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有水的質地，它完成了我——專訪王盛弘《雪佛》
採訪當天，王盛弘帶了一個大包包，裡頭塞滿了紙張、書本、筆記本甚至還有一台筆電。他說，自己怕忘詞，這些東西都是提醒用的小抄。但採訪的過程中，他幾乎沒有碰觸袋子，讓裏頭的東西繼續安放著，彷彿被書寫的記憶也是如此，妥善安置在某處，成為生活的一部份。王盛弘徐緩地述說著，彷彿要讓腦中一顆又一顆的記憶細胞彼此連結，為我們構築一幅巨大的生活圖景。
作家王盛弘。
採訪當天，王盛弘帶了一個大包包，裡頭塞滿了紙張、書本、筆記本甚至還有一台筆電。他說，自己怕忘詞，這些東西都是提醒用的小抄。但採訪的過程中，他幾乎沒有碰觸袋子，讓裏頭的東西繼續安放著，彷彿被書寫的記憶也是如此，妥善安置在某處，成為生活的一部份。王盛弘徐緩地述說著，彷彿要讓腦中一顆又一顆的記憶細胞彼此連結，為我們構築一幅巨大的生活圖景。
曹馭博（以下簡稱曹）：老師常在散文或訪談中提到走路與手寫，不免好奇老師是否有固定的書寫時程與習慣？或是尋找題材與打磨文字早已成為了肌肉記憶？
王盛弘（以下簡稱王）：我自認是一位業餘寫作者，不靠文字謀生，不必因為謀生而急著發表，慢慢琢磨自己的作品，甚至重寫。重寫也是一種技藝，我常常在零碎時間內，擬出一個大綱，寫幾篇草稿，一段一段焊接起來。
2018年左右，我在看完一部難看的電影時突然驚覺：我除了寫完美的散文，應該還要寫好看的散文。經歷過好幾本書出版的磨練之後，也許我應該試著去思考「好看」在散文中的意義。例如《雪佛》開篇的〈美麗華〉，寫貧窮，寫青春，寫記憶中朋友對我的慷慨。
剛寫完的時候，我認為這篇處在一個「完美」的狀態——結構、修辭與主題都無懈可擊，但後來讀幾次後，發現語氣嚴肅，不夠平易近人，於是採用說故事口語的方法，試著讓人物與情節不疾不徐地顯現。
〈美麗華〉前後重寫了三次，我想讓它擁有毛邊，讓它擁有瑕疵，因為有這些不完美，記憶才能夠擁有缺口，讓彼此對接起來——打磨一顆石頭不見得只能讓表面光亮，成為「渾然天成」的狀態也是一種選擇。
暌違五年，王盛弘再度推出新作《雪佛》，剖析自我並記錄下時代遞嬗。
曹：上一本《花都開好了》寫旅行，寫散步，寫動植物；而這幾年疫情嚴重，是否有影響老師的書寫規劃或題材？或是產出新的想法？
王：2019年我去馬來西亞檳城演講，活動結束後去了位於檳城國家公園，一個馬來西亞最小的國家公園。我獨自穿梭在熱帶雨林，感受在台灣與日本都無法體驗的氛圍：第一，氣候的變化劇烈，一天內可能會從烈陽，突然烏雲密布，驟雨之後，太陽又重新露臉；第二，植被茂密，葉子寬厚，從樹冠層的中間一陸延續到底層，都有各種不同的生態。
我回台灣後便寫了〈黑色是豐饒的顏色〉與〈該如何為綠命名〉兩篇文章，開始想以熱帶雨林為主題去寫一本書，原本預計2020年要去馬來西亞「沙巴」，可惜COVID-19疫情爆發，到目前為止，都還無法再去親身體驗那具有極致美感的熱帶雨林。
在疫情期間，我剛好有時間處理八○至九○年代的議題，那段彷彿猛虎出閘的躁動時光，從自己1988年剛上台北的純真時光開始追憶；當時台灣社會有一種想衝破藩籬的渴望，那是一種對青春狂飆，而我要做的，是對記憶的認真探討。如同我多年前寫了一篇〈記憶銀橋〉，談及記憶擁有水的質地，常常會變形，遇冷結冰，遇熱蒸散，它所忠實的對象不是事實，而是情感。
「雪佛」出自日本南北朝時期的《徒然草》，對王盛弘來說與記憶本質的書寫有關。
曹：老師在〈夢浮島〉將記憶描述成雪佛，在〈群樹之歌〉將記憶比喻成百衲被，甚至在〈暗中〉描述：「記憶是活的，有些就讓它活在過去。」老師為何會以「雪佛」當作書名呢？
王：「雪佛」是我在聯合文學雜誌的專欄名稱，典故出自日本南北朝時期的吉田兼好法師所寫著的《徒然草》，它不但是一種對藝術的探討、一種面對人生的態度，也是記憶的本質。
三島由紀夫《金閣寺》中有一段探討記憶的句子非常迷人：「過去種種的回憶，也許為數甚少，但卻有強韌的鋼發條，而且現在我們一接觸，發條就會立即伸長，把我們彈回到未來。」記憶不僅帶我們回到過去，也會展望未來；而人生在世，如露亦如電，記憶終將如「雪佛」般消逝，一切歸於虛無，但如果我們緊握這顆「鋼發條」去面對人生，是不是更能珍惜現實世界？
我在書寫《雪佛》與《大風吹：台灣童年》時都擁有相似的過程，儘管這些記憶如電影畫面般深刻，但當我寫下成篇，發表印成紙本後，記憶在那一瞬間竟然離我而去，如同埋在地底的文物，出土後就氧化了。
心理學上有一種認知偏差叫「蔡佳尼克效應」，人類的大腦會對未完成的事情會不斷去記憶、補完、重塑，一旦完成之後，便會把它放下，這是出自生物的本能──原來記憶不完全是抒情的感受，而是人類的生物性讓我們腦袋不耗費過多資源進行的選擇。
我把這份記憶放進《雪佛》，就如同放進一個保險櫃，讓大腦挪出空間、讓人生的下半場能夠進行新的旅程。大腦在完成記憶之後，記憶也完成了我；雪佛消失了，但身為主體的我依舊沒有消逝，我只是把人生安放之後，去更遠之處凝視繁花。書寫是一種記憶的斷捨離，「細節」在完成之後反而褪出自己的大腦，容納人生更多的事物。
《雪佛》收錄了與琦君多年通信的全紀錄，描繪出與隔代作家最純粹真摯的友誼。
曹：老師寫作數十年，在一次次回首過往時，有沒有哪些細節逐漸變形，變成曖昧不明，甚至是昇華到自我懷疑的地步？
王：在梳理記憶的過程之中，我能感受到向田邦子所說的：「記憶就像老鼠砲，點起來就不知道會噴到哪去。」更有趣的是，同樣是寫30年前發生的某件事，所處的時空不同，細節與距離感會有很大的差異。
我30歲時，寫父親充滿了負面情緒，因為我還充滿埋怨；而當我到了四十幾歲，到了父親當年對待我的年紀時，我觀看父親的角度突然就如同兄弟，看當年的自己就如同看待孩子，更能體會其中幽微的心情——前者就像站在河中央，任憑情緒沖刷我的心靈；後者則是在遠方凝視河流，讓眼睛接受時間帶來的波光。
記憶召喚回來，又引發了其他記憶，它彷彿是個活體，驅動著我的身軀。我容許記憶產生質變，因為書寫記憶並不是回到現場，而是讓內心情感產生變化。
曹：《雪佛》收錄了與琦君多年通信的全紀錄，讀完令人熱淚盈眶。老師國中時期便與琦君通信，許多年後，自己是否也有像當年的您與琦君一般，與晚輩互相通信的友情？在如今通訊軟體多元的年代，老師是如何看待現代的「寫信」呢？
《雪佛》走過破壞與重生的八○年代、喧囂浮華的九○年代——跌倒了就爬起來前行，始終懷抱希望。
王：這些通信主要在1983-2002年，剛好也是《雪佛》處理的年代，我想為記憶做一個訂本——用書寫給記憶一個訂本，為這些信件與文字做完善的處理。在我的心裡只有長輩，沒有晚輩。因為只要區分長幼，便會有幽微的道德制約；網路崛起之後，我與「年輕的朋友們」幾乎都在網路上互動，這讓我感受到，世界真的是「平」的。值得尊敬並不與年紀有關，大家都擁有獨立的思想，文字都該被重視與尊重。
剛開始出書時，也有讀者寫信給我，我相信那是一種「若有人寫出一封信，那他也是在等一封信」的心情。但我慢慢地沒在寫信了，以前收到信可以半個月再回，但現在的訊息軟體讓訊息交流快了數百倍，甚至在社交媒體上，只有五天沒貼文就會被朋友當作失蹤人口。文字媒介改變了，訊息的字詞越來越短促，沒辦法像以前寫一篇小短文，但只要有人寫信給我，我也會站在「他會想收到回音吧」的心情花時間回信——我儘量啦。
｜延伸閱讀｜
➤ 訂閱VERSE實體雜誌請按此
➤ 單期購買請洽全國各大實體、網路書店
VERSE 深度探討當代文化趨勢，並提供關於音樂、閱讀、電影、飲食的文化觀點，對於當下發生事物提出系統性的詮釋與回應
相關文章Related Artic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