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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NOW ✕ 陳汗青、蔡博丞、楊世豪

向外出走,回返自身:台灣當代藝術的國際進出


《浮花》演出劇照。

藝術如花,開闔有時,卻能跨越語言藩籬,於四海之內激起各種美的感受。一旦加入跨國合作經驗,藝術更將不只是一場煙火秀在異國的舞台上施放,而是讓我們以觀看的方式參與、滲透進表演者的文化。台灣表演藝術產業的國際進出,已是近幾年來的重要討論。本篇邀請製作人陳汗青、舞蹈家蔡博丞、藝術家楊世豪暢談台灣與國際間的藝文連結。

陳汗青:我思考的不是藝術,是生活

台日混血的陳汗青,擁有雙母語的能力,想來應當是跨國合作的重要利器。對此他說:「之前巡演的時候就會發現,劇場好像有一個獨立自成的語言。無論觀眾是否聽得懂,都可以透過作品有不同的感受;甚至是燈光、服裝、舞台設計也是,有時候他們只要比個手勢就能夠交流了。」他笑稱,這樣看來「劇場」彷彿是另種特殊的國籍類別,無論說哪種語言都沒問題。

比起語言,陳汗青認為人與人的相處更為重要,而這點必須通過長期的時間方能建立起足夠的默契,也才能夠使「跨國共製」真正成立,非單方面的給予及接受。他說:「跨國共製,它必須是一件很花時間的工作,如果無法投注那麼多時間,就不要挑戰。」

陳汗青早期剛與日本製作方接觸時,得頻繁的台日兩地間移動,時常是早上人在台北開會,晚上就出現在日本的某個藝術節現場。此舉不光是為了情感的建立,更是消彌國籍上的「標籤化」。

「一旦這麼做,就會知道日本不是一個可以用『日本文化』取代所有的事,我在名古屋、京都等地做的每件事、每個判斷都不一樣。土地各有自己的符號。我思考的不是藝術,而是當地的生活。」他說。

楊世豪(左)與中、日雙文化背景的陳汗青,在舞台上和真實生活都有許多交流和合作。

以這點來看,也是台灣有趣的地方。台灣的多元性、以及有限的地理環境,反而間接消弭許多地方差異,使得「多元」本身成為一種特殊的符號,因而培養出各色的角色與作品,很容易給他方帶來驚喜。

「所以我在看跨國共製的時間軸,都以兩、三年甚至更長的時間為基準。也是因為這樣,許多製作也不會產出單一的結局,會有很多人際關係的改變。」陳汗青分享道,並且他也強調這層改變不僅是認識他人,更是透過他人眼光,更加清楚自己的位置,也能夠使原以為平凡無奇的事情顯得熠熠生輝。

蔡博丞:選擇藝術,就是選擇良善

憶起2020年,巴黎巴塔克蘭劇院發生駭人的恐怖攻擊,新聞轉播頻頻,其中一段吸引了蔡博丞的目光,那是一位父子接受記者採訪,孩子抓著爸爸說:「我好害怕。」而父親像是在回答孩子,也彷彿是在安慰眾人:「不要怕!壞人有槍,我們有玫瑰花。」

蔡博丞分享他藉由藝術所獲得的關於自我與生命的學習。

槍與玫瑰的衝突關係,不僅是是丞舞製作團隊之新作《Before we say goodbye》的靈感起源,亦可說是他藝術生命的核心思想:藉由藝術,給予生命一個良善的選擇,一個關乎愛與美的體驗。

自左營高中舞蹈班畢業,學生時期的訓練不僅帶給蔡博丞強大的紀律規範,更使他明白藝術創作無論如何離不開「人本」思想。從表演舞者、幕後的設計團隊、乃至現場觀眾,全都是表演的重要環節,他相信成就藝術的並非藝術本身,更是眾人對於彼此的尊重。而這份尊重,足以使美的感受產生強大的變化,產生力量去影響社會。

藉由「誠實」所創生的美感經驗,蔡博丞分享兩部自身創作:2015年在哥本哈根、瑞士、西班牙都拿下金獎的作品《Hugin/Munin》,談起此作,蔡博丞記憶猶新,在國際哥本哈根賽事上,比賽一結束,就有個老先生舉手道:「我不敢相信,這是我們北歐神話,居然有一個來自亞洲的編舞家跳出來給我看,還是用『他們的語彙』來傳達這件事。」

另一方面,看到2021年7月甫落幕的《愛麗絲》,他讓表演者以斗笠代表士兵的意象,看似強烈衝突的東西文化,竟在該作中以充滿趣味的融合了起來——言至此,我們早該發現蔡博丞那驚艷國際的藝術語彙,到底不離台灣這塊土地。也非刻意安排,無論是北歐神話,或者經典童話,其翻轉元素皆來自他在高雄崗山的成長記憶。

「誠實」是直面內心、爬梳自身,並由此朝向不同的文化故事,產生共鳴對話。此話說來容易,卻是費盡心思才能明白起點與終點本是相同,原來對於人的關懷,也是對於自己生命經驗的關懷。這份情懷,也正是蔡博丞所做的,良善的選擇。

《浮花》演出劇照。

楊世豪表演照。

楊世豪談心中的舞台

大環藝術家楊世豪說他曾經很害怕「舞台」。就讀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時,他每回上台總擔心失誤,只道:「連我上去要唸一段獨白,都要在後面準備很久。」不過離開台灣、走上歐美的街頭以後,他恍如找到天職一般,感到無比自在。而這趟從國外發跡、再慢慢表演返家的旅程,不僅只是一段歸鄉的路,也是他的啟蒙之路。

自戲曲學院畢業那一年,也是楊世豪決心向外探索、實驗自身成果的一年。他試著向國外的藝術節、競賽投件,未料初試啼聲,便從世界百多人徵選的賽事中脫穎而出,開啟他歐洲巡迴的表演之路。

藝術原來是有這麼廣大的市場存在的,他為此驚奇。但要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表演」走向「藝術」的範疇?他開始思索到底是什麼,使存粹的「表演」有了「藝術」的層次?楊世豪抓抓頭,誠懇地說他其實還在尋找。這個疑問自他重返台灣以後就沒中斷過,但若真要舉例,興許可拿去年年他吳青峰「上下冊」演唱會中的大環表演為例。

起先,他肩負表演兩首歌的壓力,力求將能量填滿歌曲中的每一寸,讓手中的大環轉好轉滿。當時的藝術總監(恰好也是陳汗青)見狀建議:「第二首歌不要做滿,演一半就好,花點時間讓觀眾看到你不是在表演的樣子。」楊世豪起先遲疑,最後卻無比享受這樣的安排,他回憶:「身為一個表演者在台上。那不是展露技巧,而是我和我自己,有種戲如人生的感覺。」

從一個表演者,化作一名創作者,最終成為「自己」。這條漫漫長路,是他出走台灣、再次回返以後才明白的事情。

為藝術「出走」內外都獲得

三位藝術工作者的專業領域各異,然牽起彼此的共通點,除了與台灣的羈絆,便是專屬這個世代所養成的藝術思維——陳汗青、蔡博丞、楊世豪三人皆是於解嚴後所長成的青年,如今漸漸成為這個世代藝術文化的梁柱。

若說上一個世代是在規矩中學習如何自由,那麼這個世代,或可說是在自由裡學習紀律,在紀律後明白自己能走得多遠。這份自由,無形中形塑出藝術家的個性。使台灣像是一個大型的實驗場域,任由各色作品飛揚——「實驗場所」的概念,是楊世豪提出來的比喻,他說自己相信藝術必須不斷出走,也是仰賴台灣的多元自由的思想所產生的結果。

「國際交流」一詞,聽來總是向外前進,然多數時候,外在的跨步,帶動的是內在的返歸。諸如三位藝術工作者,一再出走,卻是一次次地向內探索。他們投注時間,使每一次的相會都不僅是煙火的一瞬之光,更是年復一年的循環綻放,連結人與土地,文化與習性,連繫起彼此的生命的一段旅程。

這塊土地讓人相信,無論走得多遠、多久,待再次重返,總是能找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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