬史詩歷久彌新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