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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家輝:將香港的曖昧留在筆下

Long Interview

馬家輝:將香港的曖昧留在筆下

當代華人作家馬家輝,是真正的跨界文化人,同時也是一位超級型男。在他邁入60歲之際,訪問他的寫作生涯,到香港的文化狀態,以及人生體悟。

作家馬家輝。(攝影/廖偉棠)

馬家輝是當代華人社會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一個香港icon,是真正的跨界文化人。他寫了幾十年專欄,是散文名家,十年前首次出版的長篇小說《龍頭鳳尾》更是轟動武林。他長期任教大學,並活躍於電視等大眾媒體,也是資深媒體人,負責的香港《明報》世紀副刊是香江最重要的文化基地。同樣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超級型男,而且非常幽默。我們很高興在這位永遠青春的作家邁入60歲時,做了一個深度採訪:從他的寫作生涯,到香港的文化狀態,以及60歲的人生體悟。

VERSE(以下簡稱V):老師曾寫過自己的家鄉是「瘋子、妓女、黑社會俱全的地方」,能不能談談您的兒時歲月,灣仔如何影響您的世界觀?

馬家輝(以下簡稱馬):直到今天,統計數字還是告訴我們,灣仔是香港18個行政區當中人均擁有財富最高的地方,特別因為90年代房價水漲船高,有好多樓都在那裡一代傳一代。我生長在60、70年代的灣仔,當時樓價還沒飆漲起來,那裡有個「修頓球場」,裡頭有籃球場、足球場,是灣仔的中心,也是混混、妓女、討飯吃的、賣毒品的聚集的地方。我家就住在修頓球場的正對面,下課就在那邊打混。

我曾經寫過,小時候家裡環境不好,雖然住的地方好小,大概只有20坪,但每天都要開兩桌麻將,從早打到晚,誰贏了錢,就跟他抽成貼補家用。哪些人會來打麻將呢?除了阿姨、鄰居,就是當媽媽桑的、當小姐的、打工的、出來混的,我從小就在這種環境成長。

現在回頭看,有強烈的兩個字可以說明灣仔的成長經驗怎麼影響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快樂,或者用比較普通、現實的語言來說—快活。不管怎麼窮、怎麼困難,總要讓自己在生活裡面有點樂趣。灣仔有很多不幸的人,親人生病、男人死掉等等——有個當舞小姐的阿姨,來我家打麻將換了四個老公,嫁一個、死一個,像是白先勇寫的〈一把青〉一樣。可是我都看到他們找尋快樂的方法,讓自己活得下去。

「每個人都有追尋快樂的權利。」我很小就懂得這句話,活著總要有你的方法,不管是光明正大還是偷雞摸狗。於是「快樂」或者「快活」,成為我做人或者看待他人最明顯的心理方向。

但現實裡的快樂、快活總會遇到一些挫敗,我有另外一種很強烈的感覺,也可以用兩個字來說:原諒。來我家住的幾個舅舅——吸毒的吸毒、殺人的殺人,經常突然不見,坐完牢、戒完毒,兩年後又出現。我在寫功課,他就坐在我旁邊追龍(編按:香港俚語中「吸毒」的代名詞),如此種種,他們好像總能原諒自己、找到繼續墮落的理由。記得舅舅跟我說:「家輝,真的不容易戒。我不像你還年輕、以後還有機會發財,我沒有可能了。我沒有工作、沒有朋友,親人也看不起我,生活裡唯一的快樂就是追龍了。」很多人都說是「命」,或者就說是家裡窮、是別人的錯,於是不斷原諒自己做不好的事,讓自己快樂。

「快樂」跟「原諒」,可能打造了我從小到大的行事風格,或說自己心中做事、安身立命的方法,所以我也變成一個頗不堪的人,大大小小的事,頂多內疚五分鐘之後,就能找到方法來原諒自己,然後追尋快樂。回想起來,除了我的確有一個不斷追求快樂的母親,也是因為那些阿姨、舅舅和灣仔這個區域,給了我快樂跟原諒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V:老師從小就開始喜歡閱讀和寫作了嗎?是哪些機遇啟發您看見閱讀世界的魅力?

馬:我父親(編按:馬松柏)是記者,我從小就要替他送稿。那時候還沒有傳真,他每天寫八個專欄,半夜才下班,寫完把稿子放在桌上,我下課回來就搭電車從灣仔到中環、上環,把稿子放進報社的鐵皮箱裡。當時的報社都集中在同樣幾個地方,上一個唐樓,可能二樓就是《馬經日報》,放進去一篇,再往上走又放兩篇黃色小說在《紅綠日報》,去到灣仔又有兩三家報社,再放幾篇寫吃喝玩樂的稿子。

我父親偶爾也會帶我跟姊姊去報社,看他在辦公桌的燈下寫稿、趕稿、抽著菸⋯⋯雖然我小時候愛踢球、打麻將,沒有什麼讀書,但還是有那個種子在。後來看到《花樣年華》,王家衛拍梁朝偉捲起袖子,在燈下抽菸、寫稿的樣子,我很感動,因為那就是我父親的形象——當然我父親沒有梁朝偉那麼帥,他兒子還比較差不多。

灣仔還有個特點,有很多買賣舊書的小書店,有本地的,也有國民黨、共產黨支持的。我小時候發育得慢,踢足球、打籃球全部不行,可是會講話、也比較溫柔體貼,所以女同學都喜歡跟我聊天,男同學覺得女生都被我泡去,我就被孤立了。被孤立的小孩在沒有網路的年代只能看書,但閱讀的量也不多,說誤入歧途也好、命中注定也好,我很快碰到李敖的書,就接著讀那一路子的東西,從李敖、殷海光到胡適,所以我比較沉迷在談思想、歷史一類的書裡面。

大約是中學開始閱讀,學校有一個還不錯的小圖書館,有一年我幾乎翹了一半時間的課,尤其是英文課,總覺得英文像是騎腳踏車,學會了就不會忘。到了期末的公開考試,我對著考卷完全空白一片,才發現原來不是這樣,英文要練習,但也沒辦法。後來就去台灣讀書,繼續專注在歷史、評論。

V:您為什麼會決定來台灣念書?

馬:那時候離開香港讀書的有兩大類,一類是家裡環境比較好,主要是去英國、加拿大或美國;到台灣是家庭背景和成績比較不好的。我本來是在香港浸會學院讀電影專業,因為迷上李敖,加上已經為了買書去過台北兩三趟,才開學一個禮拜,就乾脆不幹了,直接考試去台北。

要到台灣,也要在香港考聯考,但當你在那個年齡迷上李敖,你會非常自大,即便沒有那個能力也一樣自大,覺得我是做大事的。考聯考的時候,我給自己定了兩個原則:第一,我不讀書,什麼地理、國父思想,我都不讀;第二,除了台灣大學跟輔仁大學之外,我都不去,因為在香港打聽到:「輔大出美女」。

志願我也亂填,第一個填台大歷史系,第二個就填輔大應用心理學系,第三才排其他台大的科系。後來先去了輔大,覺得自己被詐騙了——可能我們對美女的標準不一樣,所以我很快跳槽,轉學考到台大心理系。

那時候楊國樞、黃光國等人提倡的「中國人的現代性」是顯學,他們也是80年代重要的公共知識分子,我經常看報紙上的社論,或是去耕莘文教院聽演講,所以知道他們。到台大讀心理系也讀得很高興,也領悟了原來台大美女比輔大多。

(圖/Pixabay

V:您在讀書的80年代,正好是台灣社會改革、政治轉型的時代,親身經歷那樣轉型的時代,對您有什麼影響嗎?

馬:有非常大的影響。我非常高興也很榮幸,見證和參與那個劇烈變化的時代。當時還在戒嚴,可是也到了後期,比較鬆動,可以在台大外面的書店或者路邊攤,看到禁書和黨外雜誌。

還有選舉。我僅僅懂得的台語,都是去選舉場合學的,像是「民進黨毋是凊彩(tshìn-tshái)講講,國民黨越看越突 (dǔ làn)」,還有「講啥潲」(kóng sánn siâu)⋯⋯最重要的當然不是學台語,是看到那種衝勁。

有一年康寧祥連任失敗後重出江湖,我也騎著機車去龍山寺看開票,萬人空巷;宣布勝選之後,大家把他抬起來一路遊街到台北,我也推著機車跟著走,當時心裡激動、澎湃的情緒,到今天都還記得。最大的感覺是做人要付出、要參與;我二十來歲的時候,其中一個夢想是以後要出來選舉、當立委,還真的為要選哪個選區煩惱了好幾天,後來當然不敢做這個夢了,但影響我很大。

因為一直在思考台灣的轉型,而且當時美國社會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那套談中心和邊陲的「世界體系理論」很盛行,在台灣也有葉啟政、蕭新煌等人提出回應,我對此深深著迷,後來也就朝社會學的方向發展。

當年有句話說「台灣錢,淹跤目」,我不曉得怎麼回事,這邊接一個稿子、那邊接個編輯,兩年內就賺夠了錢讓自己去美國讀社會學研究所。假如不是在台灣,不是經歷了這些事,留在香港讀電影、當導演,可能現在就沒有王家衛的事,甚至沒有梁朝偉的事了,但人生嘛,就是這樣。

V:1980年初期關於香港前途開始了中英談判,是後來一切變化的開端,當時您在台灣,有在思考香港的未來嗎?

馬:因為離開了幾年,與其說思考不如說感受。我還記得談判曾經有一個不順利的地方,港幣馬上掉下來,一天之內從一塊港幣兌七塊多台幣,掉到四、五塊,對我們這些「僑仔」(僑生)來說很慘,買東西、付學費都變貴,覺得很悲涼也很恐懼,香港好像毀掉了。我還在台大的宿舍寫了詩,投稿到《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結果沒有登出來。

可是除了這些感受以外也無力改變,而且當時有個氣氛,覺得「50年不變」是很遙遠的未來,有高度的風險和很多不確定的地方,但也可能有希望。那時候還相信,香港和內地緊緊相扣,包含飲水、很多吃的東西都仰賴進口,總要找尋一個對雙方都好的出路。

我作為一個學生,想著剛剛提到的那些社會學理論,想著以後都要出去讀書,整個心都放在外面的世界,對於台灣、香港的未來雖然關心,可是更關心的還是如何闖出自己的路。

V:老師在1997年回到香港,也開始思考未來的在學術或寫作之間的道路。您長期在學院中任教,又是知名作家,在讀博士時,是怎麼思考自己的生涯規劃?

馬:說來慚愧,我有從事教學,但過去那麼多年我都沒有做學術研究。

在美國讀博士的時候,我很清楚是想在知識上找到——什麼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如何追求、如何建立。我在社會學裡面追尋答案,後來勉強找到解答,就是沒有這種東西,我們只能透過實踐往前走,因此我沒有繼續做學術研究,拿了一個學位那倒是真的。

畢業之後我被高信疆先生召喚回到香港《明報》上班,接著因為一個緣分去了大學從事教學工作。我是一個滿認真的老師,我在讀博士的時候,當助教拿了全校的最佳助教;在美國當講師,也拿了最佳講師。雖然我英語不怎麼樣,但勤能補拙,三個鐘頭的課,我花三天去準備,幾乎全部的台詞、包含要講的哏都寫好了,再用我的破英語講出來。在香港教學,我每一個學期的評估都非常好,我也是準備充足。

其他事情就是好玩,我是一個滿隨意的人,喜歡體驗,不管參與電視節目也好、寫作也好,很幸運總有一些機會,那就把手上的事情做一做、玩一玩。我從來沒有去求過工作、遞過履歷,我常在想,假如我沒有那麼幸運,沒有那麼多編務、創作、文化和影視上面的機會,而是去做研究,我可能就不一樣了。

V:您從什麼時候開始寫作?是從大學開始寫專欄嗎?還是更早?

馬:假如不專指文學創作,而是說評論寫作,那是從中學開始。剛剛提到我父親在報社工作,後來他變成總編輯,我等於是「高幹子弟」,叔叔伯伯們提拔,要我寫點小東西。例如:走在路上看到哪一家咖啡店打折,那也可以寫,有點像是記者的文筆,然後加上自己的觀察、體驗、評論,從一天80個字開始寫。

我沒有其他專長,但學習能力滿高的,投注在這個領域,就去學用什麼字、怎麼起頭來勾引讀者、怎麼起承轉合⋯⋯坦白講也寫得不錯。雖然因為是高幹子弟而有這個機會,可是能夠好好把握,持續寫下去,那才是本領。

我在香港讀很差的中學,自己亂看書,很多都不懂,大學的時候回想,假如中學能告訴我什麼是心理學、社會學,我的眼界、高度都會不一樣,我替自己感到遺憾。所以在台大時期寫的專欄,除了寫在台灣的讀書經驗之外,還有個滿善良的心願:我希望比我年紀輕的、在香港的年輕人們不要有這樣的遺憾,於是我在每天的專欄當中不斷地分享,將一些書裡面編輯、翻譯出來的知識傳遞給他們,希望打開他們的眼界。

假如從17、18歲開始算,一路寫專欄到今年5月要滿60歲了,四十多年來沒有停過,也沒有拖過稿,不管是生病、小孩要出生,我都寫。連長輩的喪禮,人家以為我低著頭哭,其實是跪坐著寫稿,旁邊的火爐燒著冥紙,我幾乎要把寫好的稿子丟進去。寫專欄也讓我成為一個非常有責任感的人,覺得說過了好歹要做,做不做得好那是另外一回事。

延伸閱讀:馬家輝VERSE專欄「武林的腳印」

(圖/Unsplash

V:關於專欄,香港有很特殊的雜文傳統,例如明報副刊很多方塊的、幾百字的專欄,您怎麼看待寫專欄這件事?

馬:從50年代、甚至是清末開始,有很多上海的文人南下到香港——我們稱為南來文人,像是劉以鬯,他在上海已經編輯過很多重要的副刊,來了香港以後,也把雜文的傳統在這裡延續。當時報紙是很重要的平台,也是一門生意,像金庸簡直跟神話一樣,寫小說、辦報紙,發大財、住在半山的大別墅。那時候香港沒有報禁,基本上是自由的,大家都讀報紙,它有這個量體,每天可以放一堆專欄,也需要大量的人來寫。

雖然現在是網路的年代,但是編輯一份印刷的報紙,還是有個說法:用新聞、獨家頭條來搶讀者,用副刊專欄來留住讀者。很多讀者看馬家輝的專欄三年、五年、十年,和我已經像是朋友一樣。不看不舒服,所以專欄還是有它的功用。在這樣的社會情況裡面,有我的機會,我也懂得好好用,光是《明報》副刊的專欄「欲望蜘蛛」,每天一千多字,我從1997年寫到今天,現在放在副刊的最上面,像是青樓頭牌歌女一樣,我也覺得奇怪,怎麼還繼續給我寫?反正一定有它的理由,那就是繼續寫吧,感謝這種機會。

V:但不能否認的是,從網路時代到社群媒體時代,讀報紙的人變少了,甚至專欄影響力變低了。以前文章有機會能刊載在《中國時報》或《明報》都覺得好像很了不起,但現在網路上的聲音太多了,報紙上的意見好像越來越無關緊要。作為一個專欄作家,在過去十年,您有沒有這樣的感觸?

馬:我有這個觀察跟體會,沒有感慨。第一,每個年代都有他們的平台和玩法,我幹什麼要跟年輕人比呢?第二,那些平台也是開放的,甚至比我寫專欄的年代更開放。過去可能要像我是高幹子弟,或是要投稿給劉以鬯,而且被他看中才有機會,現在只要自己開一個頻道就可以了。

其實這些平台也沒有排拒我們這些LKK,我一樣可以玩Instagram。坦白講我在微博上是個大V(編按:指在中國社交平台上擁有眾多粉絲的用戶),當然比不上小S,她摳個鼻孔都有300萬個讚,我摳個鼻孔可能只有30萬個讚,但這也已經是滿可觀的數字了。

如果想要這個話語權,也不見得沒有,只是當然要用他們的方法,就像寫專欄也有寫專欄的方法。誰都可以寫一、兩篇好的專欄文字,可是要能夠寫一個月、三個月,三年、三十年的專欄文字,就是另外一回事。時間往前走、一代一代成長,大家在一個開放的網路平台,用新的方法來玩,我覺得滿公道的。

說回專欄,一方面還是為了一小群讀者而寫,我的專欄鐵粉是哪些人你知道嗎?一來是平均年齡65歲以上的人,他們沒辦法或者不喜歡看網路;二來,我認真告訴你——是坐牢的人。

監房裡面是有訂閱報紙的,所以我的讀者裡面有一群是毒販、殺人犯、強姦犯⋯⋯滿恐怖的。很多坐牢的朋友會寫信給我,跟我談我的書、我的專欄,要求我寄書等等;還有根本不認識的,坐完牢出來之後,來聯絡我、想跟我見面聊天,把我當作朋友,我都問他做什麼勾當?還準備吃什麼大茶飯?(編按:在粵語中意指「做大事」。) 哈拉跟他敷衍一下。

寫專欄到一個地步,除了為老讀者、坐牢的人,和學校、律師樓裡訂報的人而寫,更重要是為了我自己寫。同樣的題材,我可能每隔兩個月會寫一遍,眼低的人就覺得你馬家輝騙稿費、「馬郎才盡」,又重複講同一個人怎麼好怎麼壞;但當我用五篇文章寫同一個人,其實是在挑戰自己,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容詞來描述他,所以我每一次寫完同樣的題材,就非常有滿足感。目前主要是這種心態,稿費也不太重要了,假如到我這個年齡還為稿費而寫,那真的太不長進了。

V:接下來談小說,差不多在十年前,您下定決心要撰寫第一部長篇小說《龍頭鳳尾》,為什麼會在那個時間點做這樣的決定?發行之後也大受好評,現在回想起來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

馬:我這個人的性格「凊凊彩彩」(tshìn-tshìn-tshái-tshái),真的很懶惰,有事情來了我才做,印象中沒有一件是我主動、積極去做的事情——只有寫小說。從來沒有出版社要馬家輝寫小說,是我自己覺得要排除一些東西,去寫小說,寫出來之後也獲得一些朋友的鼓勵、肯定,回想起來非常高興。

至於這個決定的來源,我忘記我有沒有說過。遠因是一直都想寫一些故事,特別為了我們剛剛談到的灣仔的那些人、我碰過的、聽過的男男女女的故事;直接的近因,是看到楊照寫小說寫得那樣過癮。

楊照對我的影響很大,這位老兄雖然只大我一個月,可是他很努力,寫詩、也寫小說。我記得有一天在他家,他在廚房煮早餐給我吃,我蹲在地上抽菸,我們聊到網路上很多八卦、流言抹黑,他楊照頭也不回,只聳一下肩說:「那有什麼關係,大不了就回家寫小說,最好就是回家寫小說。」就兩句話,讓我強烈感覺一個好朋友對於寫小說的那種意志力——小說的確是那麼美好的事情,不能不寫,甚至可以擋住所有的事情。之後他又說:「你留下了一個好的作品,人家會原諒你所有的一切。」他是講有點誇張、文藝腔,但這成為我後來持續花幾年時間,寫出《龍頭鳳尾》的動力。

我的文學底子不好,寫作很痛苦,要描述很多事情,都沒有語言、詞彙。想寫一個人怎麼樣抽菸、拿菸出來,都要趕快翻翻書,從張大春的小說偷兩句,看駱以軍、張愛玲怎麼描述,不斷偷。我每一次想放棄,都想到楊照當時的畫面,才堅持下來。

回到你的問題,我很高興自己在那時候下了這麼大的悲願,也真的完成了。《龍頭鳳尾》剛出版的時候,我講了好多遍玩笑話,說決定要寫「香港三部曲」,因為好像大師都要寫三部曲,巴金寫「激流三部曲」、吳濁流寫「台灣人三部曲」⋯⋯我剛不是說,我是一個很有責任感的人嗎?話都說出口了,就寫了第二部《鴛鴦六七四》,第二部曲完成之後,終點好像就在前面,第三部曲總不能不寫,所以就繼續寫吧,雖然現在遇到很大的問題。

第三部曲《雙天至尊》不容易,我花了大半年時間寫了十萬字,印出來覺得非常不滿意,只好從零開始重寫,寫得很慢很慢,現在在準備放棄的邊緣。

小說《龍頭鳳尾》(左圖)與續作《鴛鴦六七四》(右圖)。(圖片/新經典文化提供)

V:第三部曲遇到的問題是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故事,只是還沒找到一個理想中的表達方式?還是對故事本身就不滿意?

馬:都有。寫專欄寫久了總是「因為」、「所以」,因為餓、所以吃,那是評論的文筆。但小說不用餓了就吃,甚至餓了都不需要吃。而且我的文學底子是真的弱,沒有謙虛,很多詞彙、表達文學藝術的技術都不夠,很不滿意。

另外,到底是要寫什麼故事?你點到題了。三部曲是順著年代寫的,《龍頭鳳尾》寫40、50年代,《鴛鴦六七四》寫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就像《泰山》的作者愛德加.萊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說他這輩子從沒去過非洲,甚至猴子也沒見過幾次,可是因為不了解,所以有更多空間可以發揮。關於40年代到60年代末的香港,我沒有實際的體驗,大概看看材料就寫了。

但是第三部曲要處理70年代到90年代,那是我活著的年代,裡面的人和發生的事我都很熟悉,所以取材就有很多掙扎、猶豫,反而把我困住,好像放棄了某些又覺得不妥當,糾纏了很久。更別說還有剛剛談到的,1984年開始有很多香港過渡期的變動,不僅是本土還有英國、中國大陸,種種的權力拉扯與鬥爭等。哪些寫、哪些不寫?如何寫?都是很大的挑戰,所以就寫得慢、不容易,反正答應了出版社,就努力吧。

V:「香港三部曲」是不是也有部分是刻意地想在現在的環境下,挖掘那些香港的某種內在的、民間文化的生命力?

馬:完全是。至少我個人的體驗,過去香港有個重要的精神:曖昧。不管你是哪裡來的、要做什麼事,你有個遠大的目標理想,想要發財、喜歡情欲⋯⋯那就去追吧,只有大致的法律框架限制——不能罵英國女王、罵白人——也等於給了你一個空間和曖昧的狀態,去做自己的事。目前正在寫的第三部曲,正是想寫出香港這個內在的動力。

近幾年這種曖昧精神的風險更大了。越來越看到有不同的力量——我要強調這股力量的來源不僅是單方面的——包括外來的和所謂本土地的,各方面不同階層、不同政治信仰與價值觀的力量,我覺得都有這種傾向:不容許曖昧。簡單來說,不是黑、就是白,甚至沉默就是罪、就是錯。這跟我理解、喜歡的香港曖昧精神不一樣,是兩回事。

我在重寫第三部曲的過程裡,也在嘗試能不能透過故事和主人翁重新肯定這種曖昧精神的價值。小說一路寫到90年代中期,可能會有一些隱喻,談到假如曖昧精神失去了、崩潰了,會是怎麼樣的一種悲劇。失去曖昧精神的焦慮與恐懼,會是我第三部小說對於前面兩部小說的延續,也是它重要的內在。

劇透一部分,小說的開頭來自我的真實經驗。說起來也快兩年了,2021年中,我去澳門隔離了兩個禮拜,住在一個好大的酒店,過了兩周的天體營生活,因為沒有人嘛,我就不用穿衣服。很舒服,可是有個問題——房間有鬼,我是從小見鬼的,那真的是見鬼。那很冷的,那種寒氣,從你心中冒起來。我把這個經驗作為新小說的起頭:馬家輝住在澳門的酒店隔離,然後晚上跑來一個懶鬼,原來祂是馬家輝的粉絲⋯⋯一人一鬼一路鬼扯,就產生了第三部曲的故事。我從這裡寫起,看能不能寫出曖昧的精神。

V:回到比較現實的一點的問題。這幾年香港的變化很大,變得很壞,您作為一個一直在寫作的人,會希望在這樣一個時代當中,通過寫作為香港傳遞或留下些什麼東西嗎?

馬:我們都看到了幾年的變化,天翻地覆,都說這是「新香港」。我所理解的香港不在了,有新的玩法、新的規矩,有些我們清楚、有些還在摸索,都要靠自己判斷,也很容易誤判。

在這個情況下會有很多現實上面的困陷跟風險。用我的專欄寫作來說,我跟現實評論距離越來越遠。兩個理由:第一,我無法判斷風險在哪裡。有些我們透過新聞看到的、耳語聽來的風險,是很莫名其妙的,我根本判斷不了,我覺得我沒有這個能力、甚至沒有這個膽量去試探這個風險。

第二,我無能為力。在我的成長過程裡面,我有我相信的一套(價值觀),假如我們把香港的情況看成兩方力量的拉扯,兩邊對於香港問題的定義、分析、拆解,都有我不認同的地方。我不確定我所相信的是不是對的,我也明顯感受到自己的想法和經驗的困陷,可是我也不覺得這種困陷是全然錯誤的,所以的確是失語了。

會跟現實的評論越來越遠,一方面是很現實的考量:風險、我的能力、我的膽量;另外一方面則是我有自知之明,我沒有信心做準確的評論。如果我寫了,別說給自己惹上麻煩,萬一有人被我誤導,有不同的想法、做出不同的事情,惹上麻煩怎麼辦?在變動這麼大、風險這麼高的環境下,不如暫時不寫。

可是我畢竟還活在這個社會,每天1000字的專欄,就變成生活上的文學,我希望自己盡量不要寫成心靈雞湯。香港這幾年的生活真的越來越壓抑,現實的政治、經濟壓力非常巨大,一直尋求終極的解決方案。一個安頓好的環境來臨以前,人還是要活著,學生還是要面對升學的問題,中年人還是要面對情感、健康等等的問題。我正在往這方面寫,從讀者給的回應來看,是有正面影響的。

舉個例子好了,香港這幾年流行一個類型的學問,叫散步學,在香港走路,看新舊建築、追尋本土歷史。剛好我這兩天也寫了一篇小文章,談我在香港散步的一些體驗,有哪些我覺得值得去,但別人沒講過的地方。我引用香港文學前輩小思的文章段落,她寫從小父親帶著她散步,讓她體會到民間的智慧、生活上的人情溫暖⋯⋯我藉此帶出年輕人散步時,也不要忘了長輩為你們在精神上種下的種子,假如你有小孩,也要多帶他們散步。一路談過來,我用一些隱喻、帶有文學性的描述,有閱讀的趣味,有對於當下生活的思考,也有對於過往和未來的連結。

以前的專欄是評論,現在是文學,在這個變動的環境上,我滿享受現在這種寫法,我不覺得會對不起我的專欄。如果有機會把這些文章集合出書,其實是非常不錯的小品文,目前我的專欄寫作狀態是這樣。

V:最後一個問題,今(2023)年5月老師剛滿60歲,這件事對您在寫作計畫或生活態度上,有什麼影響嗎?

馬:隨著年齡,生活節奏自然會變化,比方說運動就是。我以前最討厭走路,這兩年身體健康狀態很不好,就每天晚上出去走兩個鐘頭,結果我老婆覺得我有古怪、有祕密。她一輩子沒有懷疑過我,當我終於做最健康的事情,反而懷疑我。生命很荒唐的,所以兄弟們記住啊,假如你一開始已經壞,那就壞下去,千萬不要改過自新、中途突變。

60歲,簡單來說,你大概看到前面還剩多少真正可以很有活力去使用的時間,其實過了55歲,我就已經有這樣的感覺了。所以就活吧,一方面繼續寫作,另一方面是加倍認真地閱讀,追回很多以前沒看過的、匆匆看過的經典。假如到死以前都沒有好好讀過卡爾維諾、米蘭.昆德拉的某些作品,我會覺得遺憾、不甘心啊!

PROFILE|馬家輝

香港土生土長,台灣大學心理學系畢業後,赴美,取得社會學博士,回港,教學之餘,勤寫作,著有長篇小說《龍頭鳳尾》和《鴛鴦六七四》,另有散文集《死在這裡也不錯》和《中年廢物》等。長篇小說「香港三部曲」最終章《雙天至尊》,正在努力中,有機會完成,但沒把握完成看著辦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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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VERSE》018封面故事「花啦嗶啵:客家新文化」,更多關於客家文化的故事請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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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張鐵志、温伯學 攝影/廖偉棠 編輯/梁雯晶、郭振宇 核稿/邱佑寧 圖片/Pixabay、Unsplash
VERSE VOL. 23 台灣當代時尚文化考VERSE VOL. 23 台灣當代時尚文化考
  • 文字/張鐵志、温伯學
  • 攝影/廖偉棠
  • 編輯/梁雯晶、郭振宇
  • 核稿/邱佑寧
  • 圖片/Pixabay、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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