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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犯》出品人陳國富:是時候來做更難的劇了

台劇《模仿犯》全面解析:從日本原著到製作幕後

《模仿犯》出品人陳國富:是時候來做更難的劇了

改編自日本小說家宮部美幸名作的同名華語劇集《模仿犯》,在Netflix上架首週即奪下台灣榜首,不僅在多個國家地區衝進熱門榜,更進入全球即時排名前十名,成為串流平台裡最高收視紀錄的華語劇集,為產業立下新標竿。片頭名單中的出品人欄位,陳國富的名字喚起許多影迷記憶,這位影評出身的電影人是亞洲影視圈最重要的導演暨監製之一。他認為,《模仿犯》的改編,對整個產業來說,是一座值得跨越的高牆。

資深電影人陳國富。(攝影/汪正翔)

改編自日本小說家宮部美幸名作的同名華語劇集《模仿犯》,在Netflix上架首週即奪下台灣榜首,不僅在多個國家地區衝進熱門榜,更進入全球即時排名前十名,成為串流平台裡最高收視紀錄的華語劇集,為產業立下新標竿。片頭名單中的出品人欄位,陳國富的名字喚起許多影迷記憶,這位影評出身的電影人是亞洲影視圈最重要的導演暨監製之一。他認為,《模仿犯》的改編,對整個產業來說,是一座值得跨越的高牆。 

就跟小說劇情一樣,現實中的《模仿犯》劇集改編過程,從前端籌備到後期製作,峰迴路轉(詳情可見VERSE相關報導)。主創團隊「瀚草文創」創辦人曾瀚賢表示,這齣劇,倘若沒有「老師」的幫忙,就無法順利推行,而他口中的老師,即是出品人陳國富。

陳國富是亞洲影視圈的大人物,過去曾先後參與周星馳《功夫》、李安《臥虎藏龍》等名作的開發策劃;經手《非誠勿擾》系列、《狄仁傑》系列、《太極》系列等賣座大片的製作。影評出身的陳國富其實是寫而優則導,舉凡結合紀錄片手法與實驗意味的《徵婚啟事》(1998)、創下台灣大型驚悚片里程碑的《雙瞳》(2002),以及掀起日戰諜報片風潮的《風聲》(2009),皆為商業電影形塑新的可能。

在第20屆「台北電影節」,陳國富獲頒該年「楊士琪卓越貢獻獎」,肯定他為台灣電影產業拓荒、冒險及創新的精神。電影是陳國富自年少時所培養的興趣,但踏進產業核心是誤打誤撞,「我到現在也不知道,為什麼侯孝賢、楊德昌、張華坤那些人,對我(拍片)這麼有信心?」

第一個叫陳國富去拍電影的人,是導演楊德昌。

陳國富人生拍的第一支片子,是幫朋友做的電視專題紀錄片,緣由是朋友做這個案子沒錢了,拗他來拍個兩集。從沒拍過片的陳國富,就這麼硬幹了。

這件事後來被楊德昌知道,某天他向陳國富問這部紀錄片來看。陳國富找出錄影帶,去楊德昌家裡播放,「他舊家在濟南路那兒。那天他只看完片頭,就跟我說:『你一定能拍電影。』」那時楊德昌剛拍完《青梅竹馬》,個人風格已然成形。 他的話在陳國富心中埋下種子。

受到楊德昌、侯孝賢等人的鼓勵,陳國富因而從影評走上電影製作之路。(攝影/汪正翔)

1986年,在楊德昌40歲生日的慶生聚會上,一群年輕電影人發表了「民國七十六年台灣電影宣言」(亦稱「另一種電影」宣言),向政策單位、大眾傳媒與評論體系三方喊話。後人多以該事件當作「台灣新電影」時代結束的分水嶺——是時候要追求「另一種電影」的時刻了。

陳國富或許就是追求「另一種電影」的開拓者。

就像此刻由他出品的《模仿犯》,「當影視產業發展到一個階段,就會面臨是否能工業化,我們避無可避。」陳國富說。

從硬核影迷到產業龍頭

「另一種電影」宣言發佈的兩年後,幾位簽署者,包含楊德昌、侯孝賢、吳念真、陳國富等人一同創辦了名為「電影合作社」的團體。創辦人之一的詹宏志曾回憶道:「電影合作社」是一個概念,而不是一個正式公司,當時眾人在年代電影公司樓下借了間辦公室,最常泡在辦公室寫東西的人,就是陳國富。

陳國富在20歲那年迷上電影,當時沒有太多選擇,電影院放什麼片就看什麼,他從香港邵氏的武俠片和義大利式西部片(Spaghetti Western)開始看,到後來沉迷於所謂的藝術電影,他說,少年時的觀影之路是飢渴的,唯一的念頭就是想看到更多。

那個年代沒有太多電影資料可供查閱,年輕的陳國富在台大附近一個巷弄裡的書店發現一些盜印的外文書,「我在那裡找到柏格曼(Ingmar Bergma)的劇本,還有關於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電影理論,就這樣一本一本買回家,自己消化。」

某天,一位在片場當攝影助理的朋友去他家,看到書櫃擺滿英文電影書籍,問他要不要寫些電影的文章,但沒有稿費?幾個熱愛電影的青年就湊在一起,將彼此對電影的看法集結成報紙式的刊物。陳國富說,出版這些刊物,純粹憑藉一股熱情,「那時因為戒嚴,出版自由受到限制,有時當期刊物剛在印刷廠印完,警備總部就全部抄走了。」

25歲那年,陳國富為電影圖書館編撰了一本《希區考克研究》,又翻譯了耶魯大學電影暨比較文學教授 Dudley Andrew 的《電影理論-電影:材料・方法・形式・功用》一書。他不停地寫。寫字讓他與其他愛電影的人相遇。在那個資訊不發達又封閉的年代,陳國富憑藉對電影的熱忱,得以認識一群跟他一樣愛電影的人,一起看電影、討論電影。

「我才知道原來有這麼一群人,跟我一樣喜歡電影,他們會湊錢在西門町租試片間、租舊片拷貝,把大師的作品一看再看。」如今的陳國富說話很慢,像用緩慢的步伐追逐著一個很遙遠的事,「我年紀小了一點,沒有趕上那個時代,但大家應該聽李安回憶過這件事,李安說過改變他人生的、柏格曼的《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就是在那個試片室看的。」

後來,這群同好會成員各分東西,有人出國留學,有人進了劇場,像金士傑;亦有人真正走向電影產業,像李安、杜可風,以及他自己。

作為已累積百億票房的金牌監製,陳國富並不試圖複製過往成功案例,而是思索如何製作更難的作品。(攝影/汪正翔)

三十多年來,陳國富經手過的作品票房已累積近百億,是名符其實的億萬級金牌監製,但他很少回顧或重複那些成功的案例,他笑稱這是莫名的固執,他從不去關注影視流行趨勢,「我反而會一直去思考那些⋯⋯比較失敗的、回饋不是那麼好的片子。」

他形容,就好像一直在傷口上撒鹽,逼自己回到失敗的歷史時刻裡,去捉模或反省:有沒有一個可能或轉折能讓這部片變得成功,或起碼阻止這些作品的失敗?陳國富將這樣的心態歸類成一種由好奇心所推動的自我辯證,而不願安逸於什麼都在意料中的舒適圈裡——我們能否製作出更難的東西?

我們何以洞見人物的動機

這種「挑戰更難的劇」的念想,就是《模仿犯》的源頭。或許是文字工作者出身使然,閱讀在陳國富生命裡具有不可抹滅的地位,也與他在影視方面的思考互通,過去他所執導的《風聲》、《徵婚啟事》都是出自文學作品;《我的美麗與哀愁》也是根據中國傳統戲曲《還魂記》(又稱《牡丹亭》)所延伸。

《模仿犯》這個案子擱置在陳國富身邊許久。在理解完原著後,陳國富腦中充滿疑慮,因為監製生涯資深如他,一時片刻也沒有辦法想像要怎麼改編這本經典小說。作者宮部美幸在故事裡所設計的多重視角敘事極其精彩,但多線發展通常是影劇文本最擔憂的事情之一,陳國富說:「我會一直去揣摩宮部美幸當初寫這本書時的心境,她為什麼要這樣書寫人物?這種寫法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她還是這麼做了,而且成功地打動多少書迷。」

因此,消化原作者採用的多視角敘事,是主創團隊必須遵循的道路,這對劇組與演員來說是個挑戰,「也是我們對觀眾的挑戰。」

他和瀚草文創的曾瀚賢說,這部劇,應該要在台北做。

瀚草文創創辦人曾瀚賢(圖後方)與陳國富同為《模仿犯》劇集的出品人。(攝影/汪正翔)

《模仿犯》原著設定在90年代,那時的日本剛迎來泡沫經濟破裂的狀態,宮部美幸精準捕捉了那個時代混亂不安的人性,陳國富在讀小說的時候,總覺得故事裡的那個城市氣味跟台北很像,「就是一個解嚴之後,許多事情快速發展,但又充滿焦慮不安的大環境。」

一座擁擠的城市正吸收著文化思想的開放,尤其是媒體的開放——第四台蓬勃發展、百家爭鳴,電視新聞開始追求速效刺激,這不只是供媒體人表演的舞台, 現場 call in 節目使每個人都可以輕易地上電視(即便只是聲音),這對於觀眾群體的意志與心理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想讓《模仿犯》傳達這種變動與不安下的人性底線。」陳國富說,這部劇一直令他回憶起當年拍《雙瞳》的感覺,當年他將歐美影視常見的連續殺人案文本賦予宗教奇幻與解謎推理元素,並引入國際級的製作,為台灣驚悚電影樹立了新的典範。

追求刺激的新聞媒體與社會變動,兩者之間的相互關聯成為《模仿犯》的重點命題之一。(圖片/瀚草文創提供)

然而犯罪片中的命案慘劇只是背景,一齣故事是否動人,還是得回到「人物的動機」,「我會一直提醒製作團隊,我們不是只要做那種獵奇、懸疑的東西,『人物』才是最重要的。」

陳國富說,劇本裡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條線,人跟人之間則交織出錯綜復雜的蜘蛛網,每多一個角色的支線要講,就多一件事要記得收回來,避免讓角色淪為「工具化」服務,「即使是死者(屍體)也一樣,他們都是有自己的人生和故事的。」

這種兼顧全盤的做法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當主創團隊決議要重現這種多方視角的原著特點時,大家皆有共識,這就是必須要突破的障礙,否則何必要去改編這本經典小說?

在故事裡辯證角色的所有設定

對一件事反覆抱持質疑,是陳國富面對劇本經常使用的招數,比方說吳慷仁飾演的檢察官郭曉其,是原著不曾出現、也沒有類似對應的角色,而陳國富總會不厭其煩地對這個主角提出質疑。

陳國富透露,一開始這個主角像是個通俗手段:在警匪劇裡設計一個正義的角色,賦予其光環,這樣觀眾可以用比較習以為常的方式來看劇。當然,最終郭曉其並非上述所講的那麼單純,他有很多複雜的心理狀態,劇本最終也盡可能淡化了他的英雄色彩,而是去強調他的平凡與脆弱(演員本身則是注入「疲倦感」,詳情請見VERSE對吳慷仁的專訪)。陳國富認為,有很多庸俗的作品,就是一直給予角色功能性的符號,卻又不解釋這些符號,「所以我們要在說故事的過程中去辯證這個問題。」

陳國富認為吳慷仁(圖中)的演技賦予角色更多深度與可信度。(攝影/汪正翔)

而吳慷仁的演技與表現則讓角色賦予更多深度,陳國富讚賞其演出,認為演員把人物重新理解,而不是照編劇原本描寫的照本宣科,「他在原有的人物基礎上又往前走、往裡面走。當我看到毛片時,就覺得這位演員提高了我對文本的想像,簡單來說,就是他演的郭曉其更可信、更有說服力。」

與眾多演員交手過的陳國富說,他很難具體形容一個演員需要具備的條件,但他很相信「誠懇」這件事,這包含說台詞的能力,同樣一句話,好的演員就是能說得誠懇,除了天賦與後天訓練外,也需要生活的積累,當然,更不乏劇組與製作團隊的同心協力。

作為劇中主角,吳慷仁認為《模仿犯》是一個累積的成果,「它不是一日促成的,而是這個業界的很多工作者,累積了各自過去的東西所堆疊出來的。」他說,類型戲有很多技術層面的東西,對演員的表演也是非常技術性的挑戰,這次作為演員,他很難得在很前期就參與討論,甚至可以真的對劇情發展與變化提出建議,這使演員在表演上更有感覺、更扎實。

吳慷仁所飾演的檢察官郭曉其是原著未曾出現的角色與設定。(圖片/瀚草文創提供)

值得挑戰的事物都是從零到一的

年輕時,陳國富曾日以繼夜、瘋狂地追求電影。但近年他卻有點感慨,現在似乎沒有那麼多值得我們進戲院看的作品了,做影視的人總是無時無刻在思索著作品與觀眾的距離,《模仿犯》的原著讓他看到許多值得反覆思索的提問,宮部美幸在上個世紀提出的洞見,在科技資訊更為便捷的二十多年後依舊不過時,人心焦慮與傳媒亂象不減反增,有如預言般精準。

而一齣劇要做到能夠承載這種時代性的能量,勢必會有娛樂之外的考量,作為出品人,陳國富眼中的《模仿犯》仍有很多試著去跟觀眾親近的部分,例如,製作的質感、引人入勝的推理與驚悚元素、便於咀嚼的警匪色彩等等,但他更希望這部劇能引起大家思考——到底不斷前進的世界給我們提出什麼新的挑戰?

本劇製作主創的瀚草文創在2010年就以《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成名,之後接連透過《麻醉風暴》系列與《誰是被害者》等作品,將過去台灣影視少有的職人劇與懸疑劇推向國際,但這次要改編日本推理小說名作對他們是全新挑戰,製作人曾瀚賢認為,《模仿犯》是眾人迎難而上的成果,畢竟要改編經典本就充滿壓力,更別說前面還有日本電影版與電視劇版的兩項成功先例,因此,不斷地砍掉重練、反覆推敲現有成果,成為劇組日常。

《模仿犯》對製作方與演員來說,是眾人迎難而上的成果。(攝影/汪正翔)

「這就像現在有一個很棒的舞台,你要不要站上來?所有參與的劇組成員,包含演員,每個人都是覺得這個絕對值得也應該要挑戰的。」曾瀚賢說。

兩位導演張榮吉與張亨如同時分成A、B兩組進行開拍,確保錯綜復雜的角色支線都能夠順利完成拍攝,並在疫情最險峻的時刻完成拍攝,最終拍出的毛片總長大約是《誰是被害者》的兩倍以上,光後製剪輯就花上近一年的時間。

這種高度工業化的拍攝做法在台灣業界可謂極端特例,但陳國富適時的建言就宛如定心丸,為所有複雜的概念收攏回同一個交集上。曾瀚賢回憶道,陳國富鮮少出現在每一次視訊會議裡,「老師很害羞,他不太願意面對眾人說話,即便是隔著電腦鏡頭。但他每次都會在文檔上寫滿字,一字一句地給予我們珍貴的建議。」

為商業電影開拓更多可能性的陳國富,相信影視走向工業化必然會伴隨許多試探大環境極限的挑戰。(攝影/汪正翔)

上架至今,《模仿犯》的能見度與討論度毫不愧對其「旗艦級」的製作,如吳慷仁與曾瀚賢所言,這是一場艱辛但豐收的過程,當影視產業走向工業化規模時,從製作方、文本創作者到演員們,整個產業的工作者都需要一起去觸碰更艱難的東西。

當《模仿犯》擠身串流平台全球排名前十、締造嶄新紀錄時,等同為台灣樹立了新的高標竿,觀眾也將期待更大的IP或規格。陳國富說,在這個圈子待久了就知道,挑戰是不會停止的,「而且這些挑戰都會伴隨著矛盾,讓你輾轉悱惻,但最終我們都要想辦法接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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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郭璈 攝影/汪正翔 圖片/瀚草文創 提供 編輯/Mion 核稿/郭振宇、郭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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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ERSE》上班、寫作和當編輯;在搖滾樂團裡彈吉他、寫歌和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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