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連假片單推薦：為什麼我們需要轉型正義電影？從《世紀血案》爭議看12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片單

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源於在大稻埕查緝私菸引起的警民衝突，隨後迅速演變為全台民眾對國民政府貪腐與濫權的抗暴行動。國家機器的武力鎮壓讓無數台灣菁英與平民百姓命喪槍下，更為這片土地開啟了長達數十年的戒嚴與白色恐怖時期。

為什麼我們還需要談論二二八？

轉型正義的核心，在於勇敢面對過去的國家暴力，釐清加害者責任並修復社會集體創傷。沒有真相的揭露，所有的和解都將淪為空談。

近期引發軒然大波的《世紀血案》，正是在未獲家屬同意的狀況下，輕率將林義雄家的歷史悲劇搬上銀幕。這起爭議提醒我們，攝影機是一把雙面刃。面對尚未完全癒合的集體創傷，任何缺乏扎實田野調查與同理心的影像創作，都可能對受難者家屬造成二次傷害。真正的影像敘事需要極大的克制與溫柔。

回顧台灣影像史，仍有許多創作者用嚴謹的鏡頭，接住了那些掉落在體制縫隙裡的靈魂。以下梳理12部重量級影視作品，期盼讀者能在此刻，從影像中尋找面對歷史的勇氣。

解嚴後的歷史回望：直視二二八與威權創傷的經典國片

1.《悲情城市》(1989)

一九八九年，解嚴令才剛頒布兩年，台灣社會的空氣裡還殘留著警備總部的肅殺氣味。在那個多數人仍不敢大聲談論政治的時刻，侯孝賢導演交出了《悲情城市》，不僅抱回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更重要的是，它讓二二八事件首度以具體的影像，大白於台灣主流社會的眼前。

電影沒有刻意操弄血腥衝突，而是將敘事收攏在基隆林家四兄弟的家族興衰上。透過流氓、商人、知識份子的不同命運，精準勾勒出政權更迭下，台灣本土社群所面臨的文化衝擊與生存悲劇。其中最神來一筆的設定，莫過於梁朝偉飾演的四弟林文清。身為一名聾啞的照相館攝影師，他聽不見時代的狂飆，也無法開口辯駁，這個角色成為當時台灣社會集體「失語」狀態最痛楚的隱喻。

故事最後照相館空無一人，只留下洗好的黑白相片，無聲替一個被抹除的世代作證。

延伸閱讀：讓我們回到1989年《悲情城市》拿下金獅獎的那一夜

2.《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

如果要談論國家暴力如何摧毀一個人的靈魂，楊德昌的這部巨作給出了最冷靜也最殘酷的解答。這部長達近四小時的電影裡，幾乎看不見刑場，也沒有血肉模糊的政治犯，但六〇年代白色恐怖的窒息感，卻如同一張無形的巨網，死死罩著台北的天空，也罩著建國中學那個原本單純的少年小四。

故事改編自真實的未成年殺人案，但在楊德昌的鏡頭下，這不僅是一則青春情殺事件，更是一份宏大卻冷酷的社會病理報告。

電影細膩刻劃了外省移民在戒嚴時期的流離失所與極度缺乏安全感。大人們面對秘密警察的暗夜盤查、隨時可能被羅織罪名帶走的恐懼，悄悄滲透進了家庭與校園。當小四的父親從警備總部經歷疲勞轟炸、精神崩潰地回到家後，那個曾經堅守原則的知識份子徹底死去了，而小四對這個世界的理想也隨之粉碎。

3.《超級大國民》(1994)

這部電影裡有一顆極其著名的鏡頭，足以名列台灣影史最震撼人心的畫面之一。由柯一正飾演的讀書會成員陳政一，前往刑場時雙手高舉，比出數字二一手勢，手勢背後代表的是「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的數字。

萬仁導演在九〇年代初交出這部作品，可說是台灣電影直面白色恐怖最尖銳的先驅。由林揚飾演的許毅生在五〇年代政治案件中，因為承受不住嚴刑拷打，供出了摯友的名字，導致對方命喪馬場町。出獄後的他，將自己囚禁在安養院裡，直到生命盡頭才決定踏上尋找摯友墓穴的贖罪之旅。

4.《天馬茶房》(1999)

把時間倒轉回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的前夕，當時的台灣社會究竟是什麼模樣？林正盛導演退了一步，沒有直接從流血衝突切入，而是將舞台搭建在大稻埕一間充滿文藝氣息的「天馬茶房」裡，用極度鮮活、甚至帶點浪漫色彩的庶民生活，來反襯即將到來的巨大悲劇。

在這裡，有從日本時代過渡到國民政府統治的本土知識份子，有懷抱著新劇夢想的熱血青年，也有只想安穩過日子的底層小人物。電影生動地捕捉了台灣人在光復初期，那種從滿懷期盼、歡欣鼓舞，到遭遇劇烈文化衝突、語言隔閡與官員貪腐後，逐漸轉為憤怒與幻滅的心理過程。當劇中男女主角還在憧憬著未來，現實的查緝私菸槍聲卻無情地在大門外響起，青春與夢想瞬間被時代的巨輪碾碎。

要落實轉型正義，我們不能只停留在對傷亡人數的統計，或是對鎮壓結果的哀悼。這部電影提供了一個極佳的切入點，逼著我們回到這片土壤，去理解當時的社會氛圍，真切地感受本土意識是如何在各種荒謬與挫折中，被迫用最慘烈的方式覺醒。失去這些歷史脈絡，我們就無法真正同理那一代台灣人的集體創痛。

填補官方檔案的空白：聚焦女性政治犯與草根抗爭的影視作品

5.《春天-許金玉》(2002)

紀錄片的重量往往在於它不需要任何戲劇化的編排，光是看著一個人在鏡頭前呼吸與說話，就足以讓人感受到歷史的千斤重擔。

曾文珍將鏡頭對準了曾被囚禁長達十五年的女性政治犯許金玉。五十年代她只是一名平凡的台北郵局女工，因為參與罷工與讀書會，在最燦爛的二十一歲被逮捕隨後送往綠島。十五年的歲月全數耗盡在孤島的鐵窗裡。電影裡出現的許金玉已經是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奶奶。

令人毛骨悚然的往事從她口中說出時竟沒有太多嘶吼與仇恨，反倒透著一種歷經極度殘酷後沉澱下來的驚人豁達。出獄後的她晚年積極投入勞工運動。看著她佝僂卻堅定的背影，證明了國家暴力永遠無法擊潰一個靈魂對生活最純粹的熱望。

6.《牽阮的手》(2010)

愛情與革命似乎是電影裡永恆的命題，在莊益增與顏蘭權耗時五年完成的這部紀錄片裡，這兩者有了最真實的交集。電影從田朝明與田孟淑這對戀人的私密情史切入，他們相差十六歲，在保守的五十年代私奔相戀。這份叛逆似乎也預告了他們日後將與整個國家的威權體制對抗。

這對夫妻的生命軌跡幾乎就是半部台灣民主運動史的縮影。從戒嚴時期的風聲鶴唳、震驚社會的林宅血案，到鄭南榕為了爭取言論自由而自焚，田醫師與田媽媽始終緊緊牽著彼此的手走在街頭抗爭最前線。

導演巧妙地將歷史檔案畫面與兩人私密的家庭錄像剪接在一起。在日常的鬥嘴中，我們看見的不是悲情的受難者，而是兩個擁有獨立意志的靈魂。當田醫師晚年中風臥床，田媽媽依然在病榻前輕聲為他唱著兩人年輕時的定情曲。

7.《流麻溝十五號》(2022)

長久以來關於白色恐怖的敘事往往由男性政治犯的視角主導。周美玲首度將目光聚焦於一九五〇年代，那些被送往綠島進行思想改造的女性受難者，終於為台灣電影補上了這塊缺失的拼圖。

電影裡的綠島，美麗的海景與嚴酷的勞改營形成強烈對比。在這裡女學生、年輕母親與充滿理想的護士被迫換上囚服，剝奪了名字化為一個個冰冷的編號。有人因為替男友藏匿禁書而入獄，有人只是因為會畫畫就被羅織入罪。電影極度細膩地刻畫了女性在極權壓迫下特有的處境。她們在夾縫中互相扶持，為了保護難友而展現出令人動容的勇氣。面對審訊與死亡的威脅，她們依然試圖在絕境中捍衛身為人的最後一絲尊嚴。

片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幕，是女死刑犯們在被押赴刑場前被要求拍下最後的相片，那些定格的燦爛笑顏成了對殘酷政權最無聲的控訴。

延伸閱讀：那些憤怒與悲傷，我們也試著溫柔地訴說——專訪《流麻溝十五號》導演周美玲&原著曹欽榮

8.《鹽水大飯店》(2024)

「鹽水大飯店」這個帶點黑色幽默的劇名，其實是當年政治犯對看守所的苦澀自嘲。在那個物資極度匱乏、審訊極度殘酷的牢房裡，犯人們往往只能以鹽水拌著白飯，強行嚥下無盡的恐懼。

這部影集以農運先驅戴振耀的青春歲月為原型，將時空背景拉到了七〇年代的美麗島事件前後。不同於許多聚焦於都市知識份子的歷史劇，本劇把鏡頭轉向了台灣南部的農村。劇中的主角們是一群每天與泥土為伍的草根青年，他們有著對土地最純粹的熱愛，以及對不公不義最直覺的憤怒。為了爭取應有的生存權益，他們無懼於警總的威嚇，走上街頭，最終被關進了牢籠。

影集裡沒有完美無瑕的英雄，只有會害怕、會退縮，卻又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平凡人。它把那些在歷史課本裡經常被濃縮為短短一行的黨外運動，還原成一個個有血有肉的真實生命。

走入年輕世代的視野：用驚悚、喜劇與VR轉譯轉型正義的當代新作

9.《第六十九信》(2016)

當歷史的檔案庫裡找不到被害者的聲音，創作者該如何敘事。

林欣怡交出了一份極具實驗性卻也痛徹心扉的答卷。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受難者施水環在獄中寫下了六十八封家書。在這些信件裡，她字字句句掛念著母親的健康與生活瑣事，對自己遭受的殘酷刑求與即將到來的死刑隻字未提。導演沒有找演員來重現施水環的生平，以實驗錄像的手法替她虛構了那封永遠無法寄出的第六十九信。

電影抽離了傳統的敘事線，畫面充滿粗糙的膠卷刮痕、模糊的風景疊影與斷裂的噪訊。音軌裡女聲以平靜的語調朗讀著真實家書，背景卻襯著令人極度焦慮的環境音。前衛的美學形式精準傳達了政治犯在極權碾壓下的失語狀態，將隱藏在六十八封平淡家書背後的巨大恐懼徹底釋放，逼著觀看者直接用感官去承受那份無法言說的歷史重量。

10.《返校》(2019)

將白色恐怖的肅殺具象化為校園裡的魑魅魍魎，徐漢強改編自同名電子遊戲的《返校》做了一次極為成功的類型突破。

它披著心理驚悚與校園鬼片的外衣，骨子裡卻是在直球對決台灣歷史中最幽暗的一頁。翠華中學裡那無盡的雨夜、徘徊的提燈鬼差以及掛滿白布條的恐怖禮堂，精準捕捉了戒嚴時期那種隨時會消失的社會氛圍。張明暉老師與方芮欣之間的禁忌情感，以及地下讀書會裡那些因為傳抄幾本禁書就面臨死罪的青春臉孔，在灰暗的色調中顯得無比脆弱。電影最核心的台詞「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直直刺中台灣社會多年來對集體創傷的逃避心理。

《返校》將嚴肅且具門檻的歷史議題，成功轉譯為年輕世代能夠消化的流行文化符號，留下活下去記住我們的沉重囑託。

11.《無法離開的人》(2022)

我們觀看歷史的方式往往帶著安全的距離感。陳芯宜的這部 VR 電影徹底擊碎了這道防線，將觀眾的身體直接帶到了五十年代綠島的政治犯牢房裡。

戴上頭戴式顯示器，你身處在一個擁擠且陰暗的空間。眼前那些以一比一比例呈現的受難者彷彿觸手可及。他們看著你的眼睛，低聲訴說著那封永遠寄不出的遺書，訴說著對妻子與孩子的無盡思念。當看守的軍警在身後走過，皮靴聲在耳邊響起，你甚至會忍不住想要屏住呼吸。虛擬實境的沉浸感讓威權體制的壓迫瞬間變得極度貼身。片中蠟像館裡的受難者雕像突然擁有了生命，時間的界線在那一刻徹底模糊。片名無法離開的人，指的包含那些在獄中喪生的受難者，也涵蓋那些被悲傷困住的遺族。

當你脫下頭顯回到現實世界，那種被歷史幽魂凝視的戰慄感依然會長久停留在皮膚上。

延伸閱讀：戴上VR，回到白色恐怖時的暗暝——陳芯宜《無法離開的人》

12.《大濛》(2025)

以喜劇見長的陳玉勳，在處理白色恐怖這個極度沉重的題材時，開創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徑。

一九五四年，一個單純的嘉義少女阿月，為了替遭槍決的哥哥育雲收屍，踏上了一趟前往台北的公路旅程。沿途中，她遇見了形形色色的底層邊緣人，包含來自廣東的退伍車伕趙公道。導演保留了他標誌性的草根幽默，沒有過度渲染刑場的血腥，也沒有採用聲嘶力竭的控訴。他把鏡頭對準了那個大時代裡，最微小且無能為力的小人物。在嚴密的特務監視與死亡的陰影下，這群素昧平生的人們，卻因為一份純粹的同理心而互相扶持，交織出一段荒謬卻又痛徹心扉的故事。

當殘酷的時代背景與底層的幽默碰撞在一起時，反而更凸顯了國家暴力的荒謬。少女一路上面對官僚的刁難，只想帶回哥哥遺體的單純願望，在體制面前顯得如此奢侈。

延伸閱讀：《大濛》金馬獎5冠大贏家！導演陳玉勳重返1950年代，方郁婷、柯煒林演繹白色恐怖下的動人故事

我們再次回到最初的提問：為什麼台灣社會需要轉型正義的影視作品？

官方解密的檔案往往只有冰冷的判決書與受難者名單，歷史課本裡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有時也單薄得難以讓現代人產生共鳴。影像創作正好補足了這段空白。當我們看著鏡頭裡《悲情城市》的無聲抗議，看著《大濛》少女為兄長收屍的顛沛流離，或者透過《牽阮的手》見證田朝明夫婦一輩子的守候，那些遙遠的歷史瞬間就長出了具體的溫度與血肉。

推動轉型正義從來不輕鬆，揭開傷疤必然伴隨著社會陣痛，經常有聲音質疑，為什麼要不斷重提過去的悲劇？

迴避與遺忘並不能帶來真正的和解。

這些電影與影集存在的最大意義，是替那些來不及發聲、甚至被國家機器強行消音的人們，留下他們曾經真實存在過的證明。影像拉近了世代的距離，讓沒有經歷過威權統治的我們，能用同理心去承接前人的苦難。

在這個二二八連假，撥出兩個小時的時間，挑選一部片單中的作品坐下來好好觀賞。記住這些故事，直視這座島嶼曾經歷的幽暗歲月，正是我們每一個人，為台灣走向和解與未來，所能付出最踏實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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