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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寫不進報導、塞不進正文的「文學」——房慧真《草莓與灰燼》

【讀到哪、就在那】邊過活邊讀書這回事,像是拿一本小冊子當書籤、 夾在一樁大故事裡面。且生命與文學,往往相互參照。 作為一個總是離題的人,文學與社會、 書寫與閱讀是四個等重的營釘,在鬆軟的時間中定位, 維繫生命的骨架。因生活惴惴不安時,讓隨身在側的書本告訴自己: 讀到哪、就在那。

無論怎樣的文體,單一視角的敘事總是危險的。寫散文的一種困境常在於:寫自己太無關痛癢、寫他人又怕過度想像。

作為一個未經敘事訓練的寫作素人,我借鏡非虛構文本的緣由有二:一來透過觀點的濾鏡,得以窺見其中一種世界;二來臨摹好的紀錄語言,得以戒除第一人稱與形容詞,意識到許多時候在這世界,是先有了故事,才有了命名。

讀非虛構書寫,我訝異於書寫者步入田野的義無反顧。他們可以上街:米契爾.杜尼爾為寫《人行道》,七年長駐紐約第六大道;而後黃克先長時間以公園為家,以《危殆生活》講述街友的無家者生活。她們亦能潛水:白曉紅為《隱形性產業》應徵性產業接待女侍;陶曉嫚為《我拿青春換明天》折返茶室與摩鐵。

為了看見,要把自己打得夠開,接著為了傳聲,還得喊得夠遠。而書寫時常近似於攝影,如桑塔格所言,要把事件定格為記憶單位。基於語言的力量,手執少數人所謄寫的世界,觀看與被觀看者自然要用力去批評紀錄者的動機與姿勢,然而我也經常想像一切過程中,事件的重量如何在紀錄者身上壓縮。

人們急著詢問別人看見了什麼,卻鮮少留心誰在哪裡如何看見。關於非虛構書寫,我長年在尋找一種敘事,想在以他人為題的文本裡,看見提筆書寫的自己。當年我因房慧真《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而為報導動情,近日又因她的散文新冊《草莓與灰燼》,找到媒體紛擾年代的定心丸。

讀《草莓與灰燼》,是與房慧真安靜對望,看著她的眼睛,並從瞳孔看見裡頭映射的世界。薄短精悍一冊隨筆,她寫家族、生活、旅行與歷史傷痕。但所有故事,必先從自己的房間出發:延續父親源自婆羅洲的跋涉,在城南抓周長大,讓文學啟蒙、以報導落地,並「在奧德賽的旅程中,顛簸、搖晃、些微碰撞。」讓尖石磨去銳角,宛如滾石,行經社會畸零處的裸命。

我酷愛她並不為寫而遠行,而是在漫步中保持觀察的眼睛:既寫身穿瑜伽褲的永恆少女,也寫拾荒者頸上的珍珠鏈。且不要任何大眾的標籤、不引一點政治正確的詞彙,在房慧真的筆下,每個人的等待與存在皆等重。

而《草莓與灰燼》亦是房慧真給自己的職能治療。她坦言:「語言毒素滲透語言,往往不知不覺,且比其他實體的事物更持久。」作為以字為業的報導者,她不避諱談報壇即沙場:「我總是回到這個『進步』的世界裡,才能察覺到人類極大的惡意。」(頁65)

〈戰廢品〉一文,寫《壹週刊》一四九〇天工作誌,她「生還且倖存,卻絲毫不純真、善良,也一點都不無辜。」文學院走出的娛樂媒體記者,怎會淡忘漢納・鄂蘭所說的「平庸之惡」,隨意地塑造角色、不顧脈絡要求觀者動情?可是難道社會醜惡面目便不叫真?

她早在《記者》一書寫過:「善與惡,美與醜,髒與淨,就像這個複雜的世界一樣,從來是並存的。」而在〈草莓與灰燼〉這堂倫理課上,我們走訪猶太集中營與納粹的花園,辨認花園裡莓果上的灰燼,原來是焚化爐飄出的猶太骨灰,對與錯無絕對辨明,善與惡卻確實比鄰而居。指認善惡能讓歷史不覆轍,但心懷憐憫而不忍直視,卻是道德的無限上綱。

讀《草莓與灰燼》,我以為純文學與獨家報導並非天秤兩端,真實深切的書寫,能讓讀者看見更廣而非更好的世界,如同卷末〈代跋〉房慧真的自白:「那是寫不進報導、塞不進正文,一團無以名狀的什麼,我想那是『久違』的文學⋯⋯」當我們誠實戴上觀看的眼鏡,停止為故事尋找標題,他人的世界並不遙遠,有那麼一種真實的敘事,包含了一切無從歸類的畸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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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瞳

許瞳

一九九九年出生的台北女生,經常在散步,疲乏時則看書與電影。曾出版散文集《裙長未及膝》、《刺蝟登門拜訪》,記錄新世代的城市觀察。關注Z世代創作力,共同創辦《不然呢Brand New》青年文集。除了中文書寫,也透過英日翻譯將故事轉印為不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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