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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到哪,就在那

讀書的人穿牆而入——艾力克.菲耶《巴黎》

架空歷史小說《巴黎》,將柏林冷戰的歷史置換至巴黎,深掘冷酷年代中的繁複人性。

【讀到哪、就在那】邊過活邊讀書這回事,像是拿一本小冊子當書籤、 夾在一樁大故事裡面。且生命與文學,往往相互參照。 作為一個總是離題的人,文學與社會、 書寫與閱讀是四個等重的營釘,在鬆軟的時間中定位, 維繫生命的骨架。因生活惴惴不安時,讓隨身在側的書本告訴自己: 讀到哪、就在那。

2月28日晚,遙遠的東歐烽火正起,島嶼也為之持續震動。我心神不寧出門溜達,跑了三家滿場戲院,才求得一席《時代革命》。兩小時過去,渾身無力出戲院,看著電影海報上的宣傳語,再次複誦心中疑問:「『每個人一生必看的重要作品』,閱畢了,然後呢?」

動盪社會中,有時身為觀者的困境在於,即便沒有移開視線,也永遠無法在場。如果是這樣,為何作家與記者仍要持續書寫並發布?

日前我遇上寫作瓶頸,在寫字台與圖書館之間迷路,直到讀到艾力克.菲耶的架空歷史小說《巴黎》,突然領悟——原來,寫作與閱讀是動態平等的交流,作家建造語彙、而讀者為其賦權。

《巴黎》的故事是這樣的:試想冷戰年代,鐮刀與槌將花都劃分東西兩邊,班雅明那只裝著《拱廊計畫》手稿的行李箱,在政體的「另一邊」被找到了。一場筆稿失竊記是自由個體與極權政府間的抗戰——失主眼淚汪汪、口沫橫飛,竊賊惴惴不安、喪心病狂;作者忘了曾寫過的句子,編者恐懼紙上詞彙的力量。夾處兩派之間的則是讀者,擎著火炬深入窩藏手稿的地下魔窟,唯有眼見足以為憑。

菲耶的這則故事裡,擔任「職業讀者」的主人翁諾維爾,與歐威爾《1984》裡編寫歷史的芝麻官溫斯頓異曲同工,是位曾懷抱作家夢的信件檢察官。草木皆兵的年代,他接獲上級指令,得知獲諾貝爾獎並西逃出境的名作家,於東巴黎某處封印了一部詆毀元首、足以引起戰火的政治小說。故此,諾維爾必須在名作家與情婦的書簡中潛水,拆閱信件尋找蛛絲馬跡、乃至仿造作家語調,引誘情婦吐露真相。

共產世界中,信件檢察官幾近崩潰:影子寫手做久了,也要對監控對象生情。他多麽「希望能從觀察者的位置跌落,與被觀察者平起平坐。」傾慕作家與情婦的煙硝愛情,更受作家的犀利、聰穎啟蒙,心底的革命種子萌芽。

翻過圍牆的西邊,已是自由人的名作家則身處酒池肉林,資本主義使文學工業化,「寫作普遍平庸,書本淪為一種產品,與各種產品無異。」當年齜牙咧嘴寫下的反抗宣言,如今一個字也想不起。作者已死,讀者掌權。人們總愛訕笑國文課本過度解讀,可是有時讀的人竟比寫的人更勤懇忠誠。

不能寫,或者不必寫,菲耶在《巴黎》裡精心安排兩組對比,作為政治的警醒、也是文學的針砭。故事的高潮,東城政權翻覆在即、西城作家遭人起底,信件檢察官冒險會見情婦,兩人聯手潛入作家舊宅,在巴黎地下城的岩壁裡挖出1209頁的小說手稿——結果內容竟是混雜數字古文的速記密碼,狂熱的讀者無法讀懂,失意的作家也無從還原,故事本身早在層層轉譯中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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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樣也無妨,讀寫轉譯也是一種時間行進的方式:作家抄寫世界片隅,讀者按圖索驥,發揮想像。故事與歷史經常是相互參照的,科幻文本成為未來藍圖,歷史書寫讓過去不被遺忘。烽火連天時,寫作製造更好的社會,閱讀讓我們逃跑。

或許正因如此,班雅明才不斷在《單向街》裡將作家擬為工程師,以書寫建造世界。但是空間畢竟要有人,才能成為地方。「寫作(或者其他形式的創作)是與世界對抗」,這樣的想法有時讓我想翻桌,我們總是過度關注作者,卻鮮少訪問讀者拿起一本書的動機。

書寫是危險卻重要的,而讀者的積極觀看亦如是。

為故事動情是人之常情。看見景框裡有人流血,不代表畫外人只是隔岸觀火。桑塔格告誡:「憐憫是一份不穩定的感情,若不訴諸行動的話,它會萎凋。」書本是扇玻璃門,而非觀景窗。作者與讀者對坐平視,他們告訴我們一些事情,期望話語能夠被傳遞。如果願意,你可以推開門走出去,讓我們進到他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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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瞳

許瞳

一九九九年出生的台北女生,經常在散步,疲乏時則看書與電影。曾出版散文集《裙長未及膝》、《刺蝟登門拜訪》,記錄新世代的城市觀察。關注Z世代創作力,共同創辦《不然呢Brand New》青年文集。除了中文書寫,也透過英日翻譯將故事轉印為不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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