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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青出社會!太陽花世代的政治覺醒之路

2014年,在318學運現場。(圖/黃銘彰攝影)

二十多歲的青年世代對公共議題從環境、性別平權到台灣主體性都有強烈的價值認同,有人稱呼他們為「覺青」,而2014年3月的太陽花學運,是他們政治認同形成中的關鍵時刻。當時參與的大學生,今年已近30,不少人都在後來投入公共事務,他們有什麼共通性?而那些沒有親身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年輕人,又帶著什麼樣的故事投入公共倡議工作?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反對當權者架空民主實踐,要求以民主法治程序為本,謹慎與中國強權交往。這一場運動,是年輕世代自國民黨於2008年重返執政以來,不斷操練、串連、多方議題動員而聚合的結果。

他們的動員樣態富有彈性,有節點而未必有組織;他們的啟蒙、知識裝備與訓練,並不必然來自大學內的傳統學運社團,政治行動也廣泛、多元,在街頭、議會、選舉、實體到網路社群,無處不可做政治。經驗過大規模的動員後,回歸一般政治生活,其論述涵括範圍甚廣,專業化程度也深淺不一。

從日常小物的群眾募資,到個人身分認同的性別政治,再到永續能源的政策選擇,都可以看到年輕公民強調溝通、相互說服、追求透明負責的決策過程。21世紀的台灣,青年公民的政治理念很清楚—一個民主原則,多方多元表述。

在政治領域的二十餘歲青年,幕僚與民選公職為兩大出路。而這兩大出路並非互斥,反而可能在黨職、公部門幕僚、民選公職幕僚、政黨友好非營利組織、自行參選之間來回流動。另一方面,投身社會運動工作的年輕人也有更多選項,除了受僱於行之有年的社會運動組織之外,更多的是自行組隊,成立新創非營利組織。

318青年佔領立法院,反對黑箱服貿行動現場。(圖/黃銘彰攝影)

公民政治基礎  支持年輕世代投身政治場域

許恩恩,1992年生,任職於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辦公室。他的故事讀來是典型的「憤青」轉入體制。大學從高雄北上,就讀於台北大學社會系,組織異議性社團;研究所到了清大社會所,指導老師是吳介民,「野百合運動」成員。

許恩恩的政治行動成長於國民黨執政後半期,當時校園與街頭的邊界開放,學運網絡不斷在各個議題中聚合、再聚合,動能累積至太陽花運動爆發。運動期間,他一直待在立法院議場內,才意識到自己的政治觀點仍有許多模糊之處。「我不是一直都那麼關注泛台派運動的人。我發現,我自己的路線或意識型態好像還沒有很確定,」

他分享,「議場裡面已經有超多意見了,不同的小組,還有議場外,之間還有複雜的權力關係,要怎麼去整合大家的意見跟做決定?」「衝組」的學運分子衝入革命現場,突然發現民主治理的混亂,以及溝通的重要。

許恩恩的行動焦點開始轉向:「這啟發我,比起選擇一個理念一直去倡議,我更想要去促成一些討論。太陽花運動時,我被迫要做這件事,從而發現這件事好像滿重要—或者我有點喜歡做這種事情。」畢業後,遇上2018年底的公投慘敗,決定「還是要做點事情」。

圖/許恩恩提供

許恩恩先在現任台北市議員黃郁芬辦公室擔任法務助理,半年後接受了g0v社群朋友的邀請,加入之前就在g0v認識的行政院政委唐鳳團隊。工作內容是推動「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理念,延續他從太陽花後持續投入的公民會議實踐,從體制外轉入體制內。現在,他從政府內部嘗試打開行政機關。



黃捷,1993年生,今年28歲,高雄市鳳山區市議員。他的政治啟蒙是高中時期的福島核災,隨後進入台灣大學就讀,在公共衛生學系與社會學系兩大社群中,政治實踐意識成型。投入政治工作的關鍵,「其實也是一場意外,因為318,學校老師組織了政黨『時代力量』,然後進入立法院。後來老師紛紛投入政治之後,我就開始跟著助選。」

政黨徵召黃捷投入市議員選舉,在老師們的鼓勵下,「我覺得那也算是一個社會學的實踐吧!」沒有想太多就參選了。三年多來,歷經因質詢片段爆紅、挺過罷免案,黃捷已經是享有全國知名度的年輕政治人物。

在地方第一線服務鄉里,市議員身分成為黃捷最主要的認同,念茲在茲的是怎麼「好好勤跑基層,讓長輩知道,我也是可以完成他們交辦的事情的人」。一開始進入地方感受到他形容「突破三觀」的世代衝擊,已經開始在真實的人際連結當中雙向消融。

黃捷是相信價值的理想主義者,願意投入「九成的力氣跟時間在地方瑣碎的事情上」,以獲得信任與空間,「另一成的時間我可以去推進步的法案與政策。」

公民政治的基礎建設,是支持太陽花世代投入政治工作的背景。在許恩恩與黃捷的故事中,可以看見所有重大的生命轉折,都有累積已久的動能,支持著年輕公民一步步踏入政治實踐,包含:具批判性思維的學校教育、連接校園與政治的職訓軌道、穩定的選舉制度與權力輪替,以及願意投注資源並信任年輕人的選民與市場。

圖/黃捷提供



具本土意識的批判思考教育,是培育太陽花世代的關鍵。受大學教師影響而投入政治實踐,隱然成為一種集體經驗。年輕世代一方面在校園中獲得知識裝備,另一方面獲得職業訓練,包括非制度性的動員經驗與論述實作,以及制度性的實習、招募計畫。

例如,現任時代力量媒體創意部主任楊承桓,畢業於東吳政治系,在校期間,他參加系上舉辦的工作坊,「有點像政治幕僚的培訓班,沒有很長,好像八堂左右。」他第一次認識了在立法院工作的學長姐,也很自然地由系上媒合進入立委徐永明辦公室。

東吳校方提供的機會並非特例,事實上,政黨、媒體、智庫、基金會舉辦青年實習活動已是常態,可以作為人際網絡入口的起始點。

相對於上一個出身於青年運動的政治世代「野百合世代」的「土法煉鋼」—自行組織讀書會、閱讀馬克思與史明、透過運動網絡如師徒制一般進入某老闆麾下—這一代青年公民擁有系統性的機會閱讀、思辨政治與社會理論,也擁有多元、普及的機會進入政界。人際網絡仍然是關鍵,但是人際網絡的入口,並不難找到。政治工作於此逐漸成為一份「正常的」專業工作。

需要專業  又僅是一份工作

而這份工作又延伸出兩個面向。第一面向是需要專業,核心技能有二:其一是人際陪暖,情緒勞動為一種專業;另一則是政策分析能力,舉凡法、政、經、社、醫療、環境⋯⋯等等,各個治理面向的專業知識與實踐經驗。

圖/楊承桓提供

以投入地方選舉的青年公民為例,在高雄鳳山的市議員黃捷訪談間,便反覆提及傾聽地方長輩意見的重要性。政治工作的專業,當然也包括政策與治理。另一批選擇發展政策專業的年輕政治工作者,逐漸走上幕僚之路,知道做幕僚「要有伯樂」,因此也很注意政黨內部動態、人馬走向。



王碩,今年28歲,服務於立法委員賴香伶辦公室,專長是勞動,進入政界前是執業律師。他是個極好的例子,說明如何以專業知識服務老闆:

「中華民國萬萬歲,也有萬萬法,比如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這裡面他有一個詞叫做『職業災害』,但其實我們有很多很多法裡面都講到職業災害,《勞基法》、《勞保條例》、《職災勞工保護法》,要通過《職災保險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還有《法律扶助法》裡面也有職業災害這個詞,那這些法裡面的職業災害是同一件事情嗎?」

「你會發現,原來法院判決裡職業災害這個概念是分歧的,因為《勞基法》中職業災害雇主補償責任的立法目的,跟《勞工保險條例》他要給予勞工災害保險給付,目的是不一樣的。目的不一樣的時候,解釋內涵可能是不一樣的,他的釋義學的射程會不一樣,這些可能很多立法委員都無法理解,變成我們可能要將以前學過的專業技術,講到老闆他們懂。」王碩說明。

專業幕僚與第一線政治人物的分工,是由幕僚提供資訊,而民選公職則選擇立場。不過,政治場域千變萬化,幕僚追著資訊跑,有時候也會有追不到老闆的時候。為了即時提供建議,王碩甚至會蹲、跪在老闆旁邊:

「立法委員有些非常相信行政機關⋯⋯可是以我的角色,我就會一直跪在委員旁邊跟他講,因為委員席旁邊沒有我們的座位。我要跟委員講機關講的哪邊是不對的、數據哪裡有錯,其實我有跟他索資過了,這個數據不應該這樣解釋、跟現在實務不符合,或是監察院之前有做過某某報告有糾正過、他現在是在敷衍你⋯⋯等等。我就是想去跟委員講這個。」

圖/王碩提供

專業政治工作的第二個面向,即,它只是一份工作。年輕的公民在狂飆動員之後成為政界勞動力,很務實地考慮薪水,考慮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王碩在加入立委辦公室之前已經是執業律師,在求職時,與老闆開誠布公協商薪水。



在時代力量中央黨部服務的張曾傑專員也提到,雖然政治工作時間彈性,但是,若需於非上班時間發文、處理公務,也應該被認定為加班。事實上,私人生活受到壓縮,是政治工作的特徵。

張曾傑認為從事政治工作以來最大的改變是:「我以前很習慣看到議題就發表自己的想法,現在不會做這樣的事。第一個是我不想惹麻煩,想謹言慎行,萬一我在網路上的言論對我的工作造成影響,不太好;第二個最大的轉變是,跟人相處上多了一層戒心。」這顯然是年輕政治工作者的共同社會化歷程。

政治參與歷程截然不同的許恩恩,也提到這是他最大的轉變:「以社運青年來說,進入政治體制,不管是立法或行政,大家表態都會比較慢一點——即使那個表態很小,就只是臉書上的公開轉貼、按讚,或是個人發文。以前很常轉貼,然後寫一些自己對公共議題的想法,那是我的日常,從19歲到25歲,雖然不是什麼大事,可是很頻繁在進行;現在很明顯這件事情跟以前的頻率、狀態都不太一樣。」 

權力遊戲中,利害關係與收益牽涉甚廣,謹言慎行是必然的。對上一個世代而言,類似的經驗似乎不成為一份掙扎,小我的表達順理成章地被吸納入大我的行動當中;但是,對年輕世代而言,從事政治工作後要隱蔽、限縮部分的自己,不是理所當然,而是需習得的工作倫理,甚至是從事這份工作的代價。

家庭經驗使然 理念代代相傳

逐漸穩固的公民政治基礎建設,也折射出另一個政治資本累積的循環結構。隨著台灣的民主政治前進,家族、文化資本也同步累積。「政二代」、「社運二代」、「企業二代」投入政治、倡議工作,也是這一輩年輕人的共同經驗。

圖/張曾傑提供



對政治的興趣、觀點與投入,很可能經由家庭傳承。幾位著名的太陽花運動參與者,都出身於本土意識強烈的家庭。舉例來說,在「324行政院行動」中被指涉為「首謀」的魏揚,是文人家庭出身,父親魏貽君、母親楊翠都是大學教授;而楊翠更廣為人知的身分是作家楊逵之孫女,現於轉型正義工程中擔任要角。

又如,另一位太陽花參與者,目前為新北市立法委員的賴品妤,家庭亦有政媒背景,父親曾經為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賴勁麟。

所謂運動會影響生命經驗,不只直接影響參與者的生命,也會成為家族中代代相傳的記憶,與台灣社會一起成長、發展。有不少20出頭的年輕人,自己並沒有參與過太陽花運動,政治行動卻也是天生而就,因為他們從家庭中繼承了上一代學運參與者的公民意識。

今年23歲的林薇正是這樣的例子。他廣為人知的行動是錄製影片挑戰WHO秘書長譚德塞,要求他為其言論對台灣致歉;去年他正式成立了非營利組織「小紅帽」,倡議月經權益與教育。林薇的父親是野百合參與者。「野百合也是影響我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從小就是當床邊故事在聽。」

政治參與是林薇成長的一部分,「三、四歲的時候就會被爸爸帶上街頭參加遊行抗議,我爸會用孩子可以理解的方法,跟我說為什麼太陽這麼大、這麼熱,還要綁著紅色布條坐在那邊。」更重要的是溝通與對話。

林薇坦言,「我爸用很特別的教育方式,他把我丟在一群書當中,裡頭有非常多台灣在地歷史或是女性的故事。翻著、翻著,就看到越多前人為了你現在生活的環境跟社會做過的努力,也開始會去提問;而提問之後,爸爸就會跟我說更多。」

為改善「月經貧窮」創辦「小紅帽」的林薇(圖中)獲英國2021黛安娜人道主義獎。(圖/林薇提供)

一個政治世代的形成與延續

一群人在年輕時集體經驗的重大政治事件,將會定義一個政治世代。

台灣的兩大政治青年世代——野百合與太陽花—有其理論基礎。世代的分析性定義,有三組概念相關聯。特定的「年紀群體(age group)」在人口當中總是存在的,二十幾歲、三十幾歲、四十幾歲,可以被清楚劃分。

「組群(cohort)」則是共同經驗特定事件的一群人,而他們並不必然是同樣的年紀;至於「世代(generation)」則是在組群共同經驗前所未有的特定事件時成形,因為這個特定的經驗,把該組群與他們之前的組群切分開來。

猶太裔知識社會學家Karl Mannheim在百年前曾提出著名的「世代」定義:所有組群,都可能在其政治啟蒙時期,被特定的政治事件與境遇所影響—通常是在年少時。野百合與太陽花都指涉一場巨大的街頭運動,長達五至十年的議題動員;運動發生在五年級生與七、八年級生的年少時期,根本形塑了兩代人的政治認同、行為模式以及社群連結。

這一輩青年公民具有清楚的主體意識,也共享民主程序原則;但是,真正的考驗還沒有來臨。全球產業鏈再次移轉,中美對峙之姿愈加清晰,公平、正義都不再以黑白對決,而需權衡、協商。從20世紀諸多青年運動看來,無論是殖民地的獨立運動,中東歐諸國的青年愛國軍官,乃至於60、70年代的學生運動,世代動員不僅僅發生在運動的當下,而會延續數十年。

台灣的這個政治世代,才正要開始。是否會出現真正移轉的價值排序?是否會出現新興的領導與合作模式?最艱難的任務,恐怕才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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