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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碩斌談文協百年(一):文協的啟蒙精神,像極了「情書」

1921年10月,一群臺灣社會與文化菁英成立「臺灣文化協會」,那是臺灣第一次全島跨區域的組織,他們的目的是「助長臺灣文化之發達」,希望透過各種文化策略去提升民眾的知識和自主意識,推動進步理念,可以說是殖民體制下文化、社會與啟蒙運動的結合。

百年後的今日,臺灣許多地方都有紀念活動,其中國立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臺文館)以「百年情書」特展來討論當時知識分子和創作者與民眾的關係。館長蘇碩斌本身是一名視野深刻的社會學者,專注文化研究,我們特別邀請他來分享,百年之後,如何看到文化推動社會的力量?

張鐵志(以下簡稱鐵):臺灣文化協會(以下簡稱文協)百年,臺文館有怎麼樣的紀念活動?

蘇碩斌(以下簡稱蘇):今年文化部全體總動員紀念與慶祝1921年10月17日創立的「臺灣文化協會」100年,我服務的臺文館,以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美術館等,都策畫了特展來回顧。

臺文館的特展名為「百年情書」,是對文協核心精神「啟蒙」的一種新詮釋。啟蒙為何重要?我們還需要100年前同樣的啟蒙嗎?當年的啟蒙,是知識分子先吸收了西方文明、渴望邀請全臺灣的大眾加入,希望臺灣人一起進步幸福。

1921年創會章程說「助長臺灣文化之發達」,蔣渭水那年底發表〈臨床講義〉診斷過去的臺灣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兒」,處方是最大量的學校教育、圖書館、讀報社等;這個啟蒙很直白,不識文明的蒙昧者必須啟迪。

但是,文協不是鐵板一塊,啟蒙也不只有一種。文協1921年創立、1923年遷移到臺南、1927年左右分裂,1931年不管是左派連溫卿的新文協或右派蔣渭水的民眾黨,都遭到總督府查滅。所以如果紀念文協是指組織,其實十年就沒有了。

但是,文協的啟蒙精神一直在。以「情書」來重新詮釋啟蒙,就是想探討文協內在的精神、情感。啟蒙,可以解讀為知識分子追求臺灣大眾、許諾共度幸福一生,是不是像極了「情書」?歷史考察到的啟蒙方法很多,「百年情書」展覽提出六封。

蘇:第一封情書的作者是1920年代的賴和。他的小說並不好讀,因為故事多半反覆猶豫,〈蛇先生〉、〈鬥鬧熱〉這些,乍看像在宣揚大眾應該接受文明,但一翻頁又像在質疑文明真的好嗎?他有一篇有名的散文〈無聊的回憶〉有兩句,「時代的進步,與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回事啊」,很深奧,在檢視啟蒙不能太樂觀。所以這封情書吞吞吐吐,是有別於直白追愛,有必要重新讀一次。

展場共有六位文協情書,代表六種啟蒙方法。1920年代的代表,除了賴和還有推廣白話字的盧丙丁。展場更強調1930年代,那時雖然文協已經解散,但啟蒙大眾的方式更有情有義。最重大事件是1934年張深切發起「臺灣文藝聯盟」,邀請更戲劇、電影、文學、音樂、美術的人聚集,他們更熱絡到民間找大眾,對待大眾的視角也更低,距離更近、手段更溫柔。所以1930年代算是延續了文協的啟蒙精神。

1930年代四位情書代表,有繪畫的陳澄波、流行音樂的林氏好、民間文學的李獻璋、戲劇的楊逵。陳澄波貼近礦工生活而畫,林氏好情願將聲樂的學理應用在流行曲盤,李獻璋採集人民傳唱的民謠童謠,楊逵則用戲劇和大眾正面相對。在展場裡,他們都化身成為說書人,用自己的情書講解如何向大眾傳遞情意。

好,那麼多人在追大眾,哪一位最後成功?誰讓大眾成為文明人、成為世界人?事實有點殘酷。用當時號稱人民喉舌的《臺灣民報》來算,發行量一期估計一萬份,一份報紙傳給五個人看,頂多影響臺灣300多萬人口的五萬讀者。這個比例,恐怕讓人很沮喪。

情書寫了,但好像沒人追到手,用當代的玩笑話,都是魯蛇。但我們要問,魯蛇會不會翻身?文協的啟蒙實際人數可能有限,但是文協的精神,真的傳遞很久。臺灣人認為文化可以改變社會、而且不靠政府、自身完成,這種精神在臺灣是第一次,後來就一直出現。

鐵:戰後很長一段,人們並不知曉文協的歷史,可否大概跟我們介紹文協重新被臺灣社會認識的背景。

蘇:文協和文藝聯盟之後不久,1938年臺灣就因為戰爭而進入皇民化運動時期,到大戰結束,臺灣竟一夕之間歸屬到中華民國,再不久,整個中華民國在臺灣了。

曾經有過的日治時代,突然變成禁忌、被遮掩。文協重新成為歷史知識,是1980年代末學者的挖掘,距今也才30年。重新出土的臺灣文化協會,早先多偏重幾位領導的英雄人物、文化運動也多置入更大的框架「民族運動」裡頭被理解。現在,應該可以有更細膩的詮釋。

我們必須審慎看待文協選擇「文化」作為關鍵字的意義。文化活動與政治活動不同,差別是,政治活動以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為職責,例如同一時期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兩個的時間點、參加者都高度重疊。但我認為,文協的重要性特別深遠。文化改造的目的不是權力分配,而是要腦袋永遠打開、讓新思想進來。即使活在敵人的地盤,只要腦袋打開,希望就存在。

文協的想法,與西方文化理論其實不謀而合,也就是要問什麼是真正的解放。義大利思想家葛蘭西《獄中札記》記到,他看到1917年俄羅斯革命好像是成功的農民政治革命,但卻擔憂革命後人民並不自由,因此思考真正的解放需要知識分子的有機連結,也就是搶攻腦袋的「思想陣地戰」。葛蘭西開啟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走向。

蘇:文化的解放,在腦袋的符號運作,不同於政治革命。因為我們要注意,甚至民主都不是終極的解放,因為民主的弔詭是可能以民主形式選出極權政府。文化啟蒙的精神,臺灣人可以出現第一次,就會出現第二次。日治時代的臺灣人在議會請願運動之外,還想像並創立了文協,臺灣真的應該珍惜。

鐵:我覺得這個觀點非常重要,對文協來說,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是三位一體,文化不只是創作,還透過去各地放電影、演說、演話劇,把文化當成一種運動。

蘇:文化協會在1921當年就刻意在表面上迴避政治,以換取總督府容許文化運動。所以確實,是將政治、社會改造放在文化來完成的三位一體運動。文化當然不是狹義的文藝創作而已。文化是Raymond Williams所認為世界上意義最複雜的字,既指涉人的基本教養、指涉人的創作技術,更重要的是,指涉特定人民的生活方式。

蘇:不是菁英才能夠有生活方式,人民和大眾都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此一來,大眾也擁有文化。回頭看1920年代文協的知識分子,比較傾向站在高位教導低位大眾,但1930年代文藝聯盟的文化人已經在懷疑,只能知識分子拯救大眾?所以要更謙卑地面對大眾。

1930年代的啟蒙趣味,在於體認到大眾有智慧。陳澄波的畫,並不是畫完再拿去啟蒙大眾,他走進大眾裡面。「百年情書」特展這回特地向陳澄波基金會借展一幅名為〈群眾〉的畫作,是陳澄波深入市井生活、捕捉群眾樣貌的特殊作品。如果大眾有智慧,反而是知識分子應該來求取,讓大眾解放大眾自己。這樣的文化無疑是一種運動,甚至在政治、社會運動的層次之上。

再舉展場的林氏好為例。她是音樂老師,本來和丈夫盧丙丁做社會運動,丈夫被警察盯上、逃亡失去音訊後,林氏好為了生計去參加歌手招考,成為古倫美亞唱片旗下的流行音樂歌手,唱紅了〈一個紅蛋〉、〈月夜愁〉,也到日本學聲樂,再將歌仔戲演員純純訓練為臺語歌一線歌手。

我們怎麼看林氏好?在向商業妥協?未必,她更心存社會關懷在與大眾溝通。另一位1930年代的李獻璋,堅持保存歌謠、民間文學、傳說的民眾智慧,一人採集、出版,遠早於戰後許常惠、史惟亮的民歌採集運動。這些實踐案例,都讓我們看到臺灣1930年代的啟蒙,也符合西方左派文化解放的方向。

蘇:100年前的臺灣文化人,已具有世界的遠見。「百年情書」展場有一條走廊,掛滿西方哲人的摘句,狄更斯、杜威、托爾斯泰,這並不是亂貼應景,而是策展團隊根據文協成員賴和和劉青雲的書單循線找來的。我這裡也有一筆資料,是李篤恭的文章。'

1918年出生的他回憶年輕時,「只要稍微有辦法的,家家戶戶都會購置幾十大本為一套的世界大思想全集、世界文學全集、日本文學全集,大人們開口叔本華、笛卡爾,康德、萊布尼茲、貝多芬、林布蘭特······。」聽到這些名字,就知道那時臺灣亦步亦趨跟著世界最新思潮,我們今天倒要感嘆好像沒有進步太多。

鐵:這也是我想問的,百年前他們主要是精神啟蒙,那你覺得百年後的今天,文協對我們最重要的啟發會是什麼?

蘇:運用手上既有的材料、大膽想像美好的未來。我想強調,文協的實踐和文協的精神,文學都是很根本的主力。文學和藝術的特殊能力在於不願承認現實社會是完美的,因此必須想像還有第二世界—世界之外還有一個可能到來的second world。臺灣1920年代代表性的文化創作,最早就從文學開始,尤其是新小說。藝術全面開花,要到1930年代,美術、音樂和戲劇都來了。

甚至有人發現臺灣沒有舞蹈,還從日本聘請著名的石井漠、崔承喜來到臺灣演出,身體線條的美就啟蒙了蔡瑞月。現代舞呼應了反纏足運動,並且更積極讓女性身體解放、帶動社會解放。日治時代的文化運動,真的留下遺產。所以我們如果承繼文協的啟蒙精神,就不可以認為有民主、有選舉、有自由就可以。不能停下來。啟蒙的精神是,對現實永遠不要滿足,必須不斷想像第二世界。

鐵:因為你自己也是學者,所以純就歷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你覺得我們對那段歷史的認識,還有什麼其實是不夠理解,在學術上可能要更多研究?

蘇:1980年代末期,周婉窈、林柏維等幾位老師投入文協研究,透過重要的領袖讓我們知道歷史,例如林獻堂、蔣渭水這些最熟悉的人物。但是後來漸漸發掘,其實全臺灣都遍布文協人,在各個地方、各個領域發揮。這絕不是說林獻堂、蔣渭水不重要,或是說文協領袖不是英雄。

我們社會已經成熟到不會迷信英雄主義的歷史觀了。英雄主義只能看到英雄創造歷史,但文協啟蒙的英雄,不是置身群眾之外的英雄,而是活在群眾之間的英雄。甚至可說,啟蒙希望所有人成為英雄。這種力量也不是齊頭平等,不是喊幾句共榮共富、劫富濟貧就能完成。人人都是英雄的具體做法,文協運動就散布臺灣各地。

鐵:文協當時涉及的地域含括很廣嗎?

蘇:文協在1921年10月17日成立時,應該就刻意在平衡地域,那時臺灣的行政區分是五州,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文協大會選出理事41人、評議員44人,各州都有,活動也是到處都有。當然臺北市太平町還是最重要基地,但臺中、嘉義、臺南也都有大量活動,花東稍微空白一些。

臺文館正在編一本文協的地景書,共選了很有故事的地景一百點,一百點(tsi̍t-pah-tiám)臺灣話是一百個,也是一百分,將在10月出版。文協一創立,文協人就在各地推動,學校、公會、廣場,是最一般的地點,但很多活動辦在寺廟。

寺廟?文協不是都反對迷信?很有趣,因為那裡有最多臺灣人進出,是啟蒙的絕佳場地。1921到1930年中期的十幾年間,讀報、講座、美術、音樂,環繞全臺灣,臺南祀典武廟是基督教徒蔡培火開設羅馬字培訓的班址,臺北站前新光百貨當年是鐵道飯店,也有臺灣美術運動宣言。按照地圖去找,臺灣還能看到文協歷盡滄桑的痕跡。

我是空間研究者,我認為,文協有一個空間上的重要意義,他們把全臺灣設想為一個邊界清楚的共同體、而且以全臺灣為單位搞組織,都是臺灣首創。清代以前,並沒有全臺灣一體的概念,各族群的人都局限在他的地方社會,只注意身邊利益關係,不會關注全臺灣的。日本殖民現代化統治,把臺灣原有的地方社會打破,但同時,也為「臺灣成為臺灣人的臺灣」留下契機。

例如1908年的縱貫鐵路,迫使臺灣人遵守同一套鐘錶時間,也知道可移動的空間範圍,就這樣形成全臺灣的共同邊界。《臺灣民報》創刊詞有句口號「最親愛的三百六十萬父老兄姊!」根本是臺灣「想像共同體」的證據。因為民報發行量一萬份、頂多五萬人看,憑什麼講360萬?那句口號,是把全臺灣人口都當作是理想的對象了。

◧ 待續,全文請見《VERSE》第8期

蘇碩斌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戶籍在臺北,出身於臺南,原修讀社會學,現任教文學所。研究都巿、觀光、媒介,日常以三餐、甜點及咖啡為主節奏而往復前行,最近在思索文學如何介入社會,順便期待後現代的人類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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