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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有水的質地,它完成了我——專訪王盛弘《雪佛》

作家王盛弘。

採訪當天,王盛弘帶了一個大包包,裡頭塞滿了紙張、書本、筆記本甚至還有一台筆電。他說,自己怕忘詞,這些東西都是提醒用的小抄。但採訪的過程中,他幾乎沒有碰觸袋子,讓裏頭的東西繼續安放著,彷彿被書寫的記憶也是如此,妥善安置在某處,成為生活的一部份。王盛弘徐緩地述說著,彷彿要讓腦中一顆又一顆的記憶細胞彼此連結,為我們構築一幅巨大的生活圖景。

曹馭博(以下簡稱曹):老師常在散文或訪談中提到走路與手寫,不免好奇老師是否有固定的書寫時程與習慣?或是尋找題材與打磨文字早已成為了肌肉記憶?

王盛弘(以下簡稱王):我自認是一位業餘寫作者,不靠文字謀生,不必因為謀生而急著發表,慢慢琢磨自己的作品,甚至重寫。重寫也是一種技藝,我常常在零碎時間內,擬出一個大綱,寫幾篇草稿,一段一段焊接起來。

2018年左右,我在看完一部難看的電影時突然驚覺:我除了寫完美的散文,應該還要寫好看的散文。經歷過好幾本書出版的磨練之後,也許我應該試著去思考「好看」在散文中的意義。例如《雪佛》開篇的〈美麗華〉,寫貧窮,寫青春,寫記憶中朋友對我的慷慨。

剛寫完的時候,我認為這篇處在一個「完美」的狀態——結構、修辭與主題都無懈可擊,但後來讀幾次後,發現語氣嚴肅,不夠平易近人,於是採用說故事口語的方法,試著讓人物與情節不疾不徐地顯現。

〈美麗華〉前後重寫了三次,我想讓它擁有毛邊,讓它擁有瑕疵,因為有這些不完美,記憶才能夠擁有缺口,讓彼此對接起來——打磨一顆石頭不見得只能讓表面光亮,成為「渾然天成」的狀態也是一種選擇。

暌違五年,王盛弘再度推出新作《雪佛》,剖析自我並記錄下時代遞嬗。

曹:上一本《花都開好了》寫旅行,寫散步,寫動植物;而這幾年疫情嚴重,是否有影響老師的書寫規劃或題材?或是產出新的想法?

王:2019年我去馬來西亞檳城演講,活動結束後去了位於檳城國家公園,一個馬來西亞最小的國家公園。我獨自穿梭在熱帶雨林,感受在台灣與日本都無法體驗的氛圍:第一,氣候的變化劇烈,一天內可能會從烈陽,突然烏雲密布,驟雨之後,太陽又重新露臉;第二,植被茂密,葉子寬厚,從樹冠層的中間一陸延續到底層,都有各種不同的生態。

我回台灣後便寫了〈黑色是豐饒的顏色〉與〈該如何為綠命名〉兩篇文章,開始想以熱帶雨林為主題去寫一本書,原本預計2020年要去馬來西亞「沙巴」,可惜COVID-19疫情爆發,到目前為止,都還無法再去親身體驗那具有極致美感的熱帶雨林。

在疫情期間,我剛好有時間處理八○至九○年代的議題,那段彷彿猛虎出閘的躁動時光,從自己1988年剛上台北的純真時光開始追憶;當時台灣社會有一種想衝破藩籬的渴望,那是一種對青春狂飆,而我要做的,是對記憶的認真探討。如同我多年前寫了一篇〈記憶銀橋〉,談及記憶擁有水的質地,常常會變形,遇冷結冰,遇熱蒸散,它所忠實的對象不是事實,而是情感。

「雪佛」出自日本南北朝時期的《徒然草》,對王盛弘來說與記憶本質的書寫有關。

曹:老師在〈夢浮島〉將記憶描述成雪佛,在〈群樹之歌〉將記憶比喻成百衲被,甚至在〈暗中〉描述:「記憶是活的,有些就讓它活在過去。」老師為何會以「雪佛」當作書名呢?

王:「雪佛」是我在聯合文學雜誌的專欄名稱,典故出自日本南北朝時期的吉田兼好法師所寫著的《徒然草》,它不但是一種對藝術的探討、一種面對人生的態度,也是記憶的本質。

三島由紀夫金閣寺》中有一段探討記憶的句子非常迷人:「過去種種的回憶,也許為數甚少,但卻有強韌的鋼發條,而且現在我們一接觸,發條就會立即伸長,把我們彈回到未來。」記憶不僅帶我們回到過去,也會展望未來;而人生在世,如露亦如電,記憶終將如「雪佛」般消逝,一切歸於虛無,但如果我們緊握這顆「鋼發條」去面對人生,是不是更能珍惜現實世界?

我在書寫《雪佛》與《大風吹:台灣童年》時都擁有相似的過程,儘管這些記憶如電影畫面般深刻,但當我寫下成篇,發表印成紙本後,記憶在那一瞬間竟然離我而去,如同埋在地底的文物,出土後就氧化了。

心理學上有一種認知偏差叫「蔡佳尼克效應」,人類的大腦會對未完成的事情會不斷去記憶、補完、重塑,一旦完成之後,便會把它放下,這是出自生物的本能──原來記憶不完全是抒情的感受,而是人類的生物性讓我們腦袋不耗費過多資源進行的選擇。

我把這份記憶放進《雪佛》,就如同放進一個保險櫃,讓大腦挪出空間、讓人生的下半場能夠進行新的旅程。大腦在完成記憶之後,記憶也完成了我;雪佛消失了,但身為主體的我依舊沒有消逝,我只是把人生安放之後,去更遠之處凝視繁花。書寫是一種記憶的斷捨離,「細節」在完成之後反而褪出自己的大腦,容納人生更多的事物。

《雪佛》收錄了與琦君多年通信的全紀錄,描繪出與隔代作家最純粹真摯的友誼。

曹:老師寫作數十年,在一次次回首過往時,有沒有哪些細節逐漸變形,變成曖昧不明,甚至是昇華到自我懷疑的地步?

王:在梳理記憶的過程之中,我能感受到向田邦子所說的:「記憶就像老鼠砲,點起來就不知道會噴到哪去。」更有趣的是,同樣是寫30年前發生的某件事,所處的時空不同,細節與距離感會有很大的差異。

我30歲時,寫父親充滿了負面情緒,因為我還充滿埋怨;而當我到了四十幾歲,到了父親當年對待我的年紀時,我觀看父親的角度突然就如同兄弟,看當年的自己就如同看待孩子,更能體會其中幽微的心情——前者就像站在河中央,任憑情緒沖刷我的心靈;後者則是在遠方凝視河流,讓眼睛接受時間帶來的波光。

記憶召喚回來,又引發了其他記憶,它彷彿是個活體,驅動著我的身軀。我容許記憶產生質變,因為書寫記憶並不是回到現場,而是讓內心情感產生變化。

曹:《雪佛》收錄了與琦君多年通信的全紀錄,讀完令人熱淚盈眶。老師國中時期便與琦君通信,許多年後,自己是否也有像當年的您與琦君一般,與晚輩互相通信的友情?在如今通訊軟體多元的年代,老師是如何看待現代的「寫信」呢?

《雪佛》走過破壞與重生的八○年代、喧囂浮華的九○年代——跌倒了就爬起來前行,始終懷抱希望。

王:這些通信主要在1983-2002年,剛好也是《雪佛》處理的年代,我想為記憶做一個訂本——用書寫給記憶一個訂本,為這些信件與文字做完善的處理。在我的心裡只有長輩,沒有晚輩。因為只要區分長幼,便會有幽微的道德制約;網路崛起之後,我與「年輕的朋友們」幾乎都在網路上互動,這讓我感受到,世界真的是「平」的。值得尊敬並不與年紀有關,大家都擁有獨立的思想,文字都該被重視與尊重。

剛開始出書時,也有讀者寫信給我,我相信那是一種「若有人寫出一封信,那他也是在等一封信」的心情。但我慢慢地沒在寫信了,以前收到信可以半個月再回,但現在的訊息軟體讓訊息交流快了數百倍,甚至在社交媒體上,只有五天沒貼文就會被朋友當作失蹤人口。文字媒介改變了,訊息的字詞越來越短促,沒辦法像以前寫一篇小短文,但只要有人寫信給我,我也會站在「他會想收到回音吧」的心情花時間回信——我儘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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